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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無情:紮根于中華文明沃土的回鹘文化

 

回鹘佛教壁畫(漢文旁題)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曆史長河中,新疆地區各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頻繁交流交融,形成了與中原文化血脈相連、息息相通、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

維吾爾族先民的主體是隋唐時期活動在蒙古高原的回纥(回鹘)。唐開成五年(840年),回鹘由蒙古高原向西遷徙,其中一支遷往今天的吉木薩爾和吐魯番盆地,建立了唐屬地方政權高昌回鹘王國。回鹘文化紮根于中華文明沃土,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潤,具有顯著的中原文化特色,是多元一體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回鹘與唐王朝不僅有十分緊密的政治、軍事關系,而且也始終保持良好的經濟、貿易和文化聯系。唐王朝在軍事上需要大批戰馬,其中絕大部分是回鹘提供的,唐王朝則主要用絲綢與回鹘交換戰馬。這樣,以前傳統的絲綢貿易路線改變了,絲綢主要通過漠北回鹘進而轉運到中亞、西亞、歐洲等地。這就是密切聯通中央政府與邊疆地區著名的“參天可汗道”。

在回鹘與中央王朝之間密切而特殊的關系背景下,中原文化對回鹘的影響全面而深刻。漠北草原上的遊牧部族較晚才有了自己的文字。在與中原地區頻繁的交往交流過程中,回鹘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原文化的魅力,加之回鹘王室對中原文化也十分推崇,中原文化開始大規模傳入漠北回鹘。至今所發現的漠北回鹘碑文基本上都是鄂爾渾-葉尼塞文-漢文或粟特文-漢文合璧式的,由此可見漢文在漠北回鹘中的地位。

之前,在中原文化的感召之下,回鹘王曾邀請中原地區的僧人與傳統的薩滿教巫師辯論,最後僧人獲勝,這也爲此後回鹘改奉佛教奠定了堅實的信仰和群衆基礎。回鹘改信摩尼教也與中原地區有關。當時回鹘可汗在洛陽遇到幾位摩尼教士並把他們帶到漠北汗庭,從而自上而下推行摩尼教,而且回鹘所信奉的摩尼教與波斯摩尼教有很大的不同,漢化、佛化特征十分鮮明。

回鹘西遷西域建立高昌回鹘王國所轄地域正是西域漢族人最爲集中的區域。東天山地區的伊州(伊吾)、西州(高昌,即吐魯番)和庭州(北庭,即吉木薩爾)是唐王朝在西域所設的三州,實行與中原地區完全一致的制度和政策。早在西漢時期就有漢族人在此定居,此前大部分時期漢族人是當地的主要居民;龜茲則是唐王朝安西都護府的治所,也有大量的漢族士卒、官員及家屬在此定居生活。西遷的回鹘人與漢族人共居于一地,和平共處,在頻繁的交往交流過程中,更全面地接受了中原文化。

據《突厥語大詞典》的作者馬赫默德·喀什噶裏所記:“回鹘人使用本書開頭部分談到的24個字母的回鹘文,書籍、信件均用這種文字書寫。回鹘人還有和秦人文字相似的另一種文字,官方文牍都使用這種文字。”這裏的“秦人”也就是漢族人,說明直到公元11世紀末,漢文在回鹘中仍然十分流行,特別是重要的官方文牍都使用漢文而不用回鹘文。

另據大約于1220至1221年出使中亞的金朝大臣烏古孫仲端在行記中所記錄:“惟和沙州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這裏的“和州”,又稱“火州”,即吐魯番盆地的高昌。當時雖然回鹘人遷移定居高昌已經近400年了,但是與戊己校尉、高昌郡、高昌國、唐西周一脈相承的中原漢文化和漢傳佛教的傳統仍然存在,漢文還是當地的官方文字,漢文佛經也廣泛流行。

回鹘佛教徒利用中原地區的印刷技術大量印刷刻本佛教文獻,進一步提高了佛教的傳播手段。所印刷的佛經數量大、種類多,目前所知的主要有《阿含經》《觀世音成就法》《救度母二十一種禮贊經》《金剛經》《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北鬥七星經》《決定毗尼經》《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以及種類衆多的佛本生故事等,這些佛經和佛本生故事基本上都是屬于漢傳佛教系統的。回鹘文本佛經印刷地點主要在元朝的大都、上都以及敦煌等地,其中有些佛經中間夾寫有漢字,甚至頁碼全部用漢字表示,如一件《救度母二十一種禮贊經》殘經的第九頁刻有刻工“王五”的名字,還有的刻有“陳甯刊”等字樣,很顯然,當時有漢族人幫助刻印回鹘文佛經。

1980至1981年在吐魯番柏孜克裏克石窟出土了超過1000件文書,其中大部分是漢文佛經,可以看出這些佛經文本來源于中原各地而集中在高昌地區,說明直到12世紀時高昌回鹘仍從中原引進許多雕版印制的漢文《大藏經》,這些都真實反映了高昌回鹘與中原地區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上的聯系。

直到公元14世紀,不少碑文石刻仍然是漢-回鹘文合璧式的,且漢文一般都在正面。如刻于公元1326年的《重修文殊寺碑》,正面漢文26行,背面回鹘文亦是26行;刻于公元1334年的《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正面漢文36行,背面回鹘文38行;刻于1361年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正面漢文23行,背面回鹘文32行。

高昌回鹘王國的官制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除了同時保留北方遊牧民族的官名、爵位,如伯克、于越、特勤之外,大量的官制取自中原地區,如宰相、金紫光祿大夫、樞密使、左神武大將軍、禦史大夫、都督、監使、判官、檢校太師等官名、爵位和勳位等。

根據德國學者馮家班的研究,高昌回鹘的度量衡——容量、重量、面積、長度和數字單位均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例如“錢”改稱爲巴克爾,“兩”改稱爲薩迪爾,“錠”改稱爲雅斯圖克。馮家班總結性地指出:“很有意義的是,大多數表示度量衡的術語是外來語,即是來自漢族;很少來自西方。”此外,高昌回鹘王國通行了唐王朝開元七年的曆書,且持續了較長的時間。

作者:彭無情,哲學博士,新疆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來源:2019年9月17日《中國民族報》

 

發布時間:2020/7/20 9:36:00,來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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