圣战——天体物理学家对宗教的深思

尼尔•迪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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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有关宇宙的公开演讲中，我都试着留出充足的提问时间。提问话题的顺序是可以预见的。首先是与演讲直接相关的问题，接着是富有吸引力的天体物理学的话题，如黑洞、类星体、宇宙大爆炸。在回答完所有提题后，如果我还有足够时间，同时，演讲是在美国举行的，提问的话题最终会涉及上帝。 比较典型的问题有：科学家信仰上帝吗？你信仰上帝吗？ 研究天体物理学，是否影响你对宗教的信奉？

出版商已经意识到，有关上帝的话题，尤其当作者是一位科学家，当书名并列包含着科学和宗教两个主题，会带来巨大的收益。畅销书有：罗伯特•加斯特罗（Robert Jastrow）的《上帝与天文学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利昂•莱德曼（Leon M. Lederman）的《上帝粒子》（The God Particle）、弗兰克•提普勒（Frank J. Tipler）的《灵魂物理学：现代宇宙论、上帝及死者的复苏》（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 Modern Cosmology, God,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以及保罗•戴维（Paul Davies）斯的两本著作《上帝与新物理学》（the New Physics）、《上帝的心智》（The Mind of God）。这些作者是有造诣的物理学家或天文学家，而且他们的著作并不是严格的宗教著作，他们鼓励读者让上帝加入天体物理学的讨论。以至于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一名达尔文的拥护者和虔诚的不可知论者，他的著作《时代之石：生命中充满科学与宗教》（Rocks of Ages: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也加入了这种书名展示中。这些出版著作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收益，暗示着如果你是一位公开谈论上帝的科学家，那么你就能从美国公众那儿获得经济收益。《灵魂物理学》暗示着，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后，物理法则是否允许你以及你的灵魂长时间存在。在出版《灵魂物理学》后，提普勒的演讲集收录了许多面向新教徒宗教团体的的收益可观的演讲。由于坦普顿（Templeton）投资基金创始人，约翰•坦普顿（John Templeton）先生努力寻找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和谐一致，近年来这一赚钱的子行业更加兴旺。除了赞助有关这一主题的研习会和讨论会，坦普顿广泛公开地在接受赞助者中寻找对宗教友好的科学家，为他们提供年度奖金，奖金价值超过了诺贝尔奖金。

毫无疑问，正如人们当下所尝试的，科学与宗教之间并没有共通之处。历史学家，时任科内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D. White）在《科学与基督教神学斗争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十九世纪分册中详尽记录了，历史所展现出的宗教与科学之间长久却尖锐的关系，这是一种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统治者的关系。科学命题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而宗教命题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这是两种获取知识的不同途径，是相互矛盾的两种途径。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这个阵营相遇，就会引发无休止的争论。如同有关人质的谈判一样，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让彼此互相交流。早期，因为缺少使双方达成一致的尝试，教会并没有发生分裂。从公元二世纪的克劳迪亚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到公元十七世纪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强烈的科学意识赋予他们不可思议的才智，他们试图从宗教著作记载的言论和哲学中，推导出宇宙的本质。事实上，与物理学法则相比，牛顿一生撰写更多有关上帝和宗教方面的东西，这些撰写全部是用圣经年代学理解和阐释自然世界事件的徒劳尝试。如果任何一项尝试成功了，今天科学与宗教多半将无法分辨。

我的立场很简单。我至今都在等着一个从宗教文献中直接或间接推论出的有关自然界的成功预言的出现。我其实可以用更加强硬的态度来陈述：只要人们用宗教文献对自然界做详细预言，就会犯下非常明显的错误。对于预言，我的理解是，一个在事件发生前已经做出的，有关自然界未经检验物体或现象的行为的精确表述。如果你的模型只能在事情发生后进行预言，那你最好把它叫事后预言（postdiction）。这种预言是多数有关创造物种的神话，当然也是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假设的故事的精髓，其中对日常现象的解释就是说明一下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打儿这种事后预言都无法与一个成功预言相等值。

占据预言榜首位的是不断出现的有关世界何时灭亡的断言，但其中没有一个被证实。但其他断言和预言实际上却使得科学停滞不前或是退步。我们发现，对伽利略（Galileo）的审判（我倒是支持对“至福一千年”进行审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证，伽利略提出了不同于天主教会主流观点的解释宇宙的方式。然而，为了做到对宗教裁判所公平合理，地心说制造了许多可以观测到的认知。利用丰富的周转圆理论来解释行星逆所属恒星运行的特殊运动，历史悠久的的地心说未曾与任何的已知观察相冲突。在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宇宙日心说之后的一个世纪，地心说仍被认为是正确的。地心说还与天主教会的教义以及《圣经》的主流解释保持一致，如同《创世纪》开始几节所描述的，地心说也认为，地球是明显先于太阳和月球之前被创造出来的。如果你是第一个被创造的，那么你就必须是所有运动的中心。你还能在其它地方吗？此外，太阳和月球本身还被假设成为表面平滑的天体。一个完美、无所不知的神为何还要创造其他事物。

随着望远镜以及伽利略对宇宙的观测，一切必然发生变化。新的光学仪器所揭示的宇宙外貌，与人们已有的地心说、无污点、神圣的宇宙观念有着强烈冲突，如：月球表面是崎岖不平、；由岩石形成的；太阳表面有移动着的斑点；木星有围绕自己而不是地球行的卫星；金星同月球一样，具有周期性的位相变化。由于伽利略的极端发现对基督教界构成了威胁，他们对伽利略进行了审判，认为伽利略犯有异教之罪，并判处监禁。但与修道士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遭遇相比，这应该是比较轻的惩处。几十年前，布鲁诺因为提出地球并不是唯一有生命实体的星球，被认为犯有异教之罪，并被绑在树桩上烧死。

我并不想暗示有能力、准确遵循科学方法的科学家就不会犯明显的错误。他们也会犯。多数对新领域的科学断言由于根本性错误或不完整的数据最终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这种在智力所能达到范畴进行探究的方法，同样促进了思想、观念和预言性理论（也许是极其正确的）的进步。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项事业与破译宇宙的轨迹和规律一样成功。

科学有时候会被指责为封闭、固执的事业。当看到科学家想都不想就对占星术、神秘北美野人的发现以及其他与人类利益相关但却违反双盲试验原理或缺乏可靠证据的领域表示质疑时，人们经常会做出这种指责。但是，专业调查杂志发表的很平常的科学断言同样会遇到类似的质疑。当犹他州化学家斯坦利•庞斯（B. Stanley Pons）和马丁•弗莱许曼（Martin Fleischmann）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他们在实验室实现冷核聚变反应时，看看发生了什么。科学家们即刻有所行动，并表示质疑。这一声明发表之后的数日内，无人可以复制庞斯和弗莱许曼试验所取得的冷巨聚变结果。庞斯和弗莱许曼的工作立刻被停止。对每一项新的科学声明而言，几乎天天都会遇到与此类似的事情（不包括新闻发布会）。 那些能引起轰动的事情往往是对经济发生影响的事情。

由于科学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怀疑精神，当获悉科学家给予那些发现已有模型瑕疵的人以巨额的奖励和极高的荣誉时，有些人会感到非常惊讶。同样的奖励还被授予那些提出新的了解宇宙的方法的人。几乎所有著名的科学家，终生都受到极大的赞颂。获取专业领域成功的道路，与获取其他成功，特别是宗教成功，有着本质区别的。

这并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最近，有关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人员宗教信仰的调查显示，65%（比例最高）的数学家、22%（比例最低）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表示自己有宗教信仰。全国所有科学家中，有宗教信仰的平均约占40%，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一比例没有多大改变。据有关资料显示，90%的美国公众表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一比例在西方社会占居首位），或许那些不信教的人被科学所吸引，或许研究科学会使人不那么信教。

但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又是什么情况呢？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成功的研究者无法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发现科学。与此同时，科学研究方法对伦理、灵感、道德、美、爱、恨或美学，是没有多大或根本没有作用的。这些是高尚生活的必要元素，是几乎所有宗教的核心内容。对许多科学家而言，不存在利益冲突就是全部意义所在。

当所看到的超出已有知识范围，感觉最大程度的惊讶，必须保持最为低微的态度时，科学家就会谈论上帝，祈求上帝的保佑，这是他们的典型做法。有许多这方面的例证。在用自然哲学解释行星运动的时代里，托勒密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基于宗教权威的认知，他写道：“当我享受探究天上的物体来来回回转圈的乐趣时，我无法再用双脚感触到地球。我站在了宙斯的面前，饱尝了神仙的食物。”写这段话，托勒密并没有因水银在常温下是液体，或掉下的石头会径直落到地上而流泪。当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现象的时候，这些现象就无法通过科学的视角进行研究。

在13世纪，明智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阿方索十世Alfonso X），同时他也是一名有成就的院士，却因无法理解托勒密复杂的周转圆理论感到沮丧。不像托勒密表现的那样低微，阿方索陷入深思之中，“如果我能够发现这些，我一定会给出一些有助于更好地探究宇宙秩序的有价值的线索。”

1687年，艾萨克•牛顿在名著《自然哲学中的数学法则》（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中表示，他新近发现的平衡力定理，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是大小相等的，无法在多行星之间建立一个稳定的绕行系统，对此他感到很遗憾。由于这种不稳定性，行星可能会撞向太阳或完全偏离出太阳系。由于担心地球和其他行星的最终命运，牛顿祈求上帝给予力量，祈求一种不确定重建力量，来维持太阳系长期存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找到了研究地心引力的一种数学方法，并发表在他的四卷册论文集《天体力学》（Celestial Mechanics）中，使牛顿的平衡力定理可以适用于象我们所处太阳系一样的复杂星系。拉普拉斯指出，我们的太阳系是稳定的，根本不需要神的帮助。当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就书中没有提及宇宙的创造者这个问题提出质疑时，拉普拉斯回答说：“我根本不需要那种假设。”

由于完全理解阿方索国王因无法理解宇宙而感到沮丧的心情，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给一所大学的信中写到，“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他的根本错误，无法让我们用简单易行的方法理解这一事实。”当爱因斯坦无法计算出一个宿命论的宇宙如何或为什么会符合量子力学的概率论时，他陷入深思，“我们很难偷看到上帝的记事薄。但上帝可能是挑选了掷骰子这种方法来创造世界……对这些事，我一时间还无法相信。”爱因斯坦在实验中有了新的发现，如果正确，将推翻他有关地心引力的新理论，爱因斯坦写到：“上帝是难以捉摸的，但并不没有恶意。”丹麦物理学家尼里斯•波尔（Niels Bohr），与爱因斯同时代的科学家听到众多爱因斯坦对上帝的评论后，表示爱因斯坦应该停止告诉上帝如何去做。

今天，人们很少听说，天体物理学家被问及所有物理学法则是从何而来的，或宇宙大爆炸前是什么样时，会祈求上帝给予帮助（可能一百个人才会有一个）。正如我们所能预料的，这些问题都属于现代宇宙发现的范畴，但目前我们可利用的数据和理论是无法获得答案。单一些有意义的观念，比如暴胀宇宙论和玄理论已经出现了。这些观念最终会给我们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时缩小令我们们感到敬畏的领域。

我的个人观点是完全注重实效的，一定程度上与伽利略有着共鸣。据相关记载，伽利略在审判中说：“《圣经》告诉你如何进入天堂，而不是天堂是怎样运转的。在1615年给尊贵的托斯卡纳公爵夫人的信中，伽利略进一步写到：“依我看，上帝写了两本书，第一本是《圣经》，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他们有关价值和道德问题的答案。第二本是有关自然的书，让人们通过观察和实验解答自己有关宇宙的问题。”

我只是依照有效果的方法行事。能起到效果的做法就是科学方法中所包含的健康怀疑精神。请相信我，如果《圣经》曾显示出是科学答案和科学解释的肥沃土壤，我们就会每天研究挖掘《圣经》以获得宇宙发现。然而，我有关科学灵感的词汇很明显与有关宗教信徒的词汇相重合。就象托勒密一样，在有规律的宇宙面前，我变得很低微。当我遨游于宇宙之中，用笔写着物理法则，或在山顶的天文台眺望无边无际的天空时，我无比钦佩它的壮观。但我也非常清楚，也非常认可，提出一个超越所处时期的上帝，可以宽恕集体的无知。当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变得足够丰富，我们将不需要这种假设的一天终将到来。

发布时间：2010-8-30 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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