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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摩尼教入中國考》

胡文輝

 

陳垣(1880-1971),字援庵;廣東新會人。

新會援庵,義甯寅恪,並稱“史學二陳”;援庵生長南粵,寅恪歸老南粵,實爲嶺南學術史的榮光。

二陳俱以史學考證名世,而取徑各異,嚴耕望有精辟的總結:陳垣偏于“述證”,重在史料搜集的詳贍和史料排比的條理,雖平實而穩健;陳寅恪則偏于“辨證”,重在史料的巧妙運用和輾轉分析,雖高明而危險。故陳寅恪之學,仿佛天馬行空,“分析入微,證成新解,故其文勝處往往光輝燦然,令人歎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過分強調別解之病,學者只當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學;淺學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險。”相反,陳垣之學則如坦克履地,“雖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紮實穩健,而能見其大,雖卑之無甚高論,技術上作委蛇曲折反複辯論之處也不多;但其創獲著實豐碩。前輩學人成績之無懈可擊,未有逾于先生者。”大抵陳寅恪爲考史之學,陳垣則爲述史之學。陳垣重視目錄學、校勘學、史源學的基本功,尤其強調史料的“竭澤而漁”;盡管陳寅恪被視爲“史料學派”、胡適強調“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傅斯年宣揚“曆史學只是史料學”,但相比之下,陳垣實際上更接近于史料學派。

陳垣最有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學術生涯前期,尤以所謂“古教四考”,即《元也裏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爲代表,鈎沈出久已湮沒的早期基督教(聶思脫裏派)、猶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入華史迹。《元西域人華化考》用力湛深,體大思精,亦是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空前之作。

“古教四考”及《華化考》諸篇,除本身史料詳備、梳理清晰的優點之外,在選題上亦契合新學術風氣的轉變,既填補本土學界的空白,更跻身國際漢學的前沿,故能震動中外,一舉奠定其史學地位。

按:陳氏早年信仰基督教,故他對西方宗教入華史的重視與挖掘,當與其信仰背景有關。事實上,他第一篇正式論著《元也裏可溫教考》,即緣起于天主教會屬下輔仁社的課題。

不過,陳氏不通外文,史學能力限于禹域之內,故其中外交通史、宗教西來史及蒙元史的研究,此後已難以爲繼,而逐漸轉向本土宗教史及曆史文獻的研討。另一方面,因爲抗戰發生,他更有意識地將民族主義情緒,假借“宗教三書”以作發揚:《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北方宋遺民不仕金朝的義節,《明季滇黔佛教考》發掘明末逃禅遺民的反清心理,《清初僧诤記》貶斥清初佛門新貴攀附異族統治的醜態;此外,《通鑒胡注表微》鈎稽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所流露的故國情懷。凡此都能以今釋古,借古喻今,在史料詳博、考訂堅實的基礎上,寄托他對時事的感慨和認識。

陳氏將其治學曆程總結爲四個姓氏:錢、顧、全、毛。早年服膺錢大昕,爲純粹的考證;九一八事變之後,推重顧炎武,重經世實用之學;北京淪陷後更講授全祖望,發揮民族氣節,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最後,“得學毛澤東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1952年他致楊樹達函有謂:“來示謙欲法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高郵豈足爲君學?況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郵何如法韶山?”則陳氏的學術思想,此時固已由謝山(全祖望)轉韶山(毛澤東)矣。然而陳氏以謝山爲法,能疊有名作,以韶山爲法,又何所成?

陳氏早年從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衆議院議員;以後轉入學界,仍能與時進退、與世浮沈,從國民黨時代的輔仁大學校長,到共産黨時代的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始終身名俱泰,真可謂聖之時者。

陳氏與政治的交涉,平生有兩大事件:一是1923年以衆議院議員身份參與曹锟賄選,成爲有名的“豬仔議員”,是爲陳氏最嚴重的政治汙點;二是1949年發表《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這既表示與故人胡適在思想上分道揚镳,也表示對革命政權在政治上衷心擁護。在著名的舊知識分子中,陳氏遂成爲向新政權輸誠的第一人。共産黨即新時代的紅色梁山泊,則《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者,亦如後來數以百萬計的批胡文字一般,乃知識分子落草梁山之投名狀也。

子陳樂素,孫陳智超,皆長于宋史。

詩曰:議員豬仔有慚顔,老去紅朝著述悭。一代史宗與時進,謝山不拜拜韶山。

 

發布時間:2010/4/11 1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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