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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活動地點的種類與精細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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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必須在宗教活動場所內進行,因此對宗教事務的管理,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對宗教活動場所的監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宗教活動場所的監管經曆了轉型,並開始了法人治理等宗教事務現代管理手段和模式。

2018年4月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其中提到:“中國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2億,宗教教職人員38萬余人。”

佛教在曆次全國性抽樣調查中,都是中國信徒人數最多的宗教。但佛教教職人員的經濟收入遠低于社會的平均水平。有數據顯示,大衆印象中“很有錢”的佛教,其教職人員的收入並不高。在公益慈善方面,佛教貢獻較大。佛寺門票等經濟問題經常成爲輿論熱點,但真實情況與大衆印象有很大差距,今天的中國佛教總體上依然保持了清修傳統。

漢傳佛教活動場所,按照所處地域環境,大體可以分爲都市佛教寺院、鄉鎮農村佛教寺院、名勝景區(山林)佛教寺院三類。

都市佛教寺院。隨著新世紀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都市佛教寺院呈現出較快的發展勢頭:一些原本處于城鄉接合部、鄉村的佛教寺院轉變爲都市佛教寺院;而一些老城區的佛教寺院,也由于拆遷補償、城市規劃等原因,基礎設施得到較大改善。但總體而言,我國大都市、中心城市內開放的寺院僧侶准入制度較爲嚴格,都市佛教寺院數量較少、常住僧人數量有限。特別是佛教活動場所分布不均勻,開放的佛教寺院主要位于老城區,一些新興的、人口更爲稠密的城區、社區則較少有佛教活動場所。

鄉鎮農村佛教寺院。上世紀80年代鄉村佛教寺院一度呈現較快發展趨勢,但新世紀以來,由于鄉村人口大量外流,鄉村佛教寺院明顯衰退。我國大部分勞務輸出地、經濟較爲落後地區的鄉村佛教寺院都較難維持。許多鄉村寺廟只有一兩位出家人,甚至沒有常住的出家人。

名勝景區(山林)佛教寺院。山林佛教具有較高的文化影響,香客衆多,經濟收入豐厚,寺廟的軟硬件設施都得到較大改善,甚至達到國際水准,對外交流、國際化水平也較高。但山林佛教往往被旅遊等各方利益裹挾,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負面影響。

如果按照佛教寺院的內部管理情況,又可分爲僧人主導管理型寺院、僧人參與管理型寺院、無僧人住持的寺院三類。

僧人主導管理型寺院。一般是由佛教界獨立籌款建設或恢複重建的佛教寺院,實行方丈或住持負責制,管理層以僧人爲主導,有時可能也會吸收少量居士義工參與。這類寺院一般具有一定規模,尊重並不同程度地保留傳統的叢林制度,但實際上爲適應現代社會,在組織制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有些寺院在形式上雖然還基本沿用叢林清規,但會予以簡化。有些寺院引入企業管理模式和考核制度,或者說對外采取企業管理方式,對內采取寺院叢林清規管理。也有些寺院引入物業管理,讓物業公司從事保安、清潔、建築物日常維護維修等工作,提高專業化水平。

僧人參與管理型寺院。這種類型又可以分爲兩種情況:

(1)寺管會主導,僧人參與。寺務(寺院的財務、建築物業、旅遊及相關商業網點經營等)由寺管會負責,法務(即法會佛事等宗教活動)由僧人負責,僧人內部也會按照傳統叢林清規進行組織管理。這類佛教寺院往往以宗教活動場所和旅遊景點雙重身份進行登記,由政府職能部門作爲旅遊景區出資建設、修複,或作爲旅遊場所由旅遊部門管理,宗教活動場所及其宗教活動,被視爲旅遊景區、旅遊景觀的一部分。

(2)投資人(在家居士或投資商)主導,僧人參與。此類寺廟有些存在于部分鄉鎮之中,規模不大,僧人主要負責法事活動,領取工資報酬。此類寺院中,也有個別寺院具有一定的規模,由較爲富有的居士或信衆團體籌資建寺,並組成寺院管理委員會,投資商負責寺務管理,僧人負責教務管理。此類個別規模較大的寺院,有關部門有時也會介入監管,形成三方共管的格局。

無僧人住持的寺院。此類寺院又可以分爲4種情況:

(1)寺院規模較小,沒有常駐僧人。許多鄉村寺廟較爲破敗,出家僧人數量較少,常有一個僧人監管幾個鄉村寺廟。香火較少、周邊信徒較少的鄉村寺院,往往沒有僧人常住,僅有個別當地居士留守看管。一般在比較重要的宗教節慶時,才有僧人臨時前往此類寺廟主持法事活動。

(2)按照民間神廟修建並管理的佛教寺廟。這類佛教寺院一般由鄉村有聲望的人士牽頭重修重建,委派俗人廟祝照看香火,香火錢收入由出資人支配,在出資人衆多的情況下,常輪流管理寺廟。一般這類寺廟規模不大。

(3)由一些未被認證的“民間佛教儀式專家”管理的寺廟。這類寺廟在當地一般有深厚的曆史傳統,規模不大,以父子或夫妻爲主,主要爲當地民衆提供婚喪嫁娶等各種宗教儀式服務。

(4)原本爲佛教寺廟的一些旅遊景點,並非宗教活動場所,但安置佛像,放置功德香,收取香火錢,甚至此類個別景點被以一定金額出租或承包出去,承租或承包這類景點的“工作人員”冒充僧人收取香火錢,進行抽簽算命等活動賺錢。

可以看到,我國佛教寺院彼此差異較大。大城市、經濟發達地區的大型佛教寺院,一般有門票收入、法事活動收入、宗教捐獻等3項重要收入;而很多鄉間佛教寺廟則常常入不敷出。

2012年10月,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安部等10部委聯合下發的《關于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的意見》中提到:“一些經依法登記的寺觀尤其是處在風景名勝區的寺觀,或被投資經營,或被作爲企業資産上市……這些現象嚴重違反黨的宗教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擾亂正常宗教活動秩序,損害宗教界的權益與形象,傷害信教群衆的感情,損害遊客的合法權益,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引起社會各方面的強烈關注。”

2017年11月,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等12部委聯合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問題的若幹意見》明確規定:“佛教道教活動場所必須堅持非營利性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佛教寺院逐步恢複發展。中國佛教協會原會長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要引導和組織城鄉寺廟的僧尼,凡有條件的,積極從事適合寺廟情況與宗教習慣的農業、林業、副業、手工業的生産勞動和文教、衛生以及其他適當的社會服務工作,爲社會創造財富,同時安排好宗教生活。分布在各行各業的佛教徒,都應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在不同崗位上爲四化多作貢獻。”此後佛教寺院開始出現流通處等周邊經營網點,這是我國佛教寺院進行商業試驗的開端。但幾十年來,經濟利益驅動滋生了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去商業化”成爲教內外對當前佛教寺院治理的一個共識。

2018年6月中國佛教協會出台的《關于自覺抵制佛教領域商業化不良影響的通知》對佛教的商業化進行明確定義:“佛教領域商業化問題,主要是指商業資本等非宗教主體介入佛教領域,將佛教寺院、佛教活動或者某些佛教教義等變爲牟利工具,賺取經濟利益。”佛教商業化問題主要針對其活動場所(寺廟)的違規商業運作。

“去商業化”要落實到宗教活動場所層面,在治理過程中,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尤爲重要。包括佛教寺院在內的宗教活動場所,可以分爲臨時活動地點、宗教活動場所、捐助法人三類進行監管。

臨時活動地點。申請人是“信教公民代表”,在家居士可以成爲“信教公民代表”。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規定,臨時活動地點的活動由所在地鄉級人民政府進行監管。2018年6月,國家宗教事務局公布的《宗教臨時活動地點審批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了臨時宗教活動場所不得發生下列行爲:“舉辦宗教教育培訓”“接受境外組織或者個人捐贈,允許境外人員從事活動”。

宗教活動場所。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重申了對宗教活動場所內部的組織管理規定,要求宗教活動場所設立民主管理組織,加強場所內部各項工作的分工細化管理,處理好宗教活動場所與旅遊景區的關系。

捐助法人。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中規定,宗教活動場所符合法人條件的,經所在地宗教團體同意,並報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查同意後,可以到民政部門辦理法人登記。《民法總則》中規定,依法設立的宗教活動場所,具備法人條件的,可以申請法人登記,取得捐助法人資格。“捐助法人”是宗教活動場所治理的一種現代法治模式,有利于宗教活動場所更加精細化的治理。

 

發布時間:2019/8/19 10:20:00,來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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