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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的佛經翻譯與佛教中國化

于飛

 

人本網藝術鑒賞

佛經漢譯是佛教中國化的第一步,在譯經中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是佛教在中國生存發展和佛教中國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結果,它是佛教紮根于中國的前提,是佛教中國化的“方便法門”。佛教中國化的這一曆史經驗爲當下佛教繼續堅持中國化方向提供了有益借鑒,在“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的要求下,佛教界應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開展解經講經活動,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爲佛教堅持中國化方向不斷進行新的探索和實踐。

佛教作爲一種異域文化傳入中國並最終發展成爲中國化的佛教,可以說,佛經翻譯起到了重要作用。佛經翻譯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翻譯活動,它爲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開辟了道路,推動了佛教在中國紮根立足和發展壯大。

佛教傳入中國伊始,曆時千年之久的佛經翻譯也就此拉開了序幕。根據梁啓超對我國佛經翻譯活動的劃分,佛經翻譯可以大致分爲“外國人主譯期”“中外人士共譯期”和“中國人主譯期”3個階段。從時間上劃分,第一階段是從東漢至西晉的翻譯早期,總共翻譯出近570部佛經,這一時期佛經翻譯主要由安世高、支婁迦谶、支謙、竺法護等外來僧侶擔任了翻譯的任務。中國翻譯史上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翻譯活動也發生在這個時期。第二階段是從東晉至隋朝的翻譯中期,一共翻譯了3155部經書,這個時期中國僧人開始加入到翻譯活動中,傑出的翻譯家包括鸠摩羅什,中國僧人有道安、慧遠等。第三階段是唐初至唐中葉的翻譯後期,佛經翻譯受到了統治階層的重視和大力扶持,這爲佛經翻譯事業的發展和佛教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且這一時期的譯場規模更加龐大,組織更加完備,分工更加細致,通曉梵漢雙語的中國高僧挑起了佛經翻譯的大梁,尤其是在唐玄奘時達到鼎盛,湧現的翻譯大師除了玄奘外,還有實叉難陀、義淨、不空等高僧。然而,自玄奘死後,佛經翻譯事業日漸衰落,特別是此後的兩三百年間,佛教經曆了內憂外患,佛經翻譯活動也逐漸趨于停滯。

從佛經翻譯的曆史來看,從東漢至唐宋,佛經翻譯由發生、發展、繁榮直至停滯,大約持續了10個世紀。在這期間,佛經翻譯在策略上經曆了從“異化”到“歸化”,之後再到“異化”的轉變,在翻譯方法上則經曆了從直譯爲主到意譯爲主直至兩者圓滿調和的漫長過程。早期佛經翻譯,都是由外來僧人宣經口授,華僧筆受並潤文。由于外來僧侶對佛經的天然膜拜,惟恐違背原文原意,因此佛經翻譯采取了單一的異化手段,保留了語言上的差異。總而言之,這個時期的譯文特點是“未成熟的直譯”。

綜觀早期佛經翻譯事業,一個困擾著譯者的問題就是譯文“文”與“質”的選擇,即“意譯”與“直譯”。實際上,在翻譯佛教經典中,應該用意譯,讓經典走向讀者,抑或是用直譯,讓讀者走向經典,這不僅僅是翻譯的技巧問題,還關系到翻譯策略的選擇,而翻譯策略又直接影響到譯本的接受和流傳。據《法句經序》記載,公元224年,在支謙和維難之間進行了一場有關譯文文體的爭論,即“文質之爭”。這場爭論也可以說是佛經翻譯中“歸化”與“異化”兩種力量之間的最早較量。最終,“質派”暫時取得了勝利。

然而,佛教要紮根和立足于中國,佛經翻譯就必須符合中國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適應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接受能力,于是歸化策略便成爲中期乃至後期佛經翻譯中的主要翻譯策略。對此,近現代佛學家呂澂在論述中國佛學源流時曾指出:“要從佛典翻譯發展的全過程而說,由質趨文,乃是必然趨勢。”如被稱爲“譯界第一流宗匠”,與真谛、玄奘、義淨並稱中國四大翻譯家的鸠摩羅什法師,在後秦國君姚興的支持下,他所主持的逍遙園譯場熱鬧非凡。在翻譯佛經過程中,鸠摩羅什主張在不違背佛經原文大意的前提下,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他在翻譯風格上以華麗的用詞、流暢的語言而著稱,以致爲了譯文的順暢,常常對原文進行刪削、添詞或改動。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意譯方法可以說是爲了迎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滿足統治者的政治需求從而采取的歸化策略。

東晉的道安法師被譯界公認爲“直譯”的代表性人物,曾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論斷,他也曾深深地感歎“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于是在佛經翻譯中,與他的大弟子慧遠屢屢用當時在思想上占統治地位的儒家以及道教的價值觀來闡釋佛經。到了唐代,玄奘大師在譯經中綜合運用了補充法、省略法、變位法、分合法、譯名假借法、代詞還原法等翻譯技巧。從這些方法來看,玄奘熟練地將“歸化”和“異化”兩種策略結合起來,達到了“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而實叉難陀、義淨和法藏等人則使歸化策略“大行其道”,他們在翻譯的《華嚴經》中有意把三十九品中的第一品改譯爲《世主妙嚴品》,神化武則天及其武周統治。

佛經翻譯,最終目的則是爲佛教紮根于中國、實現中國化創造前提條件。縱觀佛經翻譯的全過程,佛經漢譯中歸化于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與本土思想文化,雖然是佛教初傳中國時迫不得已采用的策略,但其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正是通過這樣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一些中國人開始關注、理解、接受、信仰佛教。同時也使佛教在中國開宗立派,在中國固有的儒道二家之外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當然,佛經翻譯中的歸化意識實際上是與中國文化逐漸強大的曆史背景相吻合的。隨著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和經濟上的繁榮,外來文本難以維系昔日的權威形象,地位日趨“邊緣化”,譯文因而呈現出越來越本土化的傾向,特別是從東晉中國人大量參與到譯經中之後,譯文歸化的傾向更加明顯,文風更加迎合三國六朝以來盛行的“骈體文”。如鸠摩羅什的“依實出華”就是佛經漢譯文風轉變的開始,他開創了佛經意譯新風。這種翻譯策略滿足了不同層次的中國人信仰佛教的需求,擴大了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加快了佛教中國化的步伐。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當代宗教研究所)

 

發布時間:2020/11/16 9:42:00,來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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