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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與文學關系概論—古代天津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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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始建明永樂年間,但天津的曆史卻不肇端于明。天津的前身可追溯至上古時期:天津薊縣夏商時屬無終子國,秦漢至隋唐,先後屬于無終縣、漁陽郡。宋朝時,天津地區部分屬于少數民族統治區域,經曆了遼、金、元三個朝代。金代在天津設立直沽寨,元代直沽一帶更成爲漕糧轉運和鹽業生産的基地,稱爲“直沽口”,後又設海津鎮。明清以來,“天津”都是在直沽寨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這是古代天津的發展簡史,而古代天津文學則是天津曆史的另一種記錄形式,它以文學作品爲載體,形象生動地記錄、反映了天津的發展,昭示出天津的城市特點。

根據天津城市發展的曆程,加之天津古代文學發展的特點,遂將城市與文學之間的對應關系作如下闡釋:

一、天津前身與天津文學的發生、成形

金元之前,天津地輿沿革如下:“《禹貢》冀、兖二州之域,周爲幽、兖二州地,春秋爲燕地,秦爲上谷郡境,前漢爲幽州漁陽郡泉州縣、渤海郡及郡之章武、參戶二縣地,後漢爲幽州漁陽郡泉州縣、冀州渤海郡及郡之章武縣地,晉爲幽州燕國泉州縣、冀州章武國章武縣及渤海郡地,北魏爲幽州漁陽郡之雍奴縣,隋爲冀州涿郡雍奴縣、河間郡魯城縣、長蘆縣及兖州渤海郡地,唐爲河北道幽州範陽郡武清縣,宋爲燕山路燕山府武清縣、河北路滄州清池縣及清州地。”在這些朝代的更疊之中,天津一地均附屬于某州郡,沒有職官的記錄,亦沒有行使過獨立的行政權,而這段曆史時期內的文學恰是天津文學的發生期。

與此地尚未形成獨立的行政存在相對應,這時期的文學亦附屬于當時整個的中國古代文學,亦沒有形成自己的特點,具體表現爲這段時期內的文學作品多爲途徑此地的文人創作。如漢魏之時,曹操曾途徑天津,並遇到暴雨和洪澇的阻滯。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曹操于初平十二年率兵北征烏桓:“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向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埯谷五百余裏,經白檀,曆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白檀,屬漁陽郡,因此,這段記載確定無誤是描述曹操途徑天津時的情形。而他的《步出夏門行》組詩就是作于此時,其《觀滄海》中所述之“碣石”、“滄海”正是天津古地的風物:“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樂亭縣,此山已沈陷海中。黃節在《魏武帝魏文帝詩注》中也確認此詩作于天津古地:“當是至無終、經白檀、曆平剛、登白狼之時。”又如李唐時期,天津地區屬于“河北道幽州範陽郡武清縣”,陳子昂、高適等人都曾途徑此地,並寫下詩歌。陳子昂的《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就是作于其從軍幽薊之時,抒發其抑郁不得志之苦悶。而隨後的《登幽州台歌》更是將這種人生的苦悶發揮到極致,堪稱千古絕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高適一生有過三次出塞的經曆,前兩次均是赴幽、薊邊塞。他在《別馮判官》裏高唱:“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惟一道,雨雪盡三邊。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渴賢。”借譽美馮判官表露自己入幕建功的意願。他的《營州歌》記述了幽、薊、平、營四州的風物,而《燕歌行》更是以極高的藝術水平、獨特的邊塞氣象而于中國文學史占據一席之地。除陳子昂、高適外,杜甫、白居易、劉長卿、張籍、李颀等人也都有關于薊漁的作品,這些人的作品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邊塞詩。由以上所舉實例可證,金元之前的天津一帶沒有本土文人,其文學創作的主體是服務此地的從軍型文人與途徑此地的遊覽型文人,而且這些文人都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詩人,其作品不被以創作地的標准歸類,而是以其獨特的藝術成就被置于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因此可以說,這時期內的天津文學依附于當時的整個中國文學。

自女真族建立金朝,並在天津設立直沽寨,天津一地才以獨立的“行政單位”存在,並開始有了職官,據《天津縣新志》記載:“金以完顔佐爲都統,完顔咬住副之,戍直沽寨,是爲天津職官見于史冊之始。”元延佑三年,元朝統治者在此地設置海津鎮,並命副都指揮使伯顔鎮遏直沽,于是海津鎮又被稱爲直沽。由于遼、金北方政治中心的設立,特別是元朝統一後定都大都(北京),隨著政治中心的北轉,天津因毗鄰首都而在經濟上得到了發展,直沽一帶成爲漕糧轉運和鹽業生産的基地。

隨著經濟的繁榮,人口的聚集,以及少數民族政權在漢文化的巨大影響下逐步走向與之融合乃至被同化,這段曆史時期內的天津文學處于形成期。處于形成期的天津文學與發生期的不同是,一些天津地區的士人開始有較多機會進入社會上層並從事文學創作,如張斛、左企弓、劉中、韓玉、鮮于樞等人都是漁陽(今屬薊縣)人,其中以鮮于樞成就較高。此時由于元曲(包括雜劇和散曲)的興起,曲已取代詩詞,成爲主宰文壇的一代新文體。鮮于樞除精通詩文外,還兼擅散曲創作。其子鮮于必仁承父所長,不僅散曲小令爲人所稱道,且精通曲律,曾與著名曲家貫雲石、楊梓共同切磋、創制、定型“海鹽腔”,後來成爲明代戲曲四大聲腔之一,是我國戲曲史上有貢獻的人物。總的說來,金元時代的天津文學創作主體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直沽寨”、“海津鎮”的文人,但終歸是屬于天津地區的一些文人開始逐漸登上文壇,並參與了主流文學的創作。

二、城市肇建與天津文學的發展———流寓文學

程敏政《天津重修湧泉寺舊記》有雲:“我文廟入靖內難,自小直沽渡跸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置三衛以守,則永樂甲申也。”天津三衛指天津衛、天津左衛、天津右衛,設立之初,三衛互不統轄,隸屬河間府。永樂四年(1406),明成祖下令築城,此爲實體天津城的出現。天津建城,意味著“天津”這一地名的確立,使這一地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有了一個確定的凝聚點。天津曆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天津文學的發展從此也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天津初爲軍事衛所,駐防者皆戍卒,其地尚武無文,人口構成、文化素養與江南一帶相去甚遠,這一點由《創建天津衛學明倫堂舊記》中可見端倪:“天津三衛者未有學,正統紀元,聖天子嗣位之初,以武臣子弟皆將繼其祖、父之職業以效用于時,不可不素養而預教之,乃命天下凡武衛悉建武學而立之師,選武官與軍士子弟之俊秀者充弟子員,于是天津及左右衛始有學。首掌學事,則師訓曲阜李君賜也。于是諸生率初就學,倥蒙悍厲之氣固自若也……”由于人口構成、風俗的緣由,這段時期的文學呈現出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

(一)創作主體是流域文人。由于天津本土有尚武之風,因此其文化教育事業在城市肇建之初並不發達,這是這段曆史時期內缺少本土文人的根本原因。另外,天津地居首都門戶與水陸往來的要沖,往來人物中不乏能詩善文之士,這就形成了天津建城之初文壇上主要作家爲流寓作家的情況。這段曆史時期內,途經、流寓天津的文人有很多,其中茶陵詩派的領袖李東陽是流寓作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李東陽《懷麓堂集》中多篇有關天津的詩作,描繪了當時天津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也較爲真實地揭示了民生的艱難,傳達出作者的憂慮。他的散文《修造衛城舊記》簡約而確要的敘述了“天津衛”的由來與天津衛城的修築情形,闡釋了對天津戰略地位的理解及對修造該城的感慨,文中記載曆來爲各種史志所沿用,是後人研究天津曆史的寶貴資料。余如明初的宋讷、陶安、張以甯,前七子中的李夢陽、何景明,以及瞿佑、曾棨、岑琬、倪敬、謝遷、陳循、程敏政等人,也有關于天津的詩文作品。特別是正德年間曾任天津戶部分司的汪必東,在詩賦中較爲詳細地描寫了天津的自然風光,表現了對天津的熱愛之情,值得一提。

(二)文體以詩文爲主。綜觀這段曆史時期內的文學作品,其體裁不外乎詩文兩種,間或有詞出現,但未形成氣候。就詩歌的發展而言,天津文學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時文學史發展的軌迹,茶陵詩派、前後七子都曾在天津文壇留下痕迹。而就整個古代文學而言,這時期的天津文學卻沒有産生當時主流的文學體裁———小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時的古代文學已經曆了“唐詩、宋詞、元曲”的演化過程,並進入以小說爲主流的時代。但由于天津城處于建城初期,尚未形成較爲發達的市民社會,而小說的繁榮恰是有賴于較爲發達的市民社會作爲讀者市場,因此,這時期的天津文學創作不能出現小說這種文體,而仍以傳統的詩文爲主。

三、城市發展與天津文學的繁榮———本土文學

自明中葉至清代,除了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和明清易代的戰亂外,總的來說,社會比較安定,經濟也有所恢複和發展。在天津,由于大運河全線暢通,漕糧運輸的進一步發展,帶動了天津地區的鹽業生産和農業墾殖,使天津的城市經濟逐漸繁榮起來,城市功能也逐漸由軍事衛城向商業港口城市轉化。清雍正三年改天津衛爲天津州,雍正九年又升爲天津府,轄一州六縣。天津城居人口的數量和素質都有所提高,城市文化也大有進步。

此際的中國總體上已進入封建社會後期,明清最高統治者爲了鞏固和保持皇權統治,極力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在文化思想上實行嚴酷控制的政策,對知識分子采取一面高壓、一面籠絡的手段。明代科舉以八股文取士,只從四書五經命題,以朱熹注釋爲准,並對字數多少都做了嚴格規定,從而限制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此同時,明代大興文字獄,以種種借口殺害稍有涉嫌的知識分子。清代文字獄規模更大更多:康熙時莊廷栊因“私修明史”,被族誅七十多人,株連近二百人;雍正時有呂留良、曾靜之獄;乾隆時更是年年都有文字獄,天津的文學世家“水西莊”莊主查日乾、查爲仁父子都曾長期被關押入獄。在這種嚴密的思想控制和文字獄的打壓下,明清兩代知識分子在心理上長時期處于拘謹、恐怖狀態,思想逐漸萎縮。像李白那樣豪情恣肆、不受拘檢的詩人,像司馬遷那樣秉筆直書、臧否當朝的散文家,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是無法存在了。但在天津,由于變軍事衛所爲商港城市,城市經濟的繁榮帶動了文化的發展,本土作家開始成長起來,使天津文學有了較大發展,表現于以下兩點:

(一)園林的興盛開津門文人雅集之風。清初本土

文人張霖建遂閑堂開津門雅集之風,聚集了一時名流,如姜宸英、梅文鼎、趙執信、吳雯、徐蘭、方苞等人,他們都是流寓、客居津門的文人,多館于遂閑堂,他們與張霖一起了促進了清初天津文學的發展。張霖從弟張霔帆齋也是清初文人雅集之所,彙集了當時本土著名的文人,如龍震、黃謙、梁洪等人,他們的雅集唱和是最具鄉土特色。到了清朝中期,即雍正、乾隆年間,查日乾建的水西莊是天津曆史上最著名的園林,也是清中期聞名南北的園林。水西莊由査日乾始建,在其子查爲仁手中得以發揚光大。査爲仁熱情好客,主水西莊時:“慕古人顧阿瑛、徐良夫之風,蓄積書籍,廣開壇坫。名流宴詠,殆無虛日。許佩璜刺史贈之曰:‘庇人孫北海,置驿鄭南陽。’”當時的水西莊囊括了雍乾年間著名的文人,如曆鄂、吳廷華、陳臯年、汪沆、杭世駿、萬光泰、沈德潛等,也聚集了天津本地的諸多文人,如周焯、胡捷、胡睿烈、金至元等人。這些水西莊的文人與査氏族人以水西莊爲依托,共同開創了天津古代文學的繁榮局面。水西莊之後,道光年間的梅成棟組織成立了梅花詩社,經常于水西莊遺址上觞詠唱和,延續著津門文人的雅集之風。

(二)本土作家的大量出現,本土文學的創作、研究都得到了發展。明嘉靖以後,靜海、滄州、鹽山、慶雲、青縣、南皮等地出現了一些文人,如張愚、劉焘、徐升階、陳耀、元墨、李騰鵬、子延、楊文卿、揚州鶴等。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如張愚《蘊太書屋詩文》、劉焘《淮川文集》、李騰鵬《墨名集》、李乾淑《白華詩稿》、楊文卿《瓯海詩集》、劉焘《晴川馀稿》、徐升階《麗台詩集》等。到了清朝以後,天津本土文學更是得到長足的發展,如張霔與帆齋文人都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他們創作了數量衆多的詩文作品,並都有詩集流傳,如張霔的《欸乃書屋詩集》與《綠豔亭詩稿》、龍震的《玉紅草堂詩集》、黃謙的《曆下吟》與《太行行草》等等。康熙乾隆年間,天津本土文人的創作達至鼎盛,如方苞嫡傳弟子、桐城派散文名家王又樸有《詩禮堂全集》傳世,于豹文有《南崗詩抄》流傳,金玉岡則有《黃竹山房詩鈔》傳世。水西莊主人査爲仁及賓客也都有詩詞集流傳,如査爲仁的《蔗塘未定稿》、査禮的《銅鼓書堂遺稿》、金至元的《芸書閣剩稿》等是水西主人的代表詩集,是研究水西莊重要的文學資料,其中《蔗塘未定稿》中的《蓮坡詩話》、《銅鼓書堂遺稿》中的《銅鼓書堂詞話》是水西主人在天津詩詞理論研究方面的貢獻。水西賓客汪沆的《津門紀事詩》描述了天津的史地掌故、風物人情,爲後世史家所重,而厲鹗與查爲仁合著的《絕妙好詞箋》開天津詞學研究的先河,也成爲後世詞學研究的必讀之作。嘉道年間,天津出現了優秀的詩人梅成棟,他的《欲起竹間樓存稿》將目光投注在津門百姓的身上,關注著他們的命運。他的《津門詩鈔》收錄了自元代至清道光年間天津詩人的幾乎全部詩作,是天津第一部詩歌總集,另外,梅成棟還組織的梅花詩社,延續著天津本土文學的創作,有《沽上梅花詩社存稿》傳世。

由這段曆史時期的城市發展與文學來看:明中葉至清中期,天津城市逐漸興盛,伴隨著城市經濟、文化的發展,古典文學也達至其發展的頂峰。

綜上所述,金元之前,天津文學處于發生期,這時期的天津文學依附于整個中國文學而存在;金元時期,天津文學處于形成期,這時期天津地區的文學創作主體開始登上中國文壇;“天津城”出現之後,真正意義上的天津文學開始出現,並以流寓文學爲特色;明中葉至清,隨著天津城市的經濟發展,文化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本土文學的發展繁榮是這段曆史時期最重要的特點。由于本土文學的繁榮,天津古典文學達到了發展的頂峰。由天津城市發展的曆程與古典文學發展史來看,城市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發展,也推動了文學的進步與繁榮,二者發展的步調基本上保持一致。

 

發布時間:2019/6/12 14:56:00,來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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