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戰——天體物理學家對宗教的深思

尼爾•迪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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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每一個有關宇宙的公開演講中，我都試著留出充足的提問時間。提問話題的順序是可以預見的。首先是與演講直接相關的問題，接著是富有吸引力的天體物理學的話題，如黑洞、類星體、宇宙大爆炸。在回答完所有提題後，如果我還有足夠時間，同時，演講是在美國舉行的，提問的話題最終會涉及上帝。 比較典型的問題有：科學家信仰上帝嗎？你信仰上帝嗎？ 研究天體物理學，是否影響你對宗教的信奉？

出版商已經意識到，有關上帝的話題，尤其當作者是一位科學家，當書名並列包含著科學和宗教兩個主題，會帶來巨大的收益。暢銷書有：羅伯特•加斯特羅（Robert Jastrow）的《上帝與天文學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利昂•萊德曼（Leon M. Lederman）的《上帝粒子》（The God Particle）、弗蘭克•提普勒（Frank J. Tipler）的《靈魂物理學：現代宇宙論、上帝及死者的複蘇》（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 Modern Cosmology, God,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以及保羅•戴維（Paul Davies）斯的兩本著作《上帝與新物理學》（the New Physics）、《上帝的心智》（The Mind of God）。這些作者是有造詣的物理學家或天文學家，而且他們的著作並不是嚴格的宗教著作，他們鼓勵讀者讓上帝加入天體物理學的討論。以至于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一名達爾文的擁護者和虔誠的不可知論者，他的著作《時代之石：生命中充滿科學與宗教》（Rocks of Ages: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也加入了這種書名展示中。這些出版著作在經濟方面所取得的收益，暗示著如果你是一位公開談論上帝的科學家，那麽你就能從美國公衆那兒獲得經濟收益。《靈魂物理學》暗示著，當你離開這個世界後，物理法則是否允許你以及你的靈魂長時間存在。在出版《靈魂物理學》後，提普勒的演講集收錄了許多面向新教徒宗教團體的的收益可觀的演講。由于坦普頓（Templeton）投資基金創始人，約翰•坦普頓（John Templeton）先生努力尋找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和諧一致，近年來這一賺錢的子行業更加興旺。除了贊助有關這一主題的研習會和討論會，坦普頓廣泛公開地在接受贊助者中尋找對宗教友好的科學家，爲他們提供年度獎金，獎金價值超過了諾貝爾獎金。

毫無疑問，正如人們當下所嘗試的，科學與宗教之間並沒有共通之處。曆史學家，時任科內爾大學校長安德魯•懷特（Andrew D. White）在《科學與基督教神學鬥爭的曆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十九世紀分冊中詳盡記錄了，曆史所展現出的宗教與科學之間長久卻尖銳的關系，這是一種取決于當時社會的統治者的關系。科學命題是建立在實證基礎之上，而宗教命題是建立在信仰基礎之上。這是兩種獲取知識的不同途徑，是相互矛盾的兩種途徑。無論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這個陣營相遇，就會引發無休止的爭論。如同有關人質的談判一樣，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讓彼此互相交流。早期，因爲缺少使雙方達成一致的嘗試，教會並沒有發生分裂。從公元二世紀的克勞迪亞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到公元十七世紀的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強烈的科學意識賦予他們不可思議的才智，他們試圖從宗教著作記載的言論和哲學中，推導出宇宙的本質。事實上，與物理學法則相比，牛頓一生撰寫更多有關上帝和宗教方面的東西，這些撰寫全部是用聖經年代學理解和闡釋自然世界事件的徒勞嘗試。如果任何一項嘗試成功了，今天科學與宗教多半將無法分辨。

我的立場很簡單。我至今都在等著一個從宗教文獻中直接或間接推論出的有關自然界的成功預言的出現。我其實可以用更加強硬的態度來陳述：只要人們用宗教文獻對自然界做詳細預言，就會犯下非常明顯的錯誤。對于預言，我的理解是，一個在事件發生前已經做出的，有關自然界未經檢驗物體或現象的行爲的精確表述。如果你的模型只能在事情發生後進行預言，那你最好把它叫事後預言（postdiction）。這種預言是多數有關創造物種的神話，當然也是盧迪亞•吉蔔林（Rudyard Kipling）假設的故事的精髓，其中對日常現象的解釋就是說明一下已經知道的事情。但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一打兒這種事後預言都無法與一個成功預言相等值。

占據預言榜首位的是不斷出現的有關世界何時滅亡的斷言，但其中沒有一個被證實。但其他斷言和預言實際上卻使得科學停滯不前或是退步。我們發現，對伽利略（Galileo）的審判（我倒是支持對“至福一千年”進行審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例證，伽利略提出了不同于天主教會主流觀點的解釋宇宙的方式。然而，爲了做到對宗教裁判所公平合理，地心說制造了許多可以觀測到的認知。利用豐富的周轉圓理論來解釋行星逆所屬恒星運行的特殊運動，曆史悠久的的地心說未曾與任何的已知觀察相沖突。在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宇宙日心說之後的一個世紀，地心說仍被認爲是正確的。地心說還與天主教會的教義以及《聖經》的主流解釋保持一致，如同《創世紀》開始幾節所描述的，地心說也認爲，地球是明顯先于太陽和月球之前被創造出來的。如果你是第一個被創造的，那麽你就必須是所有運動的中心。你還能在其它地方嗎？此外，太陽和月球本身還被假設成爲表面平滑的天體。一個完美、無所不知的神爲何還要創造其他事物。

隨著望遠鏡以及伽利略對宇宙的觀測，一切必然發生變化。新的光學儀器所揭示的宇宙外貌，與人們已有的地心說、無汙點、神聖的宇宙觀念有著強烈沖突，如：月球表面是崎岖不平、；由岩石形成的；太陽表面有移動著的斑點；木星有圍繞自己而不是地球行的衛星；金星同月球一樣，具有周期性的位相變化。由于伽利略的極端發現對基督教界構成了威脅，他們對伽利略進行了審判，認爲伽利略犯有異教之罪，並判處監禁。但與修道士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的遭遇相比，這應該是比較輕的懲處。幾十年前，布魯諾因爲提出地球並不是唯一有生命實體的星球，被認爲犯有異教之罪，並被綁在樹樁上燒死。

我並不想暗示有能力、准確遵循科學方法的科學家就不會犯明顯的錯誤。他們也會犯。多數對新領域的科學斷言由于根本性錯誤或不完整的數據最終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但這種在智力所能達到範疇進行探究的方法，同樣促進了思想、觀念和預言性理論（也許是極其正確的）的進步。在人類曆史中，沒有任何一項事業與破譯宇宙的軌迹和規律一樣成功。

科學有時候會被指責爲封閉、固執的事業。當看到科學家想都不想就對占星術、神秘北美野人的發現以及其他與人類利益相關但卻違反雙盲試驗原理或缺乏可靠證據的領域表示質疑時，人們經常會做出這種指責。但是，專業調查雜志發表的很平常的科學斷言同樣會遇到類似的質疑。當猶他州化學家斯坦利•龐斯（B. Stanley Pons）和馬丁•弗萊許曼（Martin Fleischmann）在新聞發布會上聲明他們在實驗室實現冷核聚變反應時，看看發生了什麽。科學家們即刻有所行動，並表示質疑。這一聲明發表之後的數日內，無人可以複制龐斯和弗萊許曼試驗所取得的冷巨聚變結果。龐斯和弗萊許曼的工作立刻被停止。對每一項新的科學聲明而言，幾乎天天都會遇到與此類似的事情（不包括新聞發布會）。 那些能引起轟動的事情往往是對經濟發生影響的事情。

由于科學家表現出如此強烈的懷疑精神，當獲悉科學家給予那些發現已有模型瑕疵的人以巨額的獎勵和極高的榮譽時，有些人會感到非常驚訝。同樣的獎勵還被授予那些提出新的了解宇宙的方法的人。幾乎所有著名的科學家，終生都受到極大的贊頌。獲取專業領域成功的道路，與獲取其他成功，特別是宗教成功，有著本質區別的。

這並不是說世界上不存在有宗教信仰的科學家。最近，有關數學和自然科學專業人員宗教信仰的調查顯示，65%（比例最高）的數學家、22%（比例最低）的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表示自己有宗教信仰。全國所有科學家中，有宗教信仰的平均約占40%，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這一比例沒有多大改變。據有關資料顯示，90%的美國公衆表示自己有宗教信仰（這一比例在西方社會占居首位），或許那些不信教的人被科學所吸引，或許研究科學會使人不那麽信教。

但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科學家又是什麽情況呢？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成功的研究者無法從他們的宗教信仰中發現科學。與此同時，科學研究方法對倫理、靈感、道德、美、愛、恨或美學，是沒有多大或根本沒有作用的。這些是高尚生活的必要元素，是幾乎所有宗教的核心內容。對許多科學家而言，不存在利益沖突就是全部意義所在。

當所看到的超出已有知識範圍，感覺最大程度的驚訝，必須保持最爲低微的態度時，科學家就會談論上帝，祈求上帝的保佑，這是他們的典型做法。有許多這方面的例證。在用自然哲學解釋行星運動的時代裏，托勒密不由自主地産生一種基于宗教權威的認知，他寫道：“當我享受探究天上的物體來來回回轉圈的樂趣時，我無法再用雙腳感觸到地球。我站在了宙斯的面前，飽嘗了神仙的食物。”寫這段話，托勒密並沒有因水銀在常溫下是液體，或掉下的石頭會徑直落到地上而流淚。當他並不能完全理解這些現象的時候，這些現象就無法通過科學的視角進行研究。

在13世紀，明智的西班牙國王阿方索（阿方索十世Alfonso X），同時他也是一名有成就的院士，卻因無法理解托勒密複雜的周轉圓理論感到沮喪。不像托勒密表現的那樣低微，阿方索陷入深思之中，“如果我能夠發現這些，我一定會給出一些有助于更好地探究宇宙秩序的有價值的線索。”

1687年，艾薩克•牛頓在名著《自然哲學中的數學法則》（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中表示，他新近發現的平衡力定理，即兩個物體之間的吸引力是大小相等的，無法在多行星之間建立一個穩定的繞行系統，對此他感到很遺憾。由于這種不穩定性，行星可能會撞向太陽或完全偏離出太陽系。由于擔心地球和其他行星的最終命運，牛頓祈求上帝給予力量，祈求一種不確定重建力量，來維持太陽系長期存在。一個多世紀之後，法國數學家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找到了研究地心引力的一種數學方法，並發表在他的四卷冊論文集《天體力學》（Celestial Mechanics）中，使牛頓的平衡力定理可以適用于象我們所處太陽系一樣的複雜星系。拉普拉斯指出，我們的太陽系是穩定的，根本不需要神的幫助。當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就書中沒有提及宇宙的創造者這個問題提出質疑時，拉普拉斯回答說：“我根本不需要那種假設。”

由于完全理解阿方索國王因無法理解宇宙而感到沮喪的心情，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給一所大學的信中寫到，“如果上帝創造了世界，那麽他的根本錯誤，無法讓我們用簡單易行的方法理解這一事實。”當愛因斯坦無法計算出一個宿命論的宇宙如何或爲什麽會符合量子力學的概率論時，他陷入深思，“我們很難偷看到上帝的記事薄。但上帝可能是挑選了擲骰子這種方法來創造世界……對這些事，我一時間還無法相信。”愛因斯坦在實驗中有了新的發現，如果正確，將推翻他有關地心引力的新理論，愛因斯坦寫到：“上帝是難以捉摸的，但並不沒有惡意。”丹麥物理學家尼裏斯•波爾（Niels Bohr），與愛因斯同時代的科學家聽到衆多愛因斯坦對上帝的評論後，表示愛因斯坦應該停止告訴上帝如何去做。

今天，人們很少聽說，天體物理學家被問及所有物理學法則是從何而來的，或宇宙大爆炸前是什麽樣時，會祈求上帝給予幫助（可能一百個人才會有一個）。正如我們所能預料的，這些問題都屬于現代宇宙發現的範疇，但目前我們可利用的數據和理論是無法獲得答案。單一些有意義的觀念，比如暴脹宇宙論和玄理論已經出現了。這些觀念最終會給我們提供這些問題的答案，同時縮小令我們們感到敬畏的領域。

我的個人觀點是完全注重實效的，一定程度上與伽利略有著共鳴。據相關記載，伽利略在審判中說：“《聖經》告訴你如何進入天堂，而不是天堂是怎樣運轉的。在1615年給尊貴的托斯卡納公爵夫人的信中，伽利略進一步寫到：“依我看，上帝寫了兩本書，第一本是《聖經》，人們可以從中找到他們有關價值和道德問題的答案。第二本是有關自然的書，讓人們通過觀察和實驗解答自己有關宇宙的問題。”

我只是依照有效果的方法行事。能起到效果的做法就是科學方法中所包含的健康懷疑精神。請相信我，如果《聖經》曾顯示出是科學答案和科學解釋的肥沃土壤，我們就會每天研究挖掘《聖經》以獲得宇宙發現。然而，我有關科學靈感的詞彙很明顯與有關宗教信徒的詞彙相重合。就象托勒密一樣，在有規律的宇宙面前，我變得很低微。當我遨遊于宇宙之中，用筆寫著物理法則，或在山頂的天文台眺望無邊無際的天空時，我無比欽佩它的壯觀。但我也非常清楚，也非常認可，提出一個超越所處時期的上帝，可以寬恕集體的無知。當我們所擁有的知識變得足夠豐富，我們將不需要這種假設的一天終將到來。

發布時間：2010-8-30 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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