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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膜拜现象的社会文化土壤及其历史原因

若水

 

人本网艺术鉴赏

全能神、门徒会、血水圣灵、呼喊派等这些假冒“基督教”名义所传播的邪教,蒙骗和诱惑许多群众上了邪教的贼船。而这类邪教的信众,他们膜拜“神信仰”的共同点是:1、全以信“基督耶稣”的名义为身份掩盖。2、全以自己本教的教义(如:全能神的《话在肉身显现》、门徒会的《七步灵程》、血水圣灵的《全备福音》等)为信奉的“经书”。3、全以教主自封的“神”为膜拜对象,如全能神的“女基督”(杨向彬)、门徒会的“三赎基督”(季三保)、血水圣灵的“神的使徒”(左坤)等,这些常人成为了被信奉的“神灵”。

显然,这种与传统宗教在精神偶像、教义、教规等方面都完全背离的邪教,却为什么会让众多群众上当?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似乎简单,就是某些群众愚昧在邪教的诱惑下被拖下了水。虽有涉邪人员的个人或家庭的多种缘故让某些群众走入了邪教,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邪教膜拜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等原因才是问题的症结。

一、“五四运动”以来旧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的建设

考察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以前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文化在传承了二千多年后,在近代中国(1840年后)趋于了衰败。由于满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腐朽统治,西方工业革命后的英、法等列强开始侵占并瓜分中国,泱泱天朝大国在近代史时期频于灭亡。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其核心主题就是“救亡”。要“救亡”就必须铲除封建制度和旧的思想体系,而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将西方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地介绍给了中国,提出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取代“孔家店”。以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为代表的新文化领袖,大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封建腐朽性并推崇新思想、新文化,这些都对长期作为国家统治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儒家文化给予了颠覆性打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虽然打破了旧的思想文化桎桍,但并没有也来不及建立起新的文化体系。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中国大地风雷激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运动成为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主旋律。直到新中国诞生,完全地构建起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同时又是崭新的文化体系则一直处于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文化体系建设基本上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主旨的文化路线,概括起来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双百方针”。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并由此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文化建设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党的这种文化路线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奠定了主基调。

二是在党的文化路线的指引下,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的批判和改造。如:全民性的扫盲、取缔妓院、推广汉字简化、提倡移风易俗(“破四旧树新风”等)、制定新的婚姻法(反对包办婚姻)等等。这些新文化的建设对脱胎于旧中国的国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开展了以全民学习雷锋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这时期涌出来的王进喜、焦裕禄、王杰、欧阳海、张秉贵等英模人物家喻户晓。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观、道德观、价值观由此形成,这是新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也是在高度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新式文化体系。

这种文化体系的社会作用兼顾了“群众性、教育性、娱乐性”相统一的原则,即输送给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如:农村的免费电影放映队),除了娱乐性外还有较强的思想灌输教育作用。文艺坚持政治标准以及政治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相结合是当时的文化主流方向。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全国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如诗歌《雷锋之歌》(贺敬之作品)、小说《林海雪原》(曲波作品)、话剧《龙须沟》(老舍作品)、戏剧《芦荡火种》(文牧作品,后改编为样板戏《沙家浜》)、电影《英雄儿女》(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等等。这些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艺术感、革命感的作品整整教育了几代人。不得不说新中国的新式文化体系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制高点,由此所形成的全民文化意识基本上是爱国主义和红色基调。

然而遗憾得是,这种新式的文化传播还没有积累和沉淀为民族的深厚思想土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场历时十年的“动乱”所产生的严重的文化后果是:一、对一切传统文化都按“封、资、修”进行了批判,而不是继承和扬弃;二、虽然对全民灌输了无神论思想教育,但对宗教等事物进行了不公正地批判,违背了“宗教自然消亡”的客观规律;三、对人的精神指导以“阶级斗争”为准,无形中破坏了人和人及家庭之间的自然和谐,以政治标准代替了“人性”需求。

“文革”结束后,党对其“极左”错误思想进行了纠正和历史清算,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但思想和文化的断档却没有及时填补,改革开放后所敞开的窗口使西方思潮不加分辨地引入了进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倡导下,西方的思想文化一度占领了中国市场。什么“意识流”、“存在主义”、“费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等思潮流行于中国知识界。而民间的封建迷信也死灰复燃,“黄、赌、毒”现象开始发酵,有害气功流行于全国(这里面就产生了邪教)。总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是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和价值道德观念较混乱的时期,这种混乱不仅导致了“六四风波”,更为严重得是破坏了雷锋时代的思想文化秩序。而为了经济利益,各种造假贩假及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私有化行为盛行于社会,让人们的私欲及“拜金主义”迅速膨胀,社会的道德底线和原有的价值观几乎面临崩溃。

以上这一切混乱现象,除了社会经济转型所付出的代价外,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及思想文化的无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重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这其中的文化建设(文化自信)应当是解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及新中国新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的问题,这是当代民族文化的重构再建的历史性课题。而这个课题的成功与否则关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

二、有神论的思想文化土壤正成为滋生邪教的温床

由于上述的历史原因,在打破了旧的文化体系后而全新的、短暂的新式文化体系又发生了断代。这种情况在“文革”结束后到党的十八大前,三十多年来的文化建设或文化重构其实一直处于“慢车道”,即思想舆论阵地一直处于多元化的状态。这也使得文化生态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外(这里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非主流的文化意识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市场。这其中最明显的有三点:一是鼓吹所谓“民主自由化”的思想(尤其是网络文化),崇洋媚外的味道很浓;二是“复古主义”,以“国学”名义传播或胡乱诠释传统文化,似乎老旧的“孔孟之道”就可以解决当代中国的一切问题;三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思想以“科学”的光环重现民间,如风水、算命、鬼神等都假借什么“建筑学、预测学、神秘研究”等新名词蛊惑大众。象台湾的张德芬、胡因梦等“身心灵”大师在网络上就有众多女性(白领女性居多)粉丝。而各种网络游戏可能会对青少年所产生的“暴力”或“性影响”等。以上这种文化现象已经浸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非主流文化的泛滥和熏陶使得缺少正确世界观的人们处于茫然之中,也使得爱国主义、科学主义、无神论思想教育等正能量的传播有了很大的障碍。

正是以上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无形中滋生了有神论的思想土壤。特别在广大农村的乡土文化中,“崇拜文化”(祭神祀鬼、占卜求运、请神治病等等)的流行又与宗教或民族信仰混为一体,使得群众的“神崇拜”观念大大增强并难以分辨出“正”与“邪”的区别,这其中的部分群众就在“神崇拜”文化的推动下不自觉地走入了宗教,或者为了寻求“神保佑”被邪教人员用欺骗手法拉入了邪教组织。

三、“生存感、安全感、归属感”所需要的“信仰支持”

首先,被邪教蒙骗入教的群众绝大部分是弱势群体,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个群体的共同弱点是:贫困、愚昧、迷信。当一个人或家庭长期在贫困中挣扎却又无助,在愚昧中盲行却又缺乏正确的指导,在迷信中恐惧却又看不到什么希望;这种生存境界自然就会把人推向一种极端化,即人性、思想、情感都严重缺乏正义感和对生活的理性判断。在“生存感、安全感、归属感”都空白无望的情况下,人的恐惧心理便会大大增强,而摆脱这种恐惧感就需要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持。可这种强大力量的来源一般有三类:一种是社会普遍性的物质与精神的解放,一种是自我的觉醒和奋斗,一种是依靠外在的异己力量(如:宗教)。在前二者都没有条件付诸实施时,第三种就可能会成为拯救弱势人群的唯一途径,而且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途径。

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曾这样论述:“‘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列宁的这篇文章写于1909年5月,是针对“宗教的根源问题”的科学论述。此论述完全符合并清晰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列宁的论述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当今时代,中华民族正在为现实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不懈地奋斗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但也必须看到社会上存在着的“资本的、非道德的、不公正的”各种“异己力量”。这些力量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例如: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中国的基尼指数长期在0.4以上)、社会风气腐败问题、高房价问题、医疗负担过重问题、教育成本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社会道德底线等等问题。广大的底层群众特别是贫困家庭,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越来越缺少主人翁感和安全感,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压迫和心理影响,使那些幻想得到“神”庇护的人们,不得不到宗教里寻求慰藉。这其中就有部分弱势人群被邪教所裹挟。

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人们个体所需求的“生存感、安全感、归属感”是需要某种“信仰”来支撑的,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否则个体就不会有自身的“归属感”的人际圈。在当今社会阶层已固化的情况下,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尤其是还缺少较高文化素养(科学素质)的底层大众,他们对“归属感”的追加,往往选择信“神”反倒是一种方便而廉价的办法。这就是部分民众“神信仰”泛滥和“信仰模糊”的社会原因。

四、“全能神”等邪教信众“神信仰”的文化分层

全能神、门徒会等这类假冒“基督耶稣”名义的邪教,它们的许多信众在“神信仰”问题上并不都是纯粹化的。即他们的“神信仰”文化可分为“模糊型信仰”、“宗教型信仰”、“政治型信仰”这样的三类。而这三类“神信仰”又与信众在邪教组织里的身份和作用密切相关。笔者依据做挽救工作的多年经验,将这三类“神信仰”分类如下:

第一种:“外围人员”,以“模糊型信仰”为主。这类邪教信众的一般特点是: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迷信思想严重、个人或家庭都有“悲凉的故事”、情感和心理扭曲等。他们信神的初衷是求得“神保佑”,因身体有病、家庭变故、情感孤独等原因来寻求现实以外的“幸福”。他们对“基督耶稣”的知识基本不懂,就是对自己所信的“教主”(如:“女基督”、“三赎基督”等)也不甚了解。他们更多得是用具体行为(如祷告、为教会做事跑腿等)来表示对“神”的虔诚。由于他们对邪教“教义”除了背诵些“吃喝神话”的字句外,并不真正理解“神学”,这倒反过来会让他们多奉献钱财,以弥补不足。

因此,第一种“外围人员”的信仰文化是极低的,是“模糊”的。可他们人数众多,从众心理是他们的支撑。故而他们不愿意离开邪教群体,觉得只有在“兄弟姐妹”中自身才能获得安全感、归属感。

第二种:“骨干人员”,以“宗教型信仰”为主。邪教中的这类骨干人员一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如“全能神”传教的福音员中就有高等学历的),多数在组织中充当重要职务。其中有部分信徒是邪教组织从基督教里拉过来的。他们对基督教教义或邪教教义都比较熟悉,甚至精通。特别是高档的传教人员对“神信仰”非常虔诚,把“神信仰”作为自身的“精神弥撒”。所以这类邪教人员对邪教和“神”有一种宗教式的情结,情感上、心理上都非常依赖邪教组织。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信得并不是真的基督教,却依然把所信的教义当做“升入天堂”的唯一道路,并以此为荣地要去拯救所有的“苦难羊羔”。

因此,第二种“骨干人员”是邪教力量的中坚,他们的信仰情感早已由宗教情结转变成了邪教痴迷。而他们崇信的有神论内容,已经由宗教的空幻“精神实体”(上帝)转变为“现实超人”(教主);但他们认为这种“人体真神”要比宗教的“上帝”更具有拯救的力量。例如“法轮功”和“全能神”邪教里的一些痴迷者,已经明知道李洪志和“大祭司”(赵维山)就是活着的人,可他们仍然相信其具有超常的“神力”。当他们面对自己违法的行为时,依旧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邪教观念,可见这种“神信仰”文化已经毒害了他们的神经基因。

第三种:“高层人员”,以“政治型信仰”为主。如“全能神”的这类邪教信徒,一般都是大区教会或牧区级教会(如“全能神”的“江皖牧区”)的负责成员,是邪教组织中高级别的人物。他们直接受海外邪教总部的指挥,负责省以上地区的邪教事物和组织活动。这类邪教人员长期专业从事邪教的工作,攫取经济利益和某种政治利益是他们邪教生涯的主要内容。如安徽省和贵州省公安部门所抓获的“全能神”牧区级“带领”,就属于邪教里的这种高层人员。

这类邪教人员虽然也通晓邪教教义,但其“神信仰”文化中更多地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例如他们对“全能神”妄想建立的“神的国度”就作为一种现实的任务(或目标)大力推广,而不是象普遍信徒要通过信教达到一种精神或解脱的境界。这种现实性的邪教扩张就促使他们与现实社会对立起来,也促使他们原有的“神信仰”(如果他们当初真得信神)向推翻现实社会转变,最后使得他们堕落成为仇视社会、仇视执政党、仇视法律的“政治型”的邪教人员。笔者就曾接触过这类人员,在与其沟通中,他们的话题不是谈信仰问题(如信仰的哲学观点),而是要转变你对社会的正面看法。他们把现实社会描绘成漆黑一团,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推翻现实制度和当今的执政党才会拯救人类。很明显,这种人已经不是所谓的“教徒”而是政客了。

以上简要分析了邪教人员“神信仰”文化的不同分层,但如何转变邪教人员的“神信仰”----或者说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来消除“神信仰文化”?笔者觉得应该从经济基础(如现今的“精准扶贫”、加大社会福利保障等等)和文化建设等多方面都相互促进,共建一个公平、法治、文明、和谐的社会利益共同体,这才是铲除滋生邪教土壤的根本途径。而目前最需要得是:应对全民进行无神论思想教育,将科学知识与科学理念融入进大时代的文化构建中,全面提升国民的科学素质,这才是中华民族文化重构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任务!

 

发布时间:2018/10/29 13:35:00,来源:薄荷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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