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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

 

前言

中國是一個有多種宗教的國家,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在中國都有其信徒、組織和活動場所。其中,佛教分漢語系佛教(公元前2年傳入)、藏語系佛教(公元7世紀傳入)和巴利語系佛教(公元13世紀傳入)三大支。西藏佛教,指的就是這三大支系中的藏語系佛教,通稱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

藏傳佛教對藏民族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7世紀它傳入藏族社會後,逐漸滲入其曆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風俗習慣中,成爲中國藏族廣泛信仰的宗教,並且通過長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它又傳入中國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門巴族、納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在中國西藏、四川、雲南、甘肅、青海、新疆、內蒙七省、自治區流傳,並傳入錫金、不丹、尼泊爾、蒙古人民共和國、俄羅斯的布裏亞特共和國等地。解放後,西藏維修、開放了寺廟和其它宗教活動場所1400多處。今天3.4萬住寺僧尼在中國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支持下,在寺院自由地研習佛經教義,開展各種宗教活動,廣大信教群衆則在家裏設置佛龛、佛堂、誦經祈禱,並前往各地進行朝拜。

藏傳佛教形成的經過

西藏佛教史籍對佛教如何傳到西藏有一個神話記載。傳說大約在公元5世紀,一天吐蕃王室的祖先拉托多聶贊在雍布拉康屋頂上休息,忽然天上掉下來幾件佛教寶物,國王不懂它們的用途,只聽見空中有聲音說,在你五代以後將有一個懂得這些東西的贊普(吐蕃王朝的國王)出現。

當然天上掉寶物只是神話。藏文史籍說,這些東西是印度人帶來的,當時西藏人不知其涵義,印度人只好將它們藏起來,自己回印度了。不過,佛教確實是在7世紀吐蕃王朝著名國王松贊幹布時開始傳入西藏的。爲了加強藏族與周邊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吸收其它民族的先進文化,松贊幹布積極發展與鄰近地區的友好關系,先後與尼泊爾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聯姻。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各自帶了一尊佛像到西藏,修建起拉薩著名的大、小昭寺,隨公主前來的工匠也陸續修建寺廟,隨同前來的佛教僧人開始翻譯佛經,佛教開始從尼泊爾和漢地傳入西藏。

松贊幹布去世後,西藏曆經半個多世紀的權力之爭,到其曾孫赤德祖贊時,才又大力發展佛教。公元710年,赤德祖贊向唐朝請婚,求得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到吐蕃後,把文成公主帶去的佛像遷到大昭寺供奉,安排隨行僧人管理寺廟,主持宗教活動。金城公主還成功地勸說王室接納從西域逃出的僧人,爲他們修建了7座寺廟。這些措施促進了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引起本教大臣的不滿。他們極力壓制佛教,直到赤德祖贊的兒子赤松德贊掌權後,佛教發展趨勢才得到改善。

爲鞏固王權,赤松德贊以佛教爲號召,打擊借本教發展異己勢力的大臣。他請來印度著名僧人寂護和蓮花生,于公元799年修建起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一一桑耶寺,剃度7名貴族子弟出家,開創了西藏佛教史上自行剃度僧人的先河。

在邀請印度高僧的同時,赤松德贊還派近臣前往內地請僧人到西藏講經。根據其要求,公元781年唐朝開始輪流派僧人去西藏。受人尊敬的大乘和尚摩诃衍,就是漢族僧人在西藏的代表,他在西藏傳教l1年,著述9部經論,講經說法,使漢地佛教在西藏興盛起來。

以後,曆任贊普都不遺余力地提倡佛教,興寺建廟,翻譯佛經,以王室收入供養僧人,以僧人參政削弱大臣權勢。王室利用佛教鞏固王權,激化了與本教大臣的矛盾。公元842年,他們趁國王赤祖德贊酒醉時將其謀害,擁戴其兄朗達瑪爲贊普,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滅佛運動。

朗達瑪滅佛不久後,遭佛教徒暗殺。吐蕃權臣,挾王子自重,互相征戰。隨後一場奴隸平民大起義又席卷吐蕃,西藏陷入各個勢力割據一方的分裂狀態,藏傳佛教“前弘期”至此結束。

公元10世紀初,藏區步入封建社會,原割據一方的吐蕃權臣,成了各地的封建勢力,他們積極開展興佛活動,佛教得以在西藏複興。不過這時興起的佛教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與吐蕃佛教都有很大不同,它在與本教進行的300多年鬥爭中,又互相吸收、互相接近、互相融合,並隨著封建因素的增長,完成其西藏化過程,形成既有深奧佛教哲學思想,又有獨特西藏地方色彩的地方性佛教。至此,藏傳佛教終于形成,步入其“後弘期”。

各個教派的出現及其特點

到11世紀中葉以後,西藏佛教進入各個教派形成時期,相繼出現甯瑪、噶當、薩迎、噶舉、格魯、希解、覺宇、覺囊、郭紮、夏魯等教派。後5個教派由于無政治勢力作靠山,勢小力弱,先後融于其它教派或被迫改宗其它教派,均消失于曆史長河之中。影響較大的有5個教派。

甯瑪派(紅教),形成于公元11世紀,是藏傳佛教中最早産生的一個教派。由于該教派吸收和保留了大量本教色彩,重視尋找和挖掘古代朗達瑪滅佛時佛教徒藏匿的經典,並認爲自己弘揚的佛教,是公元8世紀吐蕃時代傳下來的,因而古舊,所以稱甯瑪(甯瑪,藏語意爲古、舊)。加上該教派僧人只戴紅色僧帽,因而又稱紅教。紅教以密宗修習爲主,其思想受漢語系佛教影響,與內地撣宗“明心見性”說法相似。今天,紅教不僅在中國藏區傳播,在印度、不丹、尼泊爾、比利時、希臘、法國、美國也有其蹤迹。

噶當派,創建于1056年。藏語“噶”指佛語,“當”指教授。“噶當”意爲用佛的教誨來指導凡人接受佛教道理的意思。該教派以修習顯宗爲主,主張先學顯宗,後學密宗,其教法傳播甚廣,藏傳佛教各教派均受其影響。15世紀格魯派興起,原噶當派僧人和寺院,都改宗格魯派,噶當派從此在西藏社會上消失。

薩迦派(花教),創始于1073年,因該教派主寺薩迦寺所在地呈灰白色,故得名薩迦(藏語意爲白土)。由于該教派寺院圍牆塗有象征文殊、觀音和金剛手菩薩的紅、白、黑三色花條,故又稱花教。花教在形成教派體系、擴大宗教影響、伸展封建勢力過程中,出現過曆史上著名的“薩迦五祖”。其中,薩迦四祖薩班貢噶堅贊,l247年被元朝統治者召于涼州,商洽西藏的歸屬。之後,薩班聯絡西藏各個封建勢力歸順蒙古。薩班去世後,薩迦五祖八思巴又成爲元朝中央的高級官員,受到元朝皇帝極大的恩寵,被封爲“國師”、“帝師”、“大寶法王”,薩迦派也由此成爲元朝在西藏統治的代表。明朝,薩迦派高僧貢噶紮西前往南京朝見永樂皇帝,受封爲明朝三大法王之一的“大乘法王”。

噶舉派(白教)創始于11世紀,重視密宗學習,而密宗學習又必須通過口耳相傳,故名噶舉(藏語口傳之意)。因該教派創始人瑪爾巴和米拉日巴在修法時都穿白色僧裙,故噶舉派又稱白教。白教最初分香巴噶舉和塔布噶舉。香巴噶舉在14、15世紀衰落,現在談到噶舉派,一般就是塔布噶舉。塔布噶舉實力雄厚,支系最多,其中一些不是直接控制過西藏地方政權,就是獨占一方的封建勢力。

格魯派(黃教),創建于1409年,是15世紀西藏佛教史上的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過程中形成的,也是藏傳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個教派。宗喀巴生在西藏帕竹政權取代薩迦政權之時,上層僧人不僅直接參與政治、經濟權力的角逐,而且生活日趨腐朽,在社會上逐漸失去民心。針對這一情況,宗喀巴以重視戒律爲號召,到處講經說法,著書立說,抨擊僧人不守戒律,積極推進西藏佛教改革。1409年藏曆正月,他在拉薩大昭寺發起祈願大法會,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傳召大法會。法會後,宗喀巴建起著名的甘丹寺,創建起嚴守戒律的格魯派(格魯,藏語意爲善律)。由于宗喀巴及其追隨者戴黃色僧帽,故又俗稱黃教。黃教創建後,相繼又建立起哲蚌寺、色拉寺、紮什倫布寺、塔爾寺、拉蔔楞寺,它們與甘丹寺一起並稱爲格魯派的六大寺院。此外,黃教還創建了達賴、班禅兩個最大的活佛轉世系統。

活佛轉世制度的創立

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區別于其它佛教流派最明顯的特征。它是如何出現的呢?

活佛一詞最早出現于元代。元朝皇帝忽必烈封薩迦教主八思巴爲“西天佛子,化身佛陀”,此後,元代人就開始稱西藏高僧爲“活佛”,這時它指宗教修行中取得一定成就的僧人。到活佛轉世制度創立後,它才成爲寺廟領袖繼承人的特稱。

1252年,忽必烈召見八思巴時,也邀請噶瑪噶舉高僧噶瑪拔希。但噶瑪拔希投向了當時的蒙古大汗蒙哥,被蒙哥封爲國師,並賜給一頂金邊黑帽及一顆金印。1283年,噶瑪拔希圓寂。爲將本教派既得利益保持下來,他便以佛教意識不滅、生死輪回、“化身再現,乘願而來”爲依據,臨終前要求弟子尋找一小孩繼承黑帽。弟子秉承師命,找來一小孩爲噶瑪拔希的轉世靈童,黑帽系活佛轉世制度就這樣建立起來了。明朝,黑帽系活佛噶瑪巴被明永樂皇帝封爲明三大法王之首的“大寶法王”。今天,這一活佛轉世系統仍在傳承。1992年9月27日,拉薩堆隆德慶縣楚布寺舉行盛大的十六世噶瑪巴活佛轉世靈童坐床典禮,揭開噶瑪噶舉黑帽系活佛轉世的又一頁。

活佛轉世制度創立後,藏傳佛教各教派爲了自己的利益,紛起仿效,相繼建立起大大小小數以千計的活佛轉世系統。據統計,清朝乾隆年間在理藩院正式注冊的大活佛就有148名,到清末增至160名。其中,隨著本教派利益的膨脹而建立的兩個最大的活佛轉世系統是達賴轉世系統和班禅轉世系統。

達賴活佛轉世系統創建于16世紀。清初,五世達賴喇嘛不遠千裏到北京朝見順治皇帝,被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咖恒喇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稱呼從此正式確定下來,並傳承至今。現世達賴喇嘛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命“免予掣簽,特准繼任爲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後,于1940年2月22日由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主持,在布達拉宮正式坐床的。

班禅活佛轉世系統出現于1713年,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冊封班禅爲“班禅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滿語,爲梵語ratna之變音,舊譯“寶師”或“大寶”)。民國時期,九世班禅與十三世達賴失和,班禅出走內地,圓寂于青海,宮保慈丹經紮什倫布寺班禅行轅尋訪到後,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特令“免予掣簽,特准繼任爲第十世班禅額爾德尼”。1949年8月10日在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主持下,十世班禅坐床大典在塔爾寺舉行。

17世紀格魯派掌權後,這種活佛轉世的辦法成爲西藏特權階層爭奪利益的手段。爲杜絕大活佛轉世中的族屬傳襲之流弊,1793年清朝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時,創建金瓶掣簽制度,將其列入“善後章程”第一條;大皇帝爲求黃教興隆,特賜一金瓶,規定今後遇到尋找活佛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于牙簽牌上,放進瓶內,選派有學問的活佛,祈禱七日,然後由衆呼圖克圖會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認定。

金瓶掣簽制度,完善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金瓶掣簽後,駐藏大臣、尋訪靈童負責人要將掣簽所得靈童的情況報告中央政府,經中央政府批准後,才能舉行坐床典禮。爲此,清朝特制兩個掣簽金瓶,一個用于達賴、班禅轉世靈童的認定,現存放于拉薩布達拉宮;另一個用于確認蒙藏大活佛、呼圖克圖的轉世靈童,現存放于北京雍和宮。

西藏解放後佛教信仰得到尊重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廣大藏族人民和上層愛國人士積極要求趕出帝國主義在西藏的勢力,解放西藏。1950年1月班禅堪布會議廳致電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西藏系中國領土,爲全世界公認,全藏人民亦自認爲中華民族之一。……謹代表西藏人民,恭請速發義師,解放西藏,肅清反動分子,驅逐在藏帝國主義勢力,鞏固西南國防,解放西藏人民。”。著名愛國人士益西楚臣也在西甯發表談話,控訴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唆使親帝分子殺害愛國人士熱振的罪行,要求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1950年8月,愛國宗教人士格達活佛爲和平解放西藏,不顧個人安危前往拉薩,以自己的親身經曆說明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是如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但是格達活佛卻遭到策劃西藏獨立的英帝國主義的暗害,其行徑之卑劣,引起全國人民強烈的憤慨。

達賴親政不久,于1951年1月27日派人到新德裏請中國駐印度大使轉達他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報告他親政情況,表示願意進行和平談判。2月28日達賴又派出以阿沛等5人爲代表的談判團,于5月23日在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

《十七條協議》簽訂後,達賴致電毛澤東主席說,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至此,西藏在經曆了近半個世紀帝國主義勢力的侵擾後,任何使其脫離祖國的圖謀都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政府就考慮到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問題,通過了相當于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六章民族政策第53條就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和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1951年5月23日簽訂的《十七條協議》第7條又明確規定,在西藏“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協議簽定的當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在聽取談判情況彙報後,對進藏工作人員說:你們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

根據《共同綱領》、《十七條協議》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嚴格遵守和執行宗教政策,尊重和保護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和保護藏傳佛教各教派的信仰特點和宗教傳統。1951年部隊在進軍西藏前頒布了《入藏守則》,其中就有保護西藏人民信仰自由,保護喇嘛寺廟,一切宗教設施不得因好奇而亂動,更不得在群衆中宣傳反迷信或對宗教不滿的言論;未經同意不住寺廟,不住經堂;戰時嚴禁借住寺廟或參觀喇嘛寺廟,平時如欲參觀,必須先行接洽,在參觀時不得隨意摸弄佛像,不得吐痰放屁,等等。部隊在進藏過程中,要以實際行動嚴格貫徹《入藏守則》,不經允許再冷也不進住寺廟,在遇到瑪尼堆時,還按當地習慣朝左走,不打“神鳥”,不動“神物”。一天,進藏部隊在一座寺廟外的曠野上宿營,突然下起滂沱大雨,盡管人人濕透了也無人進寺廟躲雨。這件事感動了寺廟裏的喇嘛,他們送來茶水,並要部隊把病員擡進寺廟去避雨。部隊進藏後,進藏部隊領導張經武、張國華等帶領隨員先後到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等寺廟同上層喇嘛談心,並從1951年10月18日起,先後爲三大寺、大昭寺、小昭寺、上下密院的喇嘛發放布施,1952年傳召期間,又向參加傳召大法會的喇嘛普遍發放布施。

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嚴格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藏族人民風俗習慣的行爲,得到了西藏僧俗群衆的贊譽,他們稱頌人民解放軍和進藏工作人員是“菩薩兵”。

1954年9月,達賴、班禅作爲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達賴在發言中說:“在敵人的各種挑撥離間中,主要的一項,就是造謠共産黨、人民政府毀滅宗教。西藏人民具有很濃厚的宗教信仰,這些謠言曾使他們疑慮不安,但是現在共産黨、人民政府毀滅宗教的挑撥離間的謠言,已經完全破産了,西藏人民已經切身體會到了我們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爲此,達賴還向毛澤東主席敬獻了幾件禮物,其中有一精巧玲珑的千輻金輪,現在這件宗教裝飾品仍珍藏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宮。

1959年西藏發生武裝叛亂。原因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對西藏的民主改革,試圖永遠保持野蠻殘酷的農奴制,以維護其既得利益。他們撕毀《十七條協議》,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加緊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3月17日夜,噶倫索康、柳霞、夏蘇等叛亂頭目挾持達賴逃離拉薩。叛亂失敗後,又逃往印度。此後達賴在國外反動勢力和西藏分裂分子的包圍下,完全背棄了自己曾經表示過的愛國立場,加緊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他不再象自己聲稱的那樣,僅僅是一個宗教領袖,而已成爲在國外搞分裂的政治頭領。中央政府對達賴的政策是一貫的,即西藏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貫表示願意同達賴進行接觸,但他必須停止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改變“西藏獨立”的立場,除了“西藏獨立”不能談,其它問題都可以談。

中央政府平息叛亂後,繼續執行尊重群衆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保護文物古迹的政策。1960年,十世班禅提出寺廟改革的五條辦法:一是放棄剝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執行政府法令,憲法進寺廟;四是喇嘛要參與生産;五是老弱喇嘛和專門念經的喇嘛,生活由政府包起來。班禅的這一建議後來在工作中得到了執行。經過改革,西藏人民群衆有當喇嘛的自由,喇嘛也有還俗的自由;各教派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寺廟僧人通過民主選舉,建立民主管理委員會或民主管理小組,自行管理宗教事務,自行開展佛事活動。自此,西藏廣大僧俗群衆真正獲得了宗教信仰自由,實現和保護了包括廣大貧苦喇嘛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基本人權。

在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同時,西藏文物、古迹、寺廟都得到了妥善保護。國務院還將布達拉宮、拉薩三大寺、大昭寺、日喀則紮什倫布寺等列爲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到1961年3月,初步整理文物11萬多件、修繕古迹10余處。從1962年開始,每年由國家撥出巨款修繕布達拉宮,1963年11月又由國家全額撥款,完成了甘丹寺建寺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維修。

1966至1976年期間,西藏與中國其它地區一樣,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這場動亂過去後,中國政府糾正錯誤,重新全面落實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

爲挽回“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損失,自1980年以來,政府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先後撥款2億多元(2400多萬美元)用于西藏寺廟、靈塔祀殿等宗教場所的維修。著名的拉薩三大寺、紮什倫布寺、薩迎寺、大昭寺、桑耶寺、夏魯寺和其它被破壞的、年久失修、自然腐損的中小寺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修複。1985年國家又撥專款670多萬元(81萬美元)、黃金108.85公斤、白銀1000公斤、水銀665公斤,修複五世至九世班禅靈塔。1988年12月,班禅東陵紮什南捷修複工程全部竣工,十世班禅親自主持了1933平方米、高33.17米的靈塔祀殿落成開光典禮。十世班禅圓寂後,爲最大限度地滿足藏族群衆的願望,1990年6月國務院批准在紮什倫布寺修建十世班禅金質靈塔祀殿,並撥給6400多萬元(771萬美元)專款、600多公斤黃金、500多公斤白銀以及其它各種材料。1993年,曆經三年的十世班禅金質靈塔祀殿修建工程全部結束。9月4日紮什倫布寺舉行了盛大的落成開光典禮,體現了國家對藏傳佛教傑出領袖的崇高禮遇。此外,在維修工程中,投資最多,難度最大的是集藏族寺廟、古迹文物、古代宮殿于一身的布達拉宮。1988年10月,國務院決定撥專款維修布達拉宮,並專門成立維修領導小組,組織專家和民族、宗教人士,在尊重科學、尊重傳統、尊重民族風格、尊重宗教的原則下,以“保持原貌”、“整舊如舊”爲宗旨,開始了曆時五年的緊張施工,整個修複工程投資5300萬元(639萬美元),是中國維修文物耗資最大的一項工程。現在,經過徹底修整後的布達拉宮醒目地聳立在世界屋脊之額。1994年,政府又決定撥出2000萬元(241萬美元)專款繼續修複損失最大的甘丹寺。

目前,西藏開放寺廟和其它宗教活動場所1400多處,住寺僧尼共約34000人。爲使住寺僧尼能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部門和區佛協雙設法多方尋找“文革”中寺廟散失的金銀佛像、法器珠寶、唐嘎經書等宗教用品,現已送回各寺廟銅佛法器近3萬件,重達370多噸,以及甘丹寺的金汁藏文《甘珠爾》等經卷526套,整理了布達拉宮大量的經書,其中珍貴的八寶《丹珠爾》現正在組織民間書法家,用金、銀、銅、鐵、玉、珊瑚、白螺、珍珠溶化液汁,在精質的紙上按原樣重新謄抄。在政府宗教部門協助的同時,寺廟也全面恢複了佛像、唐卡的繪制和佛教經書的印刷。1984年,自治區政府撥出專款50萬元,資助西藏佛協開辦拉薩印經院。幾年來,印經院已印出1000多部《甘珠爾》藏文大藏經,供區內外各藏語系佛教寺廟僧人學習使用。1990年,政府又資助50萬元,在拉薩木如寺開始刻制十三世達賴喇嘛想要刻制而未能付諸實施的《丹珠爾》藏文大藏經拉薩版。1985年西藏佛教協會創辦《西藏佛教》藏文刊物,專門登載佛學研究和寺廟曆史的研究文章,並先後整理出版了《德吳宗教源流》、《顯密經庫正文及其要義》、《三律儀論說自注》、《因明學彙集》、《娘氏宗教源流》、《佛曆年鑒及五明論略述》、《習修彙集》、《甘珠爾目錄》、《土觀宗派源流》等宗教著作。目前,國家又撥出巨款,組織著名專家學者和宗教大師,對《大藏經》進行全面、系統的校勘。

現在各個教派著名的大寺廟設有學經班164個,學僧1900多名,他們在經師的指導下,每天都認真學習佛經。各個學經班每年還要舉行若幹次較大規模的講經和辯經活動,切磋佛學經典。爲提高學經僧人的宗教學識,1983年自治區佛協創辦西藏佛學院。1987年2月,十世班禅又親自主持籌辦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並擔任院長。大師圓寂後,塔爾寺卻西活佛和甘孜那倉活佛共同主持學院的教學事務,先後聘請了幾十名不同教派的學識淵博的活佛、格西前來任教。同時,爲開擴眼界,加強與國外其它佛教流派的宗教聯系和交流,西藏佛教組織還組織宗教人士出國進行考察和學術交流,同時也接待了幾十個國家前來西藏朝佛、參觀、考察的團體和個人,積極開展與外國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之間的友好往來活動達一萬多人次。

除日常學習、研究佛教經典外,曆史上寺院舉辦的各種宗教節日和宗教傳統也得以恢複。西藏宗教節日名目繁多,數不勝數,如傳統的馬年轉大雪山、羊年轉納木神湖、慶祝釋迦牟尼誕生、得道、成佛的薩噶達瓦節,一些著名寺廟的曬佛節等。其中,桑耶寺的“神舞節”是西藏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教節日。一千多年前爲慶祝桑耶寺落成,寺廟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其主要內容就是跳神舞,在主要宗教儀式結束後,群衆還舉行唱歌、賽馬等活動。現在它每年舉行一次,不僅吸引著廣大的信教群衆,也吸引著前往西藏參觀遊覽的國內外遊客。由拉薩三大寺主辦的傳召大法會,是西藏各種宗教節日中規模最大、最隆重的一個。它是1409年宗喀巴改革西藏佛教時創辦的,至今已有幾百年曆史。1966年“文革”開始後一度停止。1986年,根據信教群衆要求,傳召大法會重新恢複。傳召期間,政府曾多次發放布施並協助維持秩序。1988年十世班禅主持法會,一些分裂主義分子在法會臨近結束時發起騷亂。此後,爲保證宗教人士過好宗教生活,避免分裂主義分子借大型活動之機再度制造騷亂,使人民群衆的生命和財産安全受到威脅,傳召大法會改由各個寺廟分別舉行。

活佛轉世,這種藏傳佛教寺廟主持人特有的傳承方式,自十三世紀噶瑪噶舉派創建後,各個教派相繼仿效,成爲藏傳佛教的一個傳統。“文革”後,這一傳統得到恢複,一些寺廟開始辦理寺廟圓寂活佛的轉世並報請各級政府審批。1981年噶瑪噶舉派黑帽系十六世噶瑪巴活佛在美國圓寂。1991年其在國外的弟子司徒、傑曹等活佛與曆世噶瑪巴的主寺西藏楚布寺聯系,稱已找到十六世噶瑪巴的遺囑,要求按宗教儀軌尋找其轉世靈童,對此中央政府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在楚布寺的主持和司徒、傑曹的配合下,1992年6月十六世噶瑪巴轉世靈童在西藏昌都找到。6月25日,中央政府批准伍金赤烈爲第十六世噶瑪巴活佛的轉世靈童。1992年8月,四川惠遠寺第四世阿繞倉活佛坐床典禮由阿嘉活佛主持在賽宗寺舉行。1992年10月29日青海隆務寺第七世夏日倉活佛也正式坐床。

十世班禅大師于1989年1月28日在西藏圓寂,國務院即于1989年1月30日作出了《關于第十世班禅大師治喪和轉世問題的決定》。宣布參照曆史定制,並按照藏傳佛教儀軌辦理第十世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等事宜,報國務院批准。

經過6年對靈童的尋訪,1995年l1月29日,按照藏傳佛教儀軌和曆史定制,經金瓶掣簽,誕生于藏北嘉黎縣的6歲靈童堅贊諾布,被認定爲第十世班禅額爾德尼轉世真身。中央人民政府特准堅贊諾布繼任爲第十一世班禅額爾德尼。l2月8日,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禮在日喀則市紮什倫布寺舉行,國務院向第十一世班禅額爾德尼頒授了金冊、金印。

除寺廟恢複各種正常的宗教活動外,廣大信教群衆在國家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下,也享有開展正常宗教活動的自由。他們或是在家裏設置佛龛、佛堂,誦經祈禱,或是到寺廟去燒香、拜佛,磕長頭、放布施,過宗教生活、如拉薩東郊農民次仁卓瑪就是一位虔誠的藏傳佛教信徒。每年藏曆正月初三,她都要派兒子上山插經幡供山神,她和女兒則到河邊燒香,供地神。4月“薩噶達瓦”節期間,前往拉薩轉經10天至15天。10月25日,她又點起酥油燈,吃面疙瘩粥,懷念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此外,次仁卓瑪每年還要請村裏通曉佛事的人舉行幾次宗教活動,爲家人祈求消災避難。西藏山間、路旁,人們隨處可見經幡、瑪尼堆,那是次仁卓瑪這樣的西藏信教群衆長年不斷地懸挂和堆積起來的。

近年來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西藏交通運輸的發展,信教群衆又有了更充裕的經濟條件和更方便的運輸工具從事宗教活動。如色拉寺的差民次仁班宗一家4口解放前擠在一間陰暗矮小的房間裏,每年爲寺廟辛勞,卻無能力爲自己添一個象樣的佛龛,現在她感慨地說:“我有充裕的經濟條件參加宗教活動,可以憑借方便的交通工具到哲蚌、甘丹、色拉等寺廟去朝佛”。1988年,次仁班宗在普榮崗寺蓋了兩幢新房。後來,她把新房捐給了寺廟。對離拉薩較遠的昌都人白嗄來說,前往拉薩轉經、朝佛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他曾順利地沿川藏公路前往拉薩各寺廟和山南桑耶、昌珠、以及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夏魯、白居等寺廟了卻朝佛的心願。現在,在拉薩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等一些著名的寺院內,像白嗄這樣來轉經、朝佛、磕長頭的信教群衆接連不斷,每年均達百萬人次以上。爲了滿足這些朝佛群衆的需要,自治區政府增加了城市的酥油、肉類供應,並劃出專門的朝佛營地,提供交通工具,讓他們順利地到西藏各地進行朝佛進香活動。(藏傳佛教網)

 

發布時間:2006/2/26 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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