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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導師胡耀邦

伍紹祖

 

人本網藝術鑒賞

“我第一次見到耀邦同志是在1957年初團中央機關舉行的春節聯歡會上。當時,我還不滿18歲,是北京市101中學少先隊大隊輔導員,有幸被邀請參加了那次聯歡活動。以後再見到他就是時隔9年多之後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那時他已經成了我所在的團中央機關的頭號“走資派”。

“文革”剛開始每天被揪鬥

我是1964年夏經過7年的大學本科學習後,考取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理論核物理專業研究生的。從事學習活動才幾個月,1964年底,學校就派我帶著十幾個工物系的學生,跟著中央黨校一批同志到北京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隊搞了半年“四清”。這期間,我當選爲第18屆全國學聯主席,所以“四清”結束後,1965年5月就被調到團中央機關工作了。我到團中央機關時,耀邦同志已經調到陝西省委任第二書記。不久,原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同志去世,他就接任第一書記,同時任西北局第二書記。我到陝西省出差,聽到了很多關于他的故事,如挖水溝,種桑樹等等。當時在陝西省“四清”搞得比較“左”,他很反對,提出了四個“一律”,如農村幹部一律“下樓”(就是不再隔離起來審查),還有其他三個“一律”,我記不清了,總之是對農村幹部比較寬松。他的這些行爲,與當時的大環境不太一樣,在陝西省不好呆下去了,1966年初他就回京“養病”。

1966年6月17日,團中央機關燃起了“文革”大火。到8月17日,團中央書記處就被黨中央改組了,原來書記處的“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實、胡啓立和王偉,胡啓立是候補書記)每天被揪去示衆。我調到團中央機關後,第一次見到耀邦同志正是他在被示衆的時候。那是9月上旬的一天,我剛陪外賓從外地訪問回來,見他踩著我的辦公桌從窗戶出去,被幾個人押著,在窗外的一個水泥做的遮雨用的棚子上坐“噴氣式飛機”。當時我所在的團中央國際聯絡部國際組織科辦公室在二樓南北走廊的東側,正對著團中央機關的院子。我看到這個情景,心裏很不是滋味,就對當時的群衆組織負責人說:“怎麽能對老同志這樣?我們團中央機關是領導機關,不能引導群衆幹這樣不雅的事!”那時,他們還能聽進一些意見,也覺得不合適,加之來批鬥的人大多是外面來的學生“紅衛兵”,不能常來團中央機關,這種在團中央機關大院的揪鬥活動很快就取消了。那次見他,我沒有機會和他說話,只能是遠遠地看著他。記得紅衛兵讓他坐“噴氣式飛機”,逼他說:“我是胡耀邦,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胡耀邦,我對黨、對人民、對青年犯下了罪行。我的出身是下中農。”其實他的出身不是“下中農”,而是貧農,這是後來審查他時才搞清楚的。對這些事,耀邦同志確實非常糊裏糊塗,因爲他認爲是“小事”,從來不放在心上。比如,那時要他交待財産狀況,他說蘇聯團中央第一書記謝列平送他一輛吉斯汽車。其實他坐的是蘇聯的吉姆車,是正部長級幹部坐的,吉斯車是政治局委員一級才能坐的,他沒有搞明白。

痛心“倒劉決定”舉了手

直到1967年6月我才與他有第一次面對面的直接接觸。那是夏收時節,團中央機關組織幹部去昌平縣勞動,當時是仿照軍隊建制,我們國際聯絡部算一個排,耀邦同志就編在我們排裏。記得耀邦同志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是“你小心點,否則摔一個跟頭多難看”。這是在我提著一個桶跳一條溝時他開玩笑說的,當時旁邊聽見的人都笑了。耀邦同志勞動很認真,一點也沒有垂頭喪氣、精神萎靡的樣子,他是團中央的“頭號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毛主席點了名的,“問題”嚴重得很。可我發現他很鎮定,在被批判時,還與批判他的人辯論,試圖說明情況,講清是非。那時有很多批判他的大字報,耀邦同志也寫出檢查張貼出來。我記得有一篇他寫到:1964年12月毛主席過生日,請他和其他一些同志吃飯。在吃飯時毛主席說,我們很多同志總是自以爲是,爲什麽不能“自以爲非”呢?因此他自我批評道,毛主席這樣諄諄教導我,我卻自以爲是……1968年10月的一天,中央要駐團中央軍代表把耀邦同志送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口去,大家猜可能他出了什麽大事,要去被批判了。軍代表早上把他送去後,在門口等了一天也沒見他出來,就擔心他是不是逃跑了,這可是擔待不起的重大責任。于是去東門口問,警衛人員告訴他:“你們不要等了,回去吧!”直到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後,才知道耀邦同志是參加中央全會去了。後來耀邦同志在五七幹校對我說,他那次參加中央全會是因爲在活著的87個中央委員中,沒有什麽大“問題”可以參加會的人已經很少了。所以才又從已經被打倒的中央委員中挑出幾個曆史上沒有問題的,再加上從19個候補中委中挑出10個變爲中委,湊成超過半數,才能合法地開會。他對這次會議很不滿意,因爲會上強行通過了把劉少奇同志定爲“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的決定。他非常痛心地對我說,他也舉了手。同時也表示,他特別敬佩陳少敏同志,全場只有她趴在桌子上就是不舉手。參加完八屆十二中全會後,他被中央保護起來沒有回團中央機關。直到“九大”後一段時間,團中央機關那時已“一鍋端”到河南省潢川縣的黃湖五七幹校了,大概是1969年夏季,他才直接從中央安排的駐地到了團中央機關的五七幹校。

工資結余全部交黨費

我與耀邦同志的親密接觸就是在五七幹校。1969年夏末,團中央機關在初到黃湖整黨大體結束後,整個幹校進行了編組,我所在的國際聯絡部與機關行政處編爲第一連。這時耀邦同志來到幹校,與我同分在一個班。這個班一共十幾個人,有黨小組,我雖然沒有恢複組織生活,但我鼓動班裏的黨員選舉耀邦同志爲黨小組長,這可能是當時對他落實的最大政策了。在一個班裏,我們兩人就有機會每天在吃飯的時候天南海北、廣泛而深入地交談。耀邦同志思想非常活躍,知識面很廣,記憶力極強,而我頭腦裏的問題又比較多,我就成了他非常忠實的“聽衆”。我們倆像一對師生一樣,主要是他說,我就是提問題,講一些情況,連接談話的內容。這樣的長談、深談延續了兩年多,直到他1972年初離開幹校。由此我對耀邦同志的爲人、見識、特點、水平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們兩人真的成了忘年之交。

由于我與耀邦同志在同一個班裏,平時又聯系密切,所以耀邦同志有一段時間就把他個人的“經濟事務”交給我管理了。他那時是五級幹部,每個月的工資是300多元(我那時還沒定級,一個月領46元),他交夥食費15元,買煙三四十元,其他就是幫助同志,還有就是大家打他的秋風,比如夏天買西瓜,有時買一些解饞的東西大家吃。記得有一次只剩下120多元了,他就全交了黨費。然後再去領工資,再去花,再去交黨費,這樣持續了好幾個月。那時,我們班主要任務是搞基建,耀邦同志就是當小工,提泥兜,運磚頭。農忙時節去幹各種農活,他也是幹得非常認真。那時他身體不太好,據他自己說患有“阿米巴肝炎”。有一次勞動時他突然昏厥過去,是我幫著他原來的警衛員把他背著送到幹校的醫務室。我那時雖然還在受審查之中,黨的組織生活還沒有恢複,但我受他的影響,也從來不消極,積極勞動和學習,並且主動擔任我們連隊的“赤腳醫生”(經過簡單培訓),有權開一些簡單的處方和營養補品。那時耀邦同志爲了治療肝病,要打一種B12的藥針,是在臀部肌肉注射,有的就是我打的。我這一輩子,只給耀邦同志打過針。

熟悉矛盾論贊賞“貓論”

耀邦同志對毛主席是極其崇拜和敬仰的,他把毛主席看成是自己的長輩和老師。他說,他15歲參加革命,一直在毛主席的教導下成長起來,他對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所開創的事業的理解,是在他跟著毛主席親身參加革命事業而樹立起來又不斷加深的,這就是要解放全中國的苦難人民,在中國實現共産主義。爲此,可以抛棄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他也要求我無論何時何地一定要無限忠誠于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所開創的事業。他非常自豪地對我講,毛主席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就是在他的鼓動下寫出來的。那是1937年秋天,耀邦同志正在抗日軍政大學擔任政治部主任。在學校裏辦了一個油印小報《抗大》。毛主席看了幾期後說:“你們辦報的也要寫一些文章呀!”此時耀邦同志就向毛主席講,是否也請毛主席寫一篇。毛主席說:“你倒將我一軍。好,我也寫一篇。”過不多久,毛主席就送來了《反對自由主義》這篇文章,登在《抗大》上,成了抗大難得的一份好教材。正是由于他與黨、與毛主席、與革命事業這份深厚的情誼,所以造反派們說他反對毛主席時,他胸有成竹,沒有絲毫驚慌。耀邦同志對毛主席的文章、講話是非常熟悉的。有一次我們談到毛主席的《矛盾論》,我說,一個事物矛盾著的雙方是“相輔相成”,他立即說,不對,是“相反相成”。我馬上去查原著,結果是他說對了。耀邦同志也非常注意馬恩列著作的學習,他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把四卷本《馬恩選集》和四卷本《列甯選集》又再仔細讀了一遍。在幹校時白天勞動,他就把晚上和休息日幾乎全部用上了。夏天就是光著膀子、扇著扇子在燈下苦讀。那時整個幹校其他連隊休息時,許多人都在打撲克、下象棋,只有我們一連在他的帶動下,都在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也是在這種氣氛下才真正讀了一些馬列和毛主席的書。其實耀邦同志不是不會打撲克、下象棋。1972年他回北京後,我去他家裏看他,常遇見他在家裏與一些同志打橋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撲克還有一種叫“橋牌”的玩法。

大概在1971年,中央“鄧小平專案組”要耀邦同志寫一份揭發鄧小平的材料。他對此事非常重視,與我談過好幾次。當時批判劉鄧路線,打倒劉鄧似乎是板上釘釘的事,但他卻給我講了一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看法,即雖然鄧小平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不擅權、工作努力、尊重毛主席,他的問題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應該解放他,給他工作的機會。後來他就按這個調子寫出了專案組要求寫的材料。我對此事特別佩服,他在那種政治氣氛下居然敢于拿出這樣獨特的見解。我感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是像對老大哥一樣尊重的。他對我講,1960年小平同志到團中央機關談到怎麽看事情的正確與否,提出了“不管是花貓還是白貓,抓住了老鼠才是好貓”,他對此非常贊賞,說“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他完全是贊同小平同志的。那個時候我有時到他家裏去,他對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解放老幹部、爲絕大部分右派分子平反、重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等等,都是全身心投入地支持和具體落實的。我記得1985年夏天我陪他從北戴河到當時國防科工委所屬的酒泉衛星發射基地和羅布泊核試驗基地去視察,一路上談了很多問題,表現出了他對鄧小平同志十分尊敬。其中談到長江的治理,他當時是主張修建三峽高壩的,說毛主席說“高峽出平湖”,我們要實現這個理想,還說小平同志也是積極主張要建的。我列出了十來個不宜建設的理由,雖然他都聽我講了,但都沒有表示贊成。

對林彪的印象多爲負面

對待林彪,他卻不很尊重。剛到幹校不久,他就對我說過,毛主席曾多次批評過林彪,如說林彪不懂得中國的曆史,連“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的次序都說不出來,要林彪好好學習一下中國曆史。這當時對我刺激也很大,因爲我就不怎麽熟悉中國曆史,這也促使我好好背了一下中國曆朝曆代的順序。再如,耀邦同志說,毛選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批評林彪的。我知道1928年湘南年關暴動時,林彪作爲朱德、陳毅部隊中第二連連長率部與我父親伍雲甫參與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一起打下了京耒縣城,在延安王家坪(中央軍委駐地)也是鄰居,他們關系不錯,我對林彪也是比較尊重的,但聽了耀邦同志講毛主席的這個批評後,我對林彪也不是看得那樣神聖了。特別是當聽到在井岡山時的“朱德扁擔”變成了“林彪扁擔”,朱毛在井岡山會師變成了“毛主席與林彪會師”,耀邦同志對此很不滿意,認爲曆史是不能篡改的。1971年9月中旬以後一段日子,當他與我都從不同渠道聽到“9·13”事件消息時(那時此事還沒有公開),我們兩個人私下裏議論了很多,如說到毛主席是不會忘記跟著他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的,說到“文革”很難再進行下去了,說到林彪的“有權就有了一切”是錯誤的,這和資産階級是一樣的,路線正確才是第一位的,等等。由于出了“9·13”事件,我們又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寄予了很大希望。耀邦同志認爲,“文革”已經耽誤了5年多時間了,現在應該起用一批經過“洗禮”的老幹部中的“少壯派”了。他當時向我念叨了好多人,其中還有一些當年被錯劃的右派分子或右傾分子,據說他回到北京後還議論了一個名單,可能有一二百人,准備向中央建議解放他們、使用他們。但後來在“四人幫”的操縱下,1973年又搞了一個“反右傾”,起用“少壯派”的事並沒有搞成,幸虧名單也可能沒有暴露,否則這些人日子也就不好過了。

(原載:《中華兒女》雜志2005年第11期)

 

發布時間:2020/11/17 10:45:00,來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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