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嘯虎：《父親的青年時代》第二章

——從泰州到武漢

史嘯虎

 

人本網藝術鑒賞

前注：第一集《祖上與童年》談到了泰州史家的祖上和先父家庭及其成長和踏入社會的大致情況。可以設想，如果父親依舊在江陰或泰州的布莊當店員或會計，也許他後來的一生會截然不同。但命運卻讓他離開了泰州或江陰這樣的小城社會，去了武漢這樣的國際大都市謀生。父親在武漢又將是怎樣的一種嶄新的人生呢？那是1932年的夏天，父親23歲。

武昌的湖北第一分監位于武昌民主路上，占地面積很大，主要關押刑事犯。其西南部是湖北省反省院，所有政治犯都被關在那裏。湖北省第一分監與湖北省反省院是平行單位，行政、人事、財務等互相之間都沒有關系。

父親被聘爲會計主任（其實，那時國民政府和企業等正規單位的會計除了見習，似乎都挂個主任頭銜。打雜的庶務後面也挂一個主任頭銜。藍乃真先生就是該分監的庶務主任），月薪二十四元，主要管理行政經費開支，發工資和報銷之類的。據父親生前回憶，當時典獄長工資可能有120元，下面的科長們、看守長和教誨師的工資約有50元，再下面就是他和藍乃真這樣的辦事人員和普通看守了，薪水大約都是20元左右。

監獄東南部則是一爿工場車間，有一些車鉗刨銑設備，生産一些五金類産品，讓服刑囚人作業勞役以培訓其技能，讓他們出獄後能有一份謀生的手藝或技術（看來我們現在的服刑人員勞動改造也並非首創，民國時就有了）。工場財務賬目不歸父親做，所以平時的會計工作量不大。

有一次我們問父親這事，父親說他一天只要幹1-2個小時就完成做賬任務了，工作不累。父親又喜歡讀書，于是工作之余他就經常到離第一分監不遠處的武昌圖書館去借書看。也就在武昌圖書館，父親閱讀了很多書籍，除了一些有關經濟、曆史和人文方面的書籍之外，居然還借閱並讀到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到武漢工作沒多久，也是通過他的發小、基督徒藍乃真，父親認識了藍的一位教友、當時華中大學的一位大學生，名叫成慶生。成慶生父親是一個神父，他自己也信奉基督，而且很虔誠。成慶生的年紀與父親及藍乃真都差不多，是江蘇鎮江人。潤州中學畢業後能到位于武昌的教會辦的華中大學來讀書，成慶生的家境看來也很不錯。泰州與鎮江隔江相望，相距不遠，成慶生與父親以及藍乃真都算是江蘇老鄉。所以，一經認識，加上年齡相仿，同樣身在異地武昌的成慶生與父親便很快就成爲了好朋友。

父親曾回憶說，那時他有空常去華中大學找成慶生。他說他之所以交往並熟識成慶生是因爲他自己想學英語。他發現成慶生英語很好，發音純正（武昌華中大學是教會大學，聘有不少外國教師授課），而且待人誠懇厚道，有時間也願意不厭其煩地教他英語口語。當然，父親常往華中大學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經常能從成慶生那裏借到一些外面看不到的所謂的進步書籍。

在與藍乃真和成慶生這兩位基督信徒接觸和交往過程中，父親也了解了不少關于基督教的一些知識，如，基督教的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離婚，不可欺騙、寬恕他人以及愛神也愛人等基本教義。不能說這些教義思想對父親沒有影響，但奇怪的是，父親盡管很尊重基督教的教義，年輕時也交了藍乃真和成慶生這兩個這麽要好的虔誠信奉基督教的朋友，但終究卻未能成爲一個基督教信徒，而是加入了中共，成爲一個無神論者或叫唯物主義者。這顯然與父親後來通過成慶生又認識的兩個很要好的新朋友有關。

這兩個新朋友，一個是何偉（原名霍恒德，文革前曾任國家教育部部長），另一個是黃心學（又名黃海濱，中共建政初期去世，曾任中南局組織部處長）。他們都是成慶生的同學，而後者當時讀書的學校叫華中大學，也就是現在的華中師範大學。

華中大學與上海的聖約翰大學以及北京的燕京大學一樣，也是基督教會辦的學校，其前身是美國的一個遵循天主教教義的新教組織——聖公會于1871年創辦的文華學院，後來又先後並入了英國循道會的博文書院和美國耶魯大學在長沙辦的雅禮大學，1924年更名爲華中大學。華中大學位于武昌，離湖北第一分監不遠。

由于經常去華中大學借書並跟著成慶生學英語，沒過多久，父親又通過成慶生認識了他的另外兩個同班同學，也是成慶生最要好的朋友——何偉和黃心學。這兩個人後來與父親一樣都成爲了共産黨員。何偉還是父親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另一人是胡繩。後文會有詳細介紹）。可以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父親在武昌所交往的這幾位年歲相仿、信仰不同、道路各異的年輕人——藍乃真、成慶生、何偉和黃心學都是父親青年時代關系最爲密切、感情也是最爲深厚的好朋友。

他們五個青年人信仰不同：成慶生和藍乃真虔誠信奉基督教；而何偉、黃心學和我父親則最終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爲無神論者。他們的學識也各有千秋：藍乃真和我父親都是先讀私塾後讀中學，新學舊學兼修；而何偉、黃心學和成慶生三人則是當時最時尚的教會大學學生，現代知識豐富，視野也更加開闊。

他們相仿之處也不少。首先是年齡相仿：何偉與成慶生均生于1910年，那年22歲，稍小；黃心學和藍乃真稍大，都是1908年生人，24歲；我父親則居中，1909年生人，23歲。其次是性情相投。從所搜集到的資料看，他們似乎都是聰明、善良和嚴謹並具有獨立品格的人。因爲從他們後來的經曆看，他們都很自尊與克己，知道自我檢點與反省。而且，他們身上還帶有一種比較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愫。更重要的是，他們雖然各自選擇的拯救中國的路徑不同，但在爲國家的救亡、百姓的福祉以及忠實于內心的信仰等方面各自所做出的努力似乎都體現了非常類似的人生抱負和獻身精神。

這5個信仰不同的年輕人都來自不同地方，他們之間能在武漢這個地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很難說在他們所信奉的兩大意識形態——基督教義和共産主義之間沒有相通之處和互相影響。特別是何偉與黃心學，他們都在教會學校讀書（何偉小學和中學都是在河南省汝南基督教會辦的學校讀書的），對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肯定熟悉且有所研習揣摩，何況他們當年最好的同學就是成慶生，而後者又出生于一個神父家庭，他自己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我在查閱他們的資料時發現，他們5人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共性，即他們雖說意識形態不同，人生道路殊異，但都崇文而不尚武。信奉基督教的藍乃真和成慶生自不必說，基督教義就是愛神、愛人和不殺人。而何偉、黃心學和我父親在參加了抗日戰爭和共産革命之後，雖然也都配過槍，但都沒有直接打過仗，更沒有殺過人。甚至在嚴酷的一波接一波的中共黨內整風運動和路線鬥爭甚至文革中，他們連私下裏揭發或誣陷他人之類的事兒一個也都沒有做過。不僅如此，在曆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是不顧自己安危，還想方設法地盡量保護他人，尤其是那些爲他們所了解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他們五個人的一生幾乎都是在從事爲各自意識形態服務的宣傳、教育、勸谕以及文化方面的事業（黃心學除外，他後來改爲從事中共黨內的組織工作，而中共建政後我父親也才脫離文化宣教行業轉行從事工業經濟管理）。當然，他們最後也各自演繹了一段精彩的同時也是坎坷的人生，當然他們的人生不僅屬于他們自己及其後人，也是屬于我們這個國家和民衆。由此可見，一個人年輕時的交友是多麽地重要。

父親通過成慶生認識何偉和黃心學並成爲好朋友是1932年下半年的事情。需要說明的是，自他們相識相交6年後，即1938年秋武漢會戰開始直到淪陷，天各一方，他們這五個好朋友也先後分手，各自開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經曆和遭遇。

但是，除了何偉，父親似乎並不完全了解藍乃真、成慶生以及黃心學這三位朋友分手之後的經曆。就是何偉，父親也是在中國建政後才得以與其重建聯系的。而其他三位，即黃心學、成慶生和藍乃真，可以說，父親與他們分手後幾乎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後來各自的經曆情況（武漢淪陷前後，父親與黃心學曾在河南雞公山鐵路林場以及湖北大洪山國共合作的第五戰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政治指導部共事約半年時間，然後在湖北宜城東第五戰區84軍軍部分手了。後文將具體予以敘述），一直到文革期間自己被審查和被外調。也就是說，父親也只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通過外調人員的詢問和反詢問才得以約略得知他的這幾位好朋友後來的經曆和境遇的。

因此，父親生前不僅極少回憶並說起他的這幾位老朋友，就是書寫並留存下來的有關他們的文字資料也很少，即便有，也是在他人專案外調要求交代時才不得不就所要求的問題說上三言兩語或作爲證明人說上幾句。但從現有的資料看，在武漢那幾年的相處中，父親顯然與他的這幾位年輕時的好朋友建立了極爲深厚的友情。

在寫這本有關我的父親母親曆史的書稿時，爲了給讀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使這些可尊敬的前輩們的形象更加飽滿和真切些，我在網上分別仔細地檢索了這幾位叔伯輩先生們的情況，也查閱了一些地方志和地方黨史資料，以期更多地了解他們。

其中有的人，像何偉，由于成名較早，在執政黨內的地位也比較顯赫，網絡上可查的資訊就比較多；藍乃真（維Ji百科較多）和黃心學也還有一些，但不多；不知爲何有關成慶生的公開信息卻比較少，百度等好幾個搜索引擎上也僅找到少量的有關他的斷斷續續的信息。然而最讓我詫異的是，他們五個好朋友中，可查到的網絡信息最少的居然就是我的父親。除了某些地方志或黨史網上有些記載外，幾乎找不到更多信息。我想，這也許跟父親在那段時間裏兩次更改名字有關系吧。

1937年秋，父親在漢口與胡繩創辦中共黨史上第一份公開出版刊物《救中國》周刊時，也許爲了辦刊方便或處于辦刊需要，便將其原名“史金緘”改爲“史略”。1939年父親輾轉去延安並在延安抗大學習以及在太行山根據地工作期間又改用過“史輪”這個名字。

由于“史金緘”和“史輪”這兩個名字下均沒有什麽值得載入史籍的東西，而“史略”這個姓名又因其與許多簡史類典籍的名稱通假，所以搜索時，父親的姓名——“史略”這兩個字幾乎完全被淹沒在網絡上巨量的與目標人物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各種龐雜信息之中了。不管怎麽檢索，除了有關地方黨史網，我都無法檢索出與“史略”這個姓名相關的任何有針對性有價值的資料來。這也讓我試圖從互聯網上搜尋到更多有關父親信息的努力變得毫無用處。這對于寫這篇文章的我而言確實是很感遺憾的事兒。

當然，在撰寫此書時，即便通過各種方式搜尋到文中所述某些曆史人物的很多資料和信息，我也不會在這本書稿中將相關人士的可查詢到的資料和信息全部羅列出來。我所能做的是根據文章需要，盡量多地利用這些資料及其透露出來針對性信息及其與本文之間的邏輯關系，在後文中陸續向讀者描述這些前輩各自的人生軌迹和業績，以加強此書的可讀性和曆史紀實性。

父親與成慶生、何偉及黃心學認識以後，有空就經常去華中大學找他們。他們在課余或周末也經常到父親租住在武昌的離華中大學不遠的居所聚會。父親愛好學習且爲人慷慨大方。每次聚會，父親都會買些酒菜犒勞他的那些年輕的朋友。那時父親每月二十四元薪水雖說不高，但發的是銀元，在當時這些錢的購買力還是可以的。

比如有曆史資料表明，上世紀三十年代漢口物價確很便宜，1斤雞蛋和麻油只要0.1-0.2元，豬肉0.3元/斤，鯉魚0.05元/斤。1兩黃金（31.25克）僅值70塊銀元不到，而且就這點錢在漢口還可以買到一塊將近1畝的土地（史料記載，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漢口第六區的土地每畝只要80塊銀元，而第七區土地則還要便宜些），而當時武昌的土地只會比租界甚多的漢口更便宜。父親那時在武昌又是一個人，每月20多塊錢，其中除寄10多元錢回泰州接濟家用及供自己吃住外，余下的就拿來買書或供他們這幾個年輕朋友們聚會時打牙祭用。

那時，這些年輕人聚會的主要內容就是交換書籍和刊物並交流各自的閱讀心得，有時也少不了高談闊論和辯論。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的思想學術界非常活躍。西方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學說與思潮都湧入了中國。但是，由于國共兩黨及其武裝正在國內某些省份的交界區域進行殘酷的戰爭較量以及當時的蘇俄以第三國際名義在意識形態方面對中國的強力輸入，馬克思列甯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傳播十分強勢。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當時易幟內附的東北軍閥張學良推行不抵抗政策，而國民政府在內政外交政策上也多有錯失，這使得日本得寸進尺，逐步占領了東三省。當時的國人，特別是知識界的學者、教師和學生，在要求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之同時，對國民政府的不滿與失望的情緒也開始滋生和高漲。這一現實背景也無疑促進了很多有文化的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去渴望了解和接受試圖以暴力革命解決問題的馬克思主義思潮。

父親和何偉、黃心學以及成慶生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開始閱讀和學習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最初，笃信基督教義的藍乃真也參與他們的學習，然而第二年當藍乃真成爲一名職業的福音布道者之後他也就很少參加了。

據父親回憶說，他們那時閱讀的書籍種類較多，也很雜，有博恰德的《通俗（資本論）》、柯資基（即考茨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說》、蒲列哈諾夫（即普列漢諾夫）的《戰鬥的唯物論》和《史的一元論》以及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大綱》等，也有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價值、價格及利潤》，恩格斯的《宗教?哲學?社會主義》、《家庭、私有財産及國家之起源》和《馬克思主義的人種由來說》等。

當時這些書籍還只是屬于宣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公開出版物，並非是中共自行組織印刷的黨內出版物，1932年時在武昌圖書館有時也能借到。後來沒多久，這些書籍大多被國民政府列爲了禁書，武昌圖書館也就借不到了，但何偉他們的華中大學學生之間卻有暗地裏流轉傳閱。父親通過何偉他們還是能借到閱讀。

又過了幾年，大約是1935年吧，上海生活書店到漢口開辦了一家生活書店的分店，內有不少這類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所謂進步書籍和雜志。于是，何偉和父親他們就經常去這家書店借書或買書，後來還就此圍繞這家書店組織了一個松散的學習組織，即在武漢共産主義運動史上很出名的“讀書會”，專門組織一些讀書活動，出席人員多是武漢地區幾所大學學生（如當時在國立武漢大學讀書的李銳先生等，當時李銳名叫李厚生），後來又有一些中學生參加，討論和研究讀書會成員各自的學習心得。有關這個武漢“讀書會”的具體情況後續文章將對此作詳細介紹。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日本占領東三省之後，中國的學界曾爆發過一次有關中國社會發展狀況的大論戰。這本來是共産國際，主要是蘇聯內部斯大林與托洛斯基這兩個政治派別的論戰，只有少量的論戰涉及中國革命的問題。但這種俄國黨內的政治鬥爭卻通過共産國際反映到中國來，最後還演變成了有關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論戰了。先是國內的左翼學者們分成兩派加入論戰。他們主要討論中國將通過怎樣的途徑步入現代社會，是西方資本主義還是非資本主義，即蘇俄式社會主義？有資料顯示，當時中國學術界很多刊物，如《申報月刊》《東方雜志》《中國實業》以及《經濟建設季刊》等發表的文章中傾向性觀點是選擇“非資本主義”，即蘇俄社會主義。

不知爲何，也許是湊熱鬧吧，後來中國的一些右翼學者，如國民黨的陶希聖等居然也介入了論爭，結果演化成一場中國學術界的曠日持久的大辯論。很多中國知識界和學術界的學者，左右翼都有，似乎都曾在報刊雜志等公開出版物上就此問題引經據典地進行了規模較大唇槍舌辯般的公開辯論。很是熱鬧了一段時間。現在看來，當年這場發生在國內的大辯論其實是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失敗後人們思考中國將往何處去以及中國該怎麽辦這類大問題的産物，也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政治焦慮。

隨著斯大林在蘇聯黨內鬥爭中獲得了最終勝利，這場理論上的爭拗和辯論也就結束了並演變成了蘇聯黨內權力鬥爭的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殘酷鎮壓和野蠻迫害。斯大林依靠權力最終占了上風，在清理了托洛茨基派之後沒多久，當年與他並肩作戰的論戰盟友布哈林居然也被他除掉了。

在權力鞏固後，斯大林便開始以第三國際名義在中國以各種方式傳輸列甯和斯大林的蘇維埃主義。雖然共産國際內部在中國社會發展現狀問題上的思想統一並沒有也不可能得出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結論。但是這場論戰卻極大地促進了上述那些有關馬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書籍的引進、翻譯和出版，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中國的衆多期望中國盡快富國強兵、抵抗日本但在政治視野上稍顯狹窄的青年。當然，也包括何偉、黃心學他們這些思想正在逐步成形的大學生以及像父親這樣的接受過舊學和新學雙重教育並已有了一定社會工作體驗的知識青年。

父親對中國經濟問題的關注可能也起于這個時候。這段時間他所閱讀過的一些經濟學書籍對他在中共建政後從事經濟管理工作顯然是有幫助的。在這過程中，隨著日本侵華步伐加快，何偉和父親他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了，似乎開始並逐步接受了馬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實踐。

比如，父親生前的回憶中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值得一敘：父親到武漢幾個月後，大約是1932年秋天的一個星期天，何偉、黃心學和成慶人他們三人帶了兩瓶酒從學校來到父親的住處聚會，藍乃真恰好也在。父親于是便張羅了一些下酒菜。他們五個年輕的好朋友一邊喝酒一邊開始了高談闊論。

也許是酒助人興，那天他們幾個年輕人開始談起了今後各自的打算和理想。何偉就說自己不想不上學了。黃心學問他不上學去幹嘛？他說他想到江西去。江西？大家都很驚訝，因爲那時共産黨的紅軍正在江西與湖南、福建三省交界區域與國民政府的軍隊進行激烈而殘酷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于是忙問去江西幹嘛？何偉說，到江西蘇區去呀。黃心學便說，那裏國共兩黨軍隊正在打仗，還有封鎖線，炮火連天的，你這麽去很危險。如果真想去，我想最好是到江西蘇區附近的某個縣城去，住上一段時間，紅軍打過來時就跟著走。這樣就安全多了。這時，成慶生則插話說，我看我們還是到蘇聯去最好。大家更驚訝了，又問怎麽去？成慶生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何偉就接過話題說，我們可以先到新疆，然後搞幾匹馬，一人一匹，找個人少的邊界，就可以跑過去了。

現在看父親記錄下的他們幾個好朋友在近90年前那次聚會上各自說的話，雖然近乎天方夜譚，卻也充滿了世界觀開始形成而思想上還不那麽成熟的年輕人酒後對于殘酷的革命及其戰爭的想象和憧憬，而且也能真實地反映出他們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當時的思想變化。

父親和藍乃真那天有沒有說出或是怎麽說出自己今後的打算和理想的，父親沒有跟我們說過，不得而知。但我想他倆當時顯然都是能夠接受那些政治傾向的。人們的思想如果發生了變化必然會影響人們的行爲。自那次聚會他們幾個好朋友吐露真言、表示他們傾向于共産革命之後，此時的父親和藍乃真他們倆顯然野開始嚴肅審視自己當時在湖北第一分監所謀到的那種看起來還不錯的差事了。

父親說，他和藍乃真說過，他們謀職所在的湖北第一分監這個監獄裏關的人不一定都是刑事犯，或許和隔壁的反省院一樣也關押了一些思想進步的政治犯，說不定其中有些就是隱藏身份、真心抗日的共産黨人。如果真是這樣，那他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他不想在監獄裏再幹下去了。

父親這麽說，居然也這麽做了。那次聚會後沒過多久，可能是1932年11月下旬或12月初吧，也就在來到武漢謀生半年不到的時間，父親在思想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一個政治上懵懂的青年人開始有了自己選擇的政治傾向：中國要救亡圖存是得走蘇俄式社會主義道路。爲此，他毅然決然地辭掉了自己好不容易才通過發小藍乃真弄到的這個薪水也不錯的湖北第一分監會計主任的職務——主動讓自己失業了。

在父親辭職的同時，父親的發小藍乃真也隨之做出了一個重大的選擇。雖然沒有資料記載或注明他們五個好朋友的時常聚會和頻繁往來已讓藍乃真思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也沒有證據表明父親的思想變化及其辭職已給了藍乃真怎樣的影響，但事實是，第二年春，即1933年3月，父親辭職後沒幾個月，笃信基督的藍乃真竟然也學著父親的作爲，謝絕了他表舅，即那位沈典獄長的一再挽留，決然辭掉了湖北第一分監庶務主任的工作，跑到意大利天主教方濟各會興辦的漢口慈幼院（是一家孤兒院）去教書布道去了。

藍乃真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個待人真誠平實的人。自那以後，藍乃真終其一生便再也沒有到任何政府機構或者營利性機構（不管是國民政府的，還是後來人民政府的）工作了，而是將自己的一切獻給了主，遵從神的旨意，決心走神命定的道路，成爲一個職業福音布道者和傳播者。

但是在抗日問題上，後來成爲漢口慈幼院院長的藍乃真依然是二話不說，積極參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並與父親等共産黨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朋友關系。不僅如此，在他任院長的漢口慈幼院裏長大成人、走向社會的孤兒，有不少都爲父親和何偉等人後來創建的武漢抗日救國會和職業救國會做了很多事情，還有的甚至還參加了共産革命並加入了中共。這些孤兒的舉動顯然與虔誠的基督徒藍乃真平時的教育和努力分不開的。

自從到了漢口慈幼院成爲一個專職的神職人員後，藍乃真在基督教內和社會上便以字代名，多被稱之爲藍志一了。作爲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和神職，藍志一是一個了不起的悲劇式人物。後文會有所敘述。

父親的辭職讓何偉等人也深感意外，但他們在思想上的同道也讓他們之間的友誼更加深厚了。從武昌第一分監辭職後因在武漢一時找不到工作，父親便決定暫時回泰州老家，于是告別何偉和藍乃真他們幾個好朋友坐船回了泰州家裏。那裏有他父親、母親和四個弟弟及一個妹妹，更主要的是那裏還有他結婚沒多久便分離而且那時已經懷孕多月的妻子。

從武昌回泰州後的短短幾個月裏，父親一直保持與何偉和藍乃真他們的書信聯系。父親很想念他在武漢期間所認識和交往的這幾位好朋友，他們也都很想念父親。前面也說到，1933年春，可能是出于神的召喚，或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藍志一也最終辭去了監獄的職務，轉到了漢口慈幼院教書布道。

當時，漢口慈幼院的一位董事叫余香山，他是一位熱衷于慈善的商人，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余香山的父親叫余選臣，湖北孝感著名的地方士紳，很早就受洗爲基督徒，19世紀末還捐助十多間房屋給當年非常著名的來到漢口傳教布道的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1831-1912，中國華中地區基督教事業的開創者。他還建立了學校和許多傳教據點，取得了很大成績，1888年他被選爲英國公理會全國總會主席）作教堂和教會小學校之用。此舉對于19世紀基督教在湖北孝感和漢口地區的傳播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現在位于漢口黃石路26號的很有名的基督教禮拜堂——榮光堂（當年叫格非堂）也是余選臣發起籌資5萬多銀元于1931年底建成的。

其子余香山先生經商公益也都很成功，在漢口開了三家天字號紙莊，天福、天泰和天泰蘇紙莊（民國時紙莊主要經營紙張、簿冊和文具等，也經營印務，相當于造紙廠、印刷廠和出版公司三位一體）外，還身兼漢口大智門公益會會長。

國民政府時期，武漢地方政府，尤其是漢口，推行市民自治，提高生活質量，鼓勵各街區民衆和商人成立各種互助自治性組織，如保安會、救火會和公益會等。大智門公益會主要職能是消防（這一點與救火會相仿），但還做一些慈善，如向區內病患、流浪和有需要人士施藥、施粥和施水等。

那時，余香山先生的紙莊生意發展很快，大智門公益會各項事業也蒸蒸日上，需要大量人手。在漢口慈幼院（孤兒院）教書布道的藍志一便向該孤兒院的董事，即這位余香山先生推薦了父親。余香山在看了藍志一提供的父親用秀氣的小楷毛筆字書寫的簡曆後當時就答應了。在得到首肯後，藍志一便立即寫信，要父親盡快西行赴漢。更巧的是，此時父親也收到了何偉的一封信，請他有機會盡快來武漢重敘友情。

于是，父親也就在這一年，即1933年的4月，即在離開武漢小半年後重返武漢。但是這一次，父親不再像第一次去武漢那樣是一個人去了，而是帶著妻子孫岫雲以及自己的剛出生兩個月的大女兒（即我大姐）一起去武漢的。

這次西行，直到1938年9月底10月初武漢淪陷前夕父親撤離，父親在武漢，主要是武昌和漢口，一共生活了五年半。在這段時間裏，父親從一個最初只想外出謀生養家的知識青年蛻變成爲了一個最終毀家纾難投身抗日工作的職業共産黨人。

1933年春第二次去武漢時，父親剛滿2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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