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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二章

——从泰州到武汉

史啸虎

 

人本网艺术鉴赏

前注:第一集《祖上与童年》谈到了泰州史家的祖上和先父家庭及其成长和踏入社会的大致情况。可以设想,如果父亲依旧在江阴或泰州的布庄当店员或会计,也许他后来的一生会截然不同。但命运却让他离开了泰州或江阴这样的小城社会,去了武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谋生。父亲在武汉又将是怎样的一种崭新的人生呢?那是1932年的夏天,父亲23岁。

武昌的湖北第一分监位于武昌民主路上,占地面积很大,主要关押刑事犯。其西南部是湖北省反省院,所有政治犯都被关在那里。湖北省第一分监与湖北省反省院是平行单位,行政、人事、财务等互相之间都没有关系。

父亲被聘为会计主任(其实,那时国民政府和企业等正规单位的会计除了见习,似乎都挂个主任头衔。打杂的庶务后面也挂一个主任头衔。蓝乃真先生就是该分监的庶务主任),月薪二十四元,主要管理行政经费开支,发工资和报销之类的。据父亲生前回忆,当时典狱长工资可能有120元,下面的科长们、看守长和教诲师的工资约有50元,再下面就是他和蓝乃真这样的办事人员和普通看守了,薪水大约都是20元左右。

监狱东南部则是一爿工场车间,有一些车钳刨铣设备,生产一些五金类产品,让服刑囚人作业劳役以培训其技能,让他们出狱后能有一份谋生的手艺或技术(看来我们现在的服刑人员劳动改造也并非首创,民国时就有了)。工场财务账目不归父亲做,所以平时的会计工作量不大。

有一次我们问父亲这事,父亲说他一天只要干1-2个小时就完成做账任务了,工作不累。父亲又喜欢读书,于是工作之余他就经常到离第一分监不远处的武昌图书馆去借书看。也就在武昌图书馆,父亲阅读了很多书籍,除了一些有关经济、历史和人文方面的书籍之外,居然还借阅并读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到武汉工作没多久,也是通过他的发小、基督徒蓝乃真,父亲认识了蓝的一位教友、当时华中大学的一位大学生,名叫成庆生。成庆生父亲是一个神父,他自己也信奉基督,而且很虔诚。成庆生的年纪与父亲及蓝乃真都差不多,是江苏镇江人。润州中学毕业后能到位于武昌的教会办的华中大学来读书,成庆生的家境看来也很不错。泰州与镇江隔江相望,相距不远,成庆生与父亲以及蓝乃真都算是江苏老乡。所以,一经认识,加上年龄相仿,同样身在异地武昌的成庆生与父亲便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父亲曾回忆说,那时他有空常去华中大学找成庆生。他说他之所以交往并熟识成庆生是因为他自己想学英语。他发现成庆生英语很好,发音纯正(武昌华中大学是教会大学,聘有不少外国教师授课),而且待人诚恳厚道,有时间也愿意不厌其烦地教他英语口语。当然,父亲常往华中大学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经常能从成庆生那里借到一些外面看不到的所谓的进步书籍。

在与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位基督信徒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父亲也了解了不少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知识,如,基督教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离婚,不可欺骗、宽恕他人以及爱神也爱人等基本教义。不能说这些教义思想对父亲没有影响,但奇怪的是,父亲尽管很尊重基督教的教义,年轻时也交了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个这么要好的虔诚信奉基督教的朋友,但终究却未能成为一个基督教信徒,而是加入了中共,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或叫唯物主义者。这显然与父亲后来通过成庆生又认识的两个很要好的新朋友有关。

这两个新朋友,一个是何伟(原名霍恒德,文革前曾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另一个是黄心学(又名黄海滨,中共建政初期去世,曾任中南局组织部处长)。他们都是成庆生的同学,而后者当时读书的学校叫华中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北京的燕京大学一样,也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其前身是美国的一个遵循天主教教义的新教组织——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的文华学院,后来又先后并入了英国循道会的博文书院和美国耶鲁大学在长沙办的雅礼大学,1924年更名为华中大学。华中大学位于武昌,离湖北第一分监不远。

由于经常去华中大学借书并跟着成庆生学英语,没过多久,父亲又通过成庆生认识了他的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也是成庆生最要好的朋友——何伟和黄心学。这两个人后来与父亲一样都成为了共产党员。何伟还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人是胡绳。后文会有详细介绍)。可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在武昌所交往的这几位年岁相仿、信仰不同、道路各异的年轻人——蓝乃真、成庆生、何伟和黄心学都是父亲青年时代关系最为密切、感情也是最为深厚的好朋友。

他们五个青年人信仰不同:成庆生和蓝乃真虔诚信奉基督教;而何伟、黄心学和我父亲则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神论者。他们的学识也各有千秋:蓝乃真和我父亲都是先读私塾后读中学,新学旧学兼修;而何伟、黄心学和成庆生三人则是当时最时尚的教会大学学生,现代知识丰富,视野也更加开阔。

他们相仿之处也不少。首先是年龄相仿:何伟与成庆生均生于1910年,那年22岁,稍小;黄心学和蓝乃真稍大,都是1908年生人,24岁;我父亲则居中,1909年生人,23岁。其次是性情相投。从所搜集到的资料看,他们似乎都是聪明、善良和严谨并具有独立品格的人。因为从他们后来的经历看,他们都很自尊与克己,知道自我检点与反省。而且,他们身上还带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愫。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各自选择的拯救中国的路径不同,但在为国家的救亡、百姓的福祉以及忠实于内心的信仰等方面各自所做出的努力似乎都体现了非常类似的人生抱负和献身精神。

这5个信仰不同的年轻人都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能在武汉这个地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很难说在他们所信奉的两大意识形态——基督教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相通之处和互相影响。特别是何伟与黄心学,他们都在教会学校读书(何伟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河南省汝南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的),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肯定熟悉且有所研习揣摩,何况他们当年最好的同学就是成庆生,而后者又出生于一个神父家庭,他自己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我在查阅他们的资料时发现,他们5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性,即他们虽说意识形态不同,人生道路殊异,但都崇文而不尚武。信奉基督教的蓝乃真和成庆生自不必说,基督教义就是爱神、爱人和不杀人。而何伟、黄心学和我父亲在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共产革命之后,虽然也都配过枪,但都没有直接打过仗,更没有杀过人。甚至在严酷的一波接一波的中共党内整风运动和路线斗争甚至文革中,他们连私下里揭发或诬陷他人之类的事儿一个也都没有做过。不仅如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不顾自己安危,还想方设法地尽量保护他人,尤其是那些为他们所了解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五个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从事为各自意识形态服务的宣传、教育、劝谕以及文化方面的事业(黄心学除外,他后来改为从事中共党内的组织工作,而中共建政后我父亲也才脱离文化宣教行业转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当然,他们最后也各自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同时也是坎坷的人生,当然他们的人生不仅属于他们自己及其后人,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由此可见,一个人年轻时的交友是多么地重要。

父亲通过成庆生认识何伟和黄心学并成为好朋友是1932年下半年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自他们相识相交6年后,即1938年秋武汉会战开始直到沦陷,天各一方,他们这五个好朋友也先后分手,各自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

但是,除了何伟,父亲似乎并不完全了解蓝乃真、成庆生以及黄心学这三位朋友分手之后的经历。就是何伟,父亲也是在中国建政后才得以与其重建联系的。而其他三位,即黄心学、成庆生和蓝乃真,可以说,父亲与他们分手后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后来各自的经历情况(武汉沦陷前后,父亲与黄心学曾在河南鸡公山铁路林场以及湖北大洪山国共合作的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共事约半年时间,然后在湖北宜城东第五战区84军军部分手了。后文将具体予以叙述),一直到文革期间自己被审查和被外调。也就是说,父亲也只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外调人员的询问和反询问才得以约略得知他的这几位好朋友后来的经历和境遇的。

因此,父亲生前不仅极少回忆并说起他的这几位老朋友,就是书写并留存下来的有关他们的文字资料也很少,即便有,也是在他人专案外调要求交代时才不得不就所要求的问题说上三言两语或作为证明人说上几句。但从现有的资料看,在武汉那几年的相处中,父亲显然与他的这几位年轻时的好朋友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情。

在写这本有关我的父亲母亲历史的书稿时,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使这些可尊敬的前辈们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真切些,我在网上分别仔细地检索了这几位叔伯辈先生们的情况,也查阅了一些地方志和地方党史资料,以期更多地了解他们。

其中有的人,像何伟,由于成名较早,在执政党内的地位也比较显赫,网络上可查的资讯就比较多;蓝乃真(维Ji百科较多)和黄心学也还有一些,但不多;不知为何有关成庆生的公开信息却比较少,百度等好几个搜索引擎上也仅找到少量的有关他的断断续续的信息。然而最让我诧异的是,他们五个好朋友中,可查到的网络信息最少的居然就是我的父亲。除了某些地方志或党史网上有些记载外,几乎找不到更多信息。我想,这也许跟父亲在那段时间里两次更改名字有关系吧。

1937年秋,父亲在汉口与胡绳创办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公开出版刊物《救中国》周刊时,也许为了办刊方便或处于办刊需要,便将其原名“史金缄”改为“史略”。1939年父亲辗转去延安并在延安抗大学习以及在太行山根据地工作期间又改用过“史轮”这个名字。

由于“史金缄”和“史轮”这两个名字下均没有什么值得载入史籍的东西,而“史略”这个姓名又因其与许多简史类典籍的名称通假,所以搜索时,父亲的姓名——“史略”这两个字几乎完全被淹没在网络上巨量的与目标人物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庞杂信息之中了。不管怎么检索,除了有关地方党史网,我都无法检索出与“史略”这个姓名相关的任何有针对性有价值的资料来。这也让我试图从互联网上搜寻到更多有关父亲信息的努力变得毫无用处。这对于写这篇文章的我而言确实是很感遗憾的事儿。

当然,在撰写此书时,即便通过各种方式搜寻到文中所述某些历史人物的很多资料和信息,我也不会在这本书稿中将相关人士的可查询到的资料和信息全部罗列出来。我所能做的是根据文章需要,尽量多地利用这些资料及其透露出来针对性信息及其与本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后文中陆续向读者描述这些前辈各自的人生轨迹和业绩,以加强此书的可读性和历史纪实性。

父亲与成庆生、何伟及黄心学认识以后,有空就经常去华中大学找他们。他们在课余或周末也经常到父亲租住在武昌的离华中大学不远的居所聚会。父亲爱好学习且为人慷慨大方。每次聚会,父亲都会买些酒菜犒劳他的那些年轻的朋友。那时父亲每月二十四元薪水虽说不高,但发的是银元,在当时这些钱的购买力还是可以的。

比如有历史资料表明,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口物价确很便宜,1斤鸡蛋和麻油只要0.1-0.2元,猪肉0.3元/斤,鲤鱼0.05元/斤。1两黄金(31.25克)仅值70块银元不到,而且就这点钱在汉口还可以买到一块将近1亩的土地(史料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汉口第六区的土地每亩只要80块银元,而第七区土地则还要便宜些),而当时武昌的土地只会比租界甚多的汉口更便宜。父亲那时在武昌又是一个人,每月20多块钱,其中除寄10多元钱回泰州接济家用及供自己吃住外,余下的就拿来买书或供他们这几个年轻朋友们聚会时打牙祭用。

那时,这些年轻人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交换书籍和刊物并交流各自的阅读心得,有时也少不了高谈阔论和辩论。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思想学术界非常活跃。西方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与思潮都涌入了中国。但是,由于国共两党及其武装正在国内某些省份的交界区域进行残酷的战争较量以及当时的苏俄以第三国际名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的强力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十分强势。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易帜内附的东北军阀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而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政策上也多有错失,这使得日本得寸进尺,逐步占领了东三省。当时的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学者、教师和学生,在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之同时,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也开始滋生和高涨。这一现实背景也无疑促进了很多有文化的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去渴望了解和接受试图以暴力革命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父亲和何伟、黄心学以及成庆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开始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最初,笃信基督教义的蓝乃真也参与他们的学习,然而第二年当蓝乃真成为一名职业的福音布道者之后他也就很少参加了。

据父亲回忆说,他们那时阅读的书籍种类较多,也很杂,有博恰德的《通俗(资本论)》、柯资基(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蒲列哈诺夫(即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和《史的一元论》以及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也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价值、价格及利润》,恩格斯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等。

当时这些书籍还只是属于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开出版物,并非是中共自行组织印刷的党内出版物,1932年时在武昌图书馆有时也能借到。后来没多久,这些书籍大多被国民政府列为了禁书,武昌图书馆也就借不到了,但何伟他们的华中大学学生之间却有暗地里流转传阅。父亲通过何伟他们还是能借到阅读。

又过了几年,大约是1935年吧,上海生活书店到汉口开办了一家生活书店的分店,内有不少这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进步书籍和杂志。于是,何伟和父亲他们就经常去这家书店借书或买书,后来还就此围绕这家书店组织了一个松散的学习组织,即在武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很出名的“读书会”,专门组织一些读书活动,出席人员多是武汉地区几所大学学生(如当时在国立武汉大学读书的李锐先生等,当时李锐名叫李厚生),后来又有一些中学生参加,讨论和研究读书会成员各自的学习心得。有关这个武汉“读书会”的具体情况后续文章将对此作详细介绍。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中国的学界曾爆发过一次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大论战。这本来是共产国际,主要是苏联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这两个政治派别的论战,只有少量的论战涉及中国革命的问题。但这种俄国党内的政治斗争却通过共产国际反映到中国来,最后还演变成了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论战了。先是国内的左翼学者们分成两派加入论战。他们主要讨论中国将通过怎样的途径步入现代社会,是西方资本主义还是非资本主义,即苏俄式社会主义?有资料显示,当时中国学术界很多刊物,如《申报月刊》《东方杂志》《中国实业》以及《经济建设季刊》等发表的文章中倾向性观点是选择“非资本主义”,即苏俄社会主义。

不知为何,也许是凑热闹吧,后来中国的一些右翼学者,如国民党的陶希圣等居然也介入了论争,结果演化成一场中国学术界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很多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学者,左右翼都有,似乎都曾在报刊杂志等公开出版物上就此问题引经据典地进行了规模较大唇枪舌辩般的公开辩论。很是热闹了一段时间。现在看来,当年这场发生在国内的大辩论其实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将往何处去以及中国该怎么办这类大问题的产物,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焦虑。

随着斯大林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获得了最终胜利,这场理论上的争拗和辩论也就结束了并演变成了苏联党内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残酷镇压和野蛮迫害。斯大林依靠权力最终占了上风,在清理了托洛茨基派之后没多久,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论战盟友布哈林居然也被他除掉了。

在权力巩固后,斯大林便开始以第三国际名义在中国以各种方式传输列宁和斯大林的苏维埃主义。虽然共产国际内部在中国社会发展现状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结论。但是这场论战却极大地促进了上述那些有关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书籍的引进、翻译和出版,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国的众多期望中国尽快富国强兵、抵抗日本但在政治视野上稍显狭窄的青年。当然,也包括何伟、黄心学他们这些思想正在逐步成形的大学生以及像父亲这样的接受过旧学和新学双重教育并已有了一定社会工作体验的知识青年。

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可能也起于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他所阅读过的一些经济学书籍对他在中共建政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显然是有帮助的。在这过程中,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何伟和父亲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了,似乎开始并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比如,父亲生前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值得一叙:父亲到武汉几个月后,大约是193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何伟、黄心学和成庆人他们三人带了两瓶酒从学校来到父亲的住处聚会,蓝乃真恰好也在。父亲于是便张罗了一些下酒菜。他们五个年轻的好朋友一边喝酒一边开始了高谈阔论。

也许是酒助人兴,那天他们几个年轻人开始谈起了今后各自的打算和理想。何伟就说自己不想不上学了。黄心学问他不上学去干嘛?他说他想到江西去。江西?大家都很惊讶,因为那时共产党的红军正在江西与湖南、福建三省交界区域与国民政府的军队进行激烈而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于是忙问去江西干嘛?何伟说,到江西苏区去呀。黄心学便说,那里国共两党军队正在打仗,还有封锁线,炮火连天的,你这么去很危险。如果真想去,我想最好是到江西苏区附近的某个县城去,住上一段时间,红军打过来时就跟着走。这样就安全多了。这时,成庆生则插话说,我看我们还是到苏联去最好。大家更惊讶了,又问怎么去?成庆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何伟就接过话题说,我们可以先到新疆,然后搞几匹马,一人一匹,找个人少的边界,就可以跑过去了。

现在看父亲记录下的他们几个好朋友在近90年前那次聚会上各自说的话,虽然近乎天方夜谭,却也充满了世界观开始形成而思想上还不那么成熟的年轻人酒后对于残酷的革命及其战争的想象和憧憬,而且也能真实地反映出他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变化。

父亲和蓝乃真那天有没有说出或是怎么说出自己今后的打算和理想的,父亲没有跟我们说过,不得而知。但我想他俩当时显然都是能够接受那些政治倾向的。人们的思想如果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自那次聚会他们几个好朋友吐露真言、表示他们倾向于共产革命之后,此时的父亲和蓝乃真他们俩显然野开始严肃审视自己当时在湖北第一分监所谋到的那种看起来还不错的差事了。

父亲说,他和蓝乃真说过,他们谋职所在的湖北第一分监这个监狱里关的人不一定都是刑事犯,或许和隔壁的反省院一样也关押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政治犯,说不定其中有些就是隐藏身份、真心抗日的共产党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他不想在监狱里再干下去了。

父亲这么说,居然也这么做了。那次聚会后没过多久,可能是1932年11月下旬或12月初吧,也就在来到武汉谋生半年不到的时间,父亲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政治上懵懂的青年人开始有了自己选择的政治倾向:中国要救亡图存是得走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为此,他毅然决然地辞掉了自己好不容易才通过发小蓝乃真弄到的这个薪水也不错的湖北第一分监会计主任的职务——主动让自己失业了。

在父亲辞职的同时,父亲的发小蓝乃真也随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虽然没有资料记载或注明他们五个好朋友的时常聚会和频繁往来已让蓝乃真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没有证据表明父亲的思想变化及其辞职已给了蓝乃真怎样的影响,但事实是,第二年春,即1933年3月,父亲辞职后没几个月,笃信基督的蓝乃真竟然也学着父亲的作为,谢绝了他表舅,即那位沈典狱长的一再挽留,决然辞掉了湖北第一分监庶务主任的工作,跑到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兴办的汉口慈幼院(是一家孤儿院)去教书布道去了。

蓝乃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待人真诚平实的人。自那以后,蓝乃真终其一生便再也没有到任何政府机构或者营利性机构(不管是国民政府的,还是后来人民政府的)工作了,而是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主,遵从神的旨意,决心走神命定的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福音布道者和传播者。

但是在抗日问题上,后来成为汉口慈幼院院长的蓝乃真依然是二话不说,积极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与父亲等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不仅如此,在他任院长的汉口慈幼院里长大成人、走向社会的孤儿,有不少都为父亲和何伟等人后来创建的武汉抗日救国会和职业救国会做了很多事情,还有的甚至还参加了共产革命并加入了中共。这些孤儿的举动显然与虔诚的基督徒蓝乃真平时的教育和努力分不开的。

自从到了汉口慈幼院成为一个专职的神职人员后,蓝乃真在基督教内和社会上便以字代名,多被称之为蓝志一了。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神职,蓝志一是一个了不起的悲剧式人物。后文会有所叙述。

父亲的辞职让何伟等人也深感意外,但他们在思想上的同道也让他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从武昌第一分监辞职后因在武汉一时找不到工作,父亲便决定暂时回泰州老家,于是告别何伟和蓝乃真他们几个好朋友坐船回了泰州家里。那里有他父亲、母亲和四个弟弟及一个妹妹,更主要的是那里还有他结婚没多久便分离而且那时已经怀孕多月的妻子。

从武昌回泰州后的短短几个月里,父亲一直保持与何伟和蓝乃真他们的书信联系。父亲很想念他在武汉期间所认识和交往的这几位好朋友,他们也都很想念父亲。前面也说到,1933年春,可能是出于神的召唤,或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蓝志一也最终辞去了监狱的职务,转到了汉口慈幼院教书布道。

当时,汉口慈幼院的一位董事叫余香山,他是一位热衷于慈善的商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余香山的父亲叫余选臣,湖北孝感著名的地方士绅,很早就受洗为基督徒,19世纪末还捐助十多间房屋给当年非常著名的来到汉口传教布道的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1831-1912,中国华中地区基督教事业的开创者。他还建立了学校和许多传教据点,取得了很大成绩,1888年他被选为英国公理会全国总会主席)作教堂和教会小学校之用。此举对于19世纪基督教在湖北孝感和汉口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现在位于汉口黄石路26号的很有名的基督教礼拜堂——荣光堂(当年叫格非堂)也是余选臣发起筹资5万多银元于1931年底建成的。

其子余香山先生经商公益也都很成功,在汉口开了三家天字号纸庄,天福、天泰和天泰苏纸庄(民国时纸庄主要经营纸张、簿册和文具等,也经营印务,相当于造纸厂、印刷厂和出版公司三位一体)外,还身兼汉口大智门公益会会长。

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地方政府,尤其是汉口,推行市民自治,提高生活质量,鼓励各街区民众和商人成立各种互助自治性组织,如保安会、救火会和公益会等。大智门公益会主要职能是消防(这一点与救火会相仿),但还做一些慈善,如向区内病患、流浪和有需要人士施药、施粥和施水等。

那时,余香山先生的纸庄生意发展很快,大智门公益会各项事业也蒸蒸日上,需要大量人手。在汉口慈幼院(孤儿院)教书布道的蓝志一便向该孤儿院的董事,即这位余香山先生推荐了父亲。余香山在看了蓝志一提供的父亲用秀气的小楷毛笔字书写的简历后当时就答应了。在得到首肯后,蓝志一便立即写信,要父亲尽快西行赴汉。更巧的是,此时父亲也收到了何伟的一封信,请他有机会尽快来武汉重叙友情。

于是,父亲也就在这一年,即1933年的4月,即在离开武汉小半年后重返武汉。但是这一次,父亲不再像第一次去武汉那样是一个人去了,而是带着妻子孙岫云以及自己的刚出生两个月的大女儿(即我大姐)一起去武汉的。

这次西行,直到1938年9月底10月初武汉沦陷前夕父亲撤离,父亲在武汉,主要是武昌和汉口,一共生活了五年半。在这段时间里,父亲从一个最初只想外出谋生养家的知识青年蜕变成为了一个最终毁家纾难投身抗日工作的职业共产党人。

1933年春第二次去武汉时,父亲刚满24岁。

 

发布时间:2020/7/3 9:08:00,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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