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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邪教“易感人群”及邪教顺从策略分析——疫情期间反邪工作对策

 

一、邪教“易感人群”分析

人的需求,是各种类型宗教信仰(包括邪教)存在的内因。美国学者津巴多博士提出:“膜拜组织依靠什么吸引、招募或诱惑那么多的人自愿加入,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不同的个体需求和精神诉求而最终被精神控制。当某个利益团体的允诺满足我们的迫切需求时,我们才会加入他。”根据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从下到上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受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邪教团体正是抓住人未能满足的需求和无法达成的期望,通过受过专门培训的组织成员向其家人、朋友、同事、邻居、老师、同学等进行信徒招募。

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也是每个人都要需要满足的最基本的需要,因此几乎所有的邪教都利用人们对 于死亡的恐惧,编造“世界末日”的谎言,通过反复呈现洪水、地震、海啸、瘟疫、饥荒等灾难场景来唤起人们的恐惧感和依赖感,宣扬“末日审判”,唯有信仰其教义方能得救。每一次人类的灾难都被邪教看成宣教的机会,如非典疫情期间,各种邪教组织纷纷借机而动,大肆以“末日危机”的言论制造恐慌氛围。现在正值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的抗疫攻坚阶段,我们应警惕邪教组织利用疫情大做文章,借机“拉人头”、造谣生事。

反邪教宣传工作者发现,普通人和邪教“信徒”仿佛生活在两个平行宇宙中,普通人无法理解邪教受害者的“痴迷”,邪教徒深信不疑的教义在普通人看来简直荒诞可笑,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误入邪教者是因为“傻”,是受认知水平和智力因素影响。然而,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陈少波主编的《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一书显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邪教欺骗和俘获,成为邪教的牺牲品。邪教受害者中既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也有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既有身处象牙塔的大学生,也有蒙昧初启的中、小学生;既有事业有成的企业老板和社会精英,也有家境贫寒、生活困顿的打工仔。只要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和欲望,就有可能被邪教拉拢和诱惑。

邪教“易感人员”通常具有以下性格特征或个人精神状态:或具有高度生活压力和极度不满情绪、或对当下所处文化环境缺乏认同、或缺乏稳固的价值观、或出生于异常家庭环境以及具有依赖型人格特质。

以下群体是邪教组织渗入的主要对象:

1.病患群体。自己或家人生病,久治未愈,尤其是患有无法治愈的慢性病或者绝症的情况下,容易受到邪教信徒信教就能消除疾病、长命百岁的承诺的诱惑。这些饱受疾病折磨、生活挫折、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的弱势者,为了满足生理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 “病急乱投医”,将邪教当成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困顿心灵的寄 托。

2.空巢群体。很多老人由于子女在外地求学、工作,自己在家乡生活,与子女在空间上的距离和观念上的代际差异,使得缺乏沟通、交流、陪伴,精神慰藉缺失,“爱与归属”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时传教人员的嘘寒问暖、假意关怀很容易使他们被诱惑。

3.其它弱势群体。独居老人、残疾五保、失独家庭、贫困家庭、不睦家庭等弱势群体。这类弱势人群离群索居、亲情缺失、生活困顿,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他们渴望得到周围人群的接纳和社会的认同。邪教组织有意拉拢和发展其入教,使其有被“社会”吸纳和认同的错觉。

4.生活工作中出现变故或不幸的人。如遭受灾害或意外,人身或财产受到严重侵害、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情绪低落的人;因失业、社会歧视、财产分割、拆迁等事件认为世事不公的人;夫妻生活不和,出现感情危机的人。邪教组织根据发展对象特定的心理预 期,创造相应情境,以友谊和家庭式的温暖和关爱,给予不幸的人关于解决现实问题和未来幸福的空头承诺,使其安全、尊重、爱与归属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

5.信教人群。对神秘未知的彼岸世界抱有浓厚兴趣,对宗教有天然膜拜情感,他们将宗教信仰作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邪教打着合法宗教的旗号对信教人员进行渗透,如“全能神”邪教组织,经常到基督教“福音堂”拉拢信徒,使基督教信徒糊里糊涂就成为了邪教信徒。易感人群因为有需求和欲望需要被满足,邪教此时给予发展对象虚幻的安全感,许诺的救赎、健康、成功,以期满足个体的大多数需求,并“补偿”现实生活中的不幸和失败。他们之所以误入邪 教,是在寻找一条在他们看来有可能实现“圆满”的途径,是他们当下生活的救命稻草,他们幻想借此补全残缺的世界,重回“安全”和“健康”,使孤独的内心融入集体,使受挫的人生重获成功。殊不知他们由此堕入深渊,不可自拔。

二、邪教的顺从策略分析

邪教的拉人策略之所以奏效,首先是因为它抓住了特定人群的心理需要,二是充分利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采取一系列顺从策略,使易感人群被牵着鼻子走,一步步陷入被精神控制的深渊。广东省反邪教协会的专家陈文汉在《邪教问题的“非我”神话及其心理成因》文中提醒大家关注那些令人身不由己的情境因素,邪教在发展控制信徒的过程中,正是大量利用情境因素,“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人们往往不是一开始就相信,而是不知道怎么就深信不疑了。”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分析各种顺从策略,指出其内核基本可以概括为六个原则,分别是:互惠、承诺和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稀缺。这些原则之所以无往不胜,是因为他们能触发人们的自动行为模式。在邪教组织发展信徒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这些影响力武器。

1.互惠:邪教组织善于利用根植于人心深处的“得人好处,必当回报”的互惠思想使人顺从。很多人误入邪教就是出于对主动上门的“他者”给予的精神关怀和物质帮助的殷切回应。“全能神”的《摸底铺路细则》要求“传福音”的时候,“到人家里勤快一些,不懒惰,给扫扫地,帮做做饭等等,目的在于获得他们的信任和好感”。在传教初期投其所好,或者施以恩惠来获得别人的信任感,这是邪教人员发展信徒的基础手段。“全能神”善于使用“周济法”,打着帮工的名义帮发展对象干活,向他们分配一些粮、物,诱使他们过集体生活,从而开始对其进行精神控制。

2.喜好:《影响力》这样解释“喜好”原则:“大多数人总是更容易答应自己认识和喜欢的人所提出的要求”。“全能神”系统内部有一整套的秘密活动规定,接纳成员入教要按《摸底铺路问题细则》来办。利用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传播是“全能神”的主要传播方式。有的通过亲戚传教,有的通过同村或者熟人关系传教,有的利用在医院做保姆的机会向“老病号”传教,有的在村里挨家挨户发传单传教。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传播具有天然优势,由于关系亲近或地域相近,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是邪教传播的最基本、最便捷的渠道。

3.权威:《影响力》作者这样阐述“权威”这个影响力武器发生作用的机制:“服从权威通常是对的,被人类普遍接受的多层次权威体制能赋予社会巨大的优势,可避免社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来自公认权威的信息能为我们判断如何行动提供宝贵的捷径。”这种服从“权威”的自动行为模式,被邪教充分利用。“教主”及其核心追随者是邪教发育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而“教主”和其核心追随者就是以“权威”的面目出现的。邪教通常有一个自称开悟了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他作为精神领袖是至高无上的,是信徒进行膜拜的唯一对象。他们为了塑造自己的“权威”形象,吹嘘神化自我,如邪教组织“华藏宗门”是广东省惠来县农民吴泽衡创立的,他自称佛教第88世、禅宗第61世衣钵传人,少林寺第32代传 人,是“大日如来佛”的化身,自封法号“觉皇”,是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的“皇中皇”;“全能神”借用基督教中“神”的概念,称“神造天造地造万物,只要敬拜神便会得到神的祝福”,同时把“神”与汉族神话传说中天上的主神“老天爷”相混淆,在老年人中极具煽动性。而邪教“教主”的核心追随者,出于利益驱动与教主合作,帮助“教主”妄言蛊惑、发展信众,以达到骗财骗色的目的。他们一般是各种圈子里的“意见领袖”,他们充分利用自己在圈子里的 “权威”形象发挥影响力。

4.承诺和一致:《影响力》中这样解释“承诺和一致”原则:“人人都有一种言行一致的愿望,一旦我们做出了一个选择或者采取了某种立场,我们立刻就会感到来自内心和外部的压力,迫使我们按照承诺的去做。”邪教非常善于利用这一原则触发人的自动行为模式,使人不知不觉间被诱导。在《影响力》当中讲述了C国依靠 “承诺和一致”原则使A国战俘合作的案例,他们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采取“以小积大”的心理攻势。刚开始他们只需要A国战俘作出一些态度温和、看似公允的陈述,如“A国并不完美”,任何国家都不完美,战俘认可了。紧接着,审讯员要求战俘谈一谈“A国哪些地方不完美”,然后要求他在列出来的“A国的问题”清单上签名,让战俘们一起讨论这张清单;再接下来,让战俘用文章扩充清单,并通过电台向A国播报这个战俘的名字和文章……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这些战俘就从客观陈述者变成了C国的合作者。邪教组织对于这一套顺从策略轻车熟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和赖普在其著作《态度转变和社会影响心理学》中描述了“统一教”招募信徒的过程,那是各种顺从策略综合运用的典范,其中也用到了“承诺和一致”原则,有经验的招募者在营造的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引导大家谈论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然后问他们生活 中的烦恼和无目的感是否因为自己生活在了一个基本方向错误的、被异化了的社会。每一个看似无害的问题都是招募者精心设计的,每一个回答都在招募者的掌控之中。就这样,你的回答成为了一种“承诺”,迫使你做出与之一致的行为,你便这样落入了圈套之中。法L功还通过“承诺和一致”这个影响力武器对已转化的人员实施反转化,声称只要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就仍是“大法弟子”。

5.社会认同:《影响力》中对“社会认同”原理是这样解释的:“在判断何为正确时,我们会根据别人的意见行事。”邪教在发展信徒的时候往往把人拉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或制造封闭的“集体”环境,隔离其与外界联系,只能在这个封闭环境中寻找社会认同。招募者通过其他信徒、装成访客的“托”,引导成员融入团体之中,在“社会认同”原则的强大影响力之下,人们往往会按照周围的人的行为和意见行事,这也是邪教组织都具有排外性的原因。邪教组织注重聚会和集体仪式,要求信徒经常性过集体生活,强调以新团体为家,强制其成员与家庭、朋友和社会脱离关系,唆使信徒抛弃家庭、放弃事业、脱离朋友外出传教,甚至还煽动信徒卖掉家产集体居住。

6.稀缺:稀缺原理是指“我们往往根据获得一样东西的难易程度,来迅速、准确地判断它的价值。”根据稀缺原理,邪教组织在发展信徒时善于利用有限的“救赎”名额、可能失去的入教机会、受到禁止的信息等,对人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三、疫情期间反邪对策

疫情期间,邪教组织会利用疫情制造“末日恐慌”,散布“救赎”神话,加大发展会员的力度;但由于疫情邪教组织不能进行聚众活动,而且还可能因为核心人员染病使信徒产生信仰幻灭。这为我们的反邪工作提供了契机。

1.根据邪教“易感人群”分析,在开展反邪教工作时应区分 “宗教情感需求”与“情感饥渴需求”的不同,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对有“宗教情感需求”的人引导其信仰合法的宗教、依法传教;对于因“情感饥渴需求”而误入邪教的人,需要把教育转化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加强对受害者的人文关怀,关注其心理困惑、实际需求,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和现实世界,使其获得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感,从而远离邪教。国际膜拜研究协会前任主席赫伯特·L·罗斯代尔指出:“对待那些加入膜拜组织的成员,应该像对待患有心理疾病和感情受到伤害的病人那样给予关怀和悉心照料,而绝不是让他们自受其咎。”帮教人员应找出成员堕入邪教的心理依据,帮助成员建立新的心理活动方式,以适应社会生活。导致顺从的因素消失可能会成为成员脱教的契机。对教主崇拜的幻灭(权威影响力消失)、团体内部分歧(社会认同影响力消失)都可能是使成员脱教的因素。对于迷途思返的人员,帮教人员应注重为其解决“走出邪教之后,我是谁?我干什么?”的心理困惑。

2.充分发挥影响力武器的正面作用。疫情期间,邪教团体无法进行集会和群体活动,使成员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情境,这为进行转归脱教工作提供了契机。反邪教工作者应充分利用社会认同原理的正面作用,重视修复家庭关系,为其家庭提供专业性帮助,通过家庭互动来影响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帮助成员回归社会。根据社会认同原理,人们更容易受到与自己相似的人的影响。局外人很难与邪教受害者沟通。反邪教工作者应充分利用前成员的现身说法去教育和影响尚在迷途中徘徊不定的成员。通过个体会谈法、团体辅导、心理剧、故事引导,微电影、纪录片等形式,以转归人员的认知经验帮助邪教成员脱教、转化;在进行反邪教宣传的时候,除了常规的宣传活动,还可以利用承诺和一致的正面作用,开展“对邪教说不”签名活动(线上线下皆可),这将使签名人员对邪教具有更强的抵制力。

 

发布时间:2022/1/26 11:21:00,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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