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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摩尼教入中国考》

胡文辉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

新会援庵,义宁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援庵生长南粤,寅恪归老南粤,实为岭南学术史的荣光。

二陈俱以史学考证名世,而取径各异,严耕望有精辟的总结:陈垣偏于“述证”,重在史料搜集的详赡和史料排比的条理,虽平实而稳健;陈寅恪则偏于“辨证”,重在史料的巧妙运用和辗转分析,虽高明而危险。故陈寅恪之学,仿佛天马行空,“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相反,陈垣之学则如坦克履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大抵陈寅恪为考史之学,陈垣则为述史之学。陈垣重视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的基本功,尤其强调史料的“竭泽而渔”;尽管陈寅恪被视为“史料学派”、胡适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宣扬“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相比之下,陈垣实际上更接近于史料学派。

陈垣最有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前期,尤以所谓“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代表,钩沉出久已湮没的早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入华史迹。《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湛深,体大思精,亦是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空前之作。

“古教四考”及《华化考》诸篇,除本身史料详备、梳理清晰的优点之外,在选题上亦契合新学术风气的转变,既填补本土学界的空白,更跻身国际汉学的前沿,故能震动中外,一举奠定其史学地位。

按:陈氏早年信仰基督教,故他对西方宗教入华史的重视与挖掘,当与其信仰背景有关。事实上,他第一篇正式论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即缘起于天主教会属下辅仁社的课题。

不过,陈氏不通外文,史学能力限于禹域之内,故其中外交通史、宗教西来史及蒙元史的研究,此后已难以为继,而逐渐转向本土宗教史及历史文献的研讨。另一方面,因为抗战发生,他更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假借“宗教三书”以作发扬:《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北方宋遗民不仕金朝的义节,《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明末逃禅遗民的反清心理,《清初僧诤记》贬斥清初佛门新贵攀附异族统治的丑态;此外,《通鉴胡注表微》钩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流露的故国情怀。凡此都能以今释古,借古喻今,在史料详博、考订坚实的基础上,寄托他对时事的感慨和认识。

陈氏将其治学历程总结为四个姓氏:钱、顾、全、毛。早年服膺钱大昕,为纯粹的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推重顾炎武,重经世实用之学;北京沦陷后更讲授全祖望,发挥民族气节,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最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1952年他致杨树达函有谓:“来示谦欲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则陈氏的学术思想,此时固已由谢山(全祖望)转韶山(毛泽东)矣。然而陈氏以谢山为法,能迭有名作,以韶山为法,又何所成?

陈氏早年从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以后转入学界,仍能与时进退、与世浮沉,从国民党时代的辅仁大学校长,到共产党时代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始终身名俱泰,真可谓圣之时者。

陈氏与政治的交涉,平生有两大事件:一是1923年以众议院议员身份参与曹锟贿选,成为有名的“猪仔议员”,是为陈氏最严重的政治污点;二是1949年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这既表示与故人胡适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也表示对革命政权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在著名的旧知识分子中,陈氏遂成为向新政权输诚的第一人。共产党即新时代的红色梁山泊,则《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者,亦如后来数以百万计的批胡文字一般,乃知识分子落草梁山之投名状也。

子陈乐素,孙陈智超,皆长于宋史。

诗曰:议员猪仔有惭颜,老去红朝著述悭。一代史宗与时进,谢山不拜拜韶山。

 

发布时间:2010/4/11 1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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