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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五章

史啸虎

 

1938年3月12日,汉口。武汉军民举行爱国集会,抗议日本侵华。

第五章创办《救中国》周刊

前注: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9月,父亲与胡绳先生在汉口的这段长达一年时间的紧密合作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还催生了一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刊物——《救中国》周刊。这是值得我们后人纪念的。

1937年10月的一天,何伟带了一位个子还算高、前额也很高的年轻人到大智门公益会来与父亲认识,介绍说这是胡绳。他还告诉父亲,这位胡绳同志是北平大学学哲学的,很有学问,也很有才气。这次组织上要求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一种刊名叫《救中国》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刊物。胡绳作为刊物总编,父亲则作为发行人。

父亲在那之前也听说过胡绳,也读过胡绳写的几篇思辨性很强的文章,知道他是一位很有学识和才气的人,但一见之下没想到胡绳居然那么年轻。另得知中共如此信任自己并要自己与胡绳一起共同创办一份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抗日刊物,父亲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何伟说,由于经费困难,组织上(何伟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作为主办方只能提供很少的一些创刊启动经费,其他后续的费用希望能通过武汉各界救国会筹款予以解决。那时因参与牵头组建了武汉职员救国会,在公益会任职多年秘书和会计的父亲在汉口商界还有不少人脉,加上当时武汉各界人士抗日情绪高扬,所以对于募捐,父亲还是颇有信心。

后来果然如此。在与何伟和胡绳以及大智门公益会会长余香山先生等人商量后,父亲立即以武汉各界救国会及《救中国》杂志名义在汉口商界先行募捐,效果非常好。一开始募捐的钱就足以支付《救中国》周刊的创刊费用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过到第二年年中,随着日军逼近,武汉局势的紧张加剧,撤走的商家和市民越来越多,募捐也越来越难了。再到后来募捐不到任何钱了。面临办刊经费枯竭,父亲有时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将自己送走妻女后留下来仅有的一些积蓄也逐步花到办报中去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为何要将这份刊物起名《救中国》,父亲不很清楚,但认为也许与武汉各界救国会的名称有关,但在那个抗日救亡最紧迫的年代,父亲觉得这份公开发行刊物取名为《救中国》也挺不错,而且很切合当时上海已经沦陷、南京保卫战正在展开,而中国正处于危亡之际的抗战局面,也很合己意。这不仅是何伟这位老朋友对他的期望,显然也是他一直想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加上还能与一位才学兼优的年轻学者胡绳进行合作,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于是父亲便无任何犹豫地一口应允下来。

胡绳原名项志逖,江苏苏州人,与家在泰州的父亲也算很近的老乡了。与父亲首次见面时,胡绳虽然年仅19岁,比父亲约小9岁,但已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小有名气。3年前,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曾以胡绳笔名,写过一篇批判北大哲学系教师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与其有过接触。后胡绳到上海,为艾思奇和夏征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编辑的《读书生活》刊物撰稿,文笔和观点都很引人注目。刚满18岁的胡绳在1936年年初还曾出版过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名为《新哲学的人生观》的书。这本书是胡绳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当时影响较大,曾几次再版。后胡绳又受聘为沙千里创办的《新学识》杂志内部编辑。这次胡绳是随着《新学识》杂志一起从上海转移到汉口来的。

这时何伟身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他要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刊物应该既是当时国内抗战形势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的要求。1937年10月,北平、天津、上海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首都南京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不久即宣布迁都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重要机关大多先撤至武汉办公。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文化人士从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南下西行,云集武汉,他们办报纸、编歌曲,演报剧,慰劳国军,宣传抗战,鼓舞士气,鼓励青年人参军报国。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

根据资料显示,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武汉地区在1937—1938年大约一年之间创办和发行的报刊竟然多达140余种,其中,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也有30余种,如李公朴的《全民》周刊、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到汉口后更名《抵抗》,仍是三日刊)等。但是当时由中共直接创办并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两种:一是1938年1月11日,即年前才重组不久的中共长江局在汉口创刊发行的《新华日报》(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其次就是由胡绳和父亲负责创办的《救中国》周刊。而且,《救中国》周刊创刊出版于1937年10月,不仅出版日期早于《新华日报》,也是中共建党以来在国内(根据地之外)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合法报刊。《救中国》周刊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父亲与胡绳经过仔细商量并经何伟批准,将此刊定性为时事综合性通俗刊物,初定十六开八版铅印,后经常加印成16页、24页甚至还有48页的,面向工农兵和普通市民等一般民众阅读,周刊,即每周一期,栏目也比较多,据说还有散文和小说,篇幅较大。

根据资料,《救中国》周刊注册的发行所就设在汉口大智路韩家巷14号。其实这里也就是汉口大智门公益会的另一个门面地址,就在父亲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的附近。2018年初夏,我去武汉时曾专门到韩家巷看了一下。韩家巷是一个南北长约100多米的小街。据陪同的一位老汉口朋友介绍,因城市改造,原有的几栋2-3层小楼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拆掉了,门牌14号所在地已是一栋5-6层商住楼了。但是,韩家巷中段的街边还矗立有一株百年以上的老枫杨树,挂着一串串风扇叶形状的种子,青翠茂密的树叶依然焕发出生机。

从遗存下的刊物看,该刊的主要作者,除胡绳和史略两人外(胡绳是主编,父亲史略是发行人,但这两人也经常写些文章),还有史枚、吴敏、徐盈、彭子冈、绿川英子和马识途等。这些人在当时也都是国内比较出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和理论家。他们的文章鼓舞了国人,也让很多中国人走上了抗战道路。

比如,吴敏,也叫杨放之,后来曾任《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编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还有马识途先生。这是一位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仍然健在的著名老作家。再如绿川英子,也叫长谷川照子,因嫁给一个中国留日学生刘仁而来到中国。这个被很多中国人称之为“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女人”,当时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她就住在汉口的上海路15号。每天她步行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用她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说着流利的日语,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广播。当年她的对日广播影响巨大,让很多日本士兵认识到侵华杀戮的罪恶性从而丧失了斗志。她能给《救中国》撰文投稿,真不简单。

《救中国》从1937年10月在汉口创办到1938年6月因经费不足而暂停出刊(1938年9月又迁至宜昌复刊了一期——也有资料说两期,主编仍是胡绳,史枚等也参与了编辑,周刊法定的发行人也仍然是父亲史略。但此时父亲受何伟派遣已经离开汉口到河南鸡公山去了),一共出了数十期。

从历史资料看,一些当年在武汉及其附近地区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都曾提及自己阅读过甚至组织阅读过《救中国》这一刊物。而且,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即2005年,《救中国》周刊还曾被大陆某些现代媒体视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八大报刊之一并排名第二。其他七种上榜报刊分别为:《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生活日报》《华商报》《老百姓报》以及《抗敌导报》等。可以想见,1937年秋在汉口出版发行的《救中国》周刊在当时对于宣传动员民众抗战起到的鼓励作用还是不小的。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刚颁行的《修正出版法》,既然是公开出版物,那么就要有人作为该刊的发行人,也就是出版物的出资人——老板,去当局的主管官署申请报批。当时汉口负责报刊注册核准事宜的主管官署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一应审批所需的资料准备齐全后,作为《救中国》周刊发行人,父亲便将自己原名史金缄更名为史略,拿上这些资料到位于汉口江汉路上的国民党省党部登记报备了。据说,国民党省党部还要将此刊的出版申请上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核批。实际上,由于抗日宣传工作的急迫需要,胡绳和我父亲等不得国民党中宣部的核准批复就先斩后奏自行编辑出版《救中国》周刊了。

在这方面,胡绳对组织稿件早就胸有成竹,而《救中国》的印刷也就在父亲曾工作过的汉口天泰纸庄印务所印刷装订,很是便捷。所以,第一期《救中国》在何伟交办不久后的10月底就成功创刊并印刷、出版并发行了出去。这种速度就是现在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之后,《救中国》便每周一期地连续出版了,很准时,一期也没有落下过。

《救中国》的刊物发行也很便利,是由汉口生活书店总代理发行的,只是麻烦也跟着就来了。两个月后,也就是出了十来期以后,办刊批复还是没有下来。父亲催过两次也就不去了。大约是1938年春节前的某天,汉口大智门警察分局一个警官跑到大智门公益会来找父亲,说是要传唤他,现在就要跟他到警察局去。事发突然,不知何事,也无法脱身或去韩家巷通知胡绳等人,父亲在去警局的路上心里有点忐忑,一直琢磨此行究为何事?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跟着那个警察到了警局。

在汉口警察分局的一个大办公室内,一位高级警官拿着一本很新的某期《救中国》周刊对父亲大声警告说:你们的《救中国》这本刊物经人举报,未经批准就出版发行,是违法的,必须立即停刊待批。否则就要以违法论处。

父亲听了这话,心里也就有底了,觉得这事还好对付,就对这位警官说:我们刊物上报的手续完全齐备,你可以检查,估计省党部批准只在朝夕之间。现在是国难当头,南京已经失守,我们这里很快也要打起来了,宣传和鼓动民众抗日至为重要。法律规定办报要官署批准没错,但官僚主义害死人呀,我们总不能墨守成规,傻等他批准而不宣传抗日吧?警官先生,你们看看现在的抗日战争形势,日本人都要打到武汉来了,作为中国人,宣传一下抗日总没错吧?父亲这段话说得有理有节,踞而不傲,措辞谨慎得当而不刺激。

那位警官听后,略显尴尬,思索一下后只好就着台阶下坡说:你说得也有道理,那就再给你们一个月时间吧。如果到时上峰还没批复或者驳回,就别怪我们去封门了。最后,那位警官还是很礼貌地送父亲出门走了。

父亲知道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回到编辑部后便将情况跟胡绳说了。胡绳听后笑了笑说,你说怎么办?父亲说,不管他,我们继续干。不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对刊物的批复文件没过多久还是下来了。汉口警察局也就没有再次生事问罪。

1938年3月初,在《救中国》周刊创办后大约4个月,国民党相关部门批复文件下来而办刊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后,何伟正式提出要介绍父亲入党。这时距离1936年夏秋之交何伟从上海参与组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回武汉首次询问父亲是否想入党已经过去一年半时间了,其间何伟还曾被捕并被送到南京关押了大半年。显然,这段时间里父亲以自己投身抗日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现在看来,父亲迟至那个时候而不是前一年10月刚创办《救中国》周刊时被吸收加入中共,可能也是考虑到父亲作为民间人士而不是中共党员身份去充当公开发行的《救中国》周刊的发行人可能更适合吧?。

那天,得知自己终于被吸纳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并不感到惊讶了,而是显得很平静。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些年经受住了中共党组织上对他的考验。兄弟加同志的情谊让他与何伟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父亲加入中共有两个介绍人,一个是何伟,另一个就是与他合作共同创办《救中国》周刊、岁数比他小9岁的胡绳。胡绳其实也只比父亲早入党一个多月吧,当时中共的入党程序也比较简单,父亲写了一个简历交给何伟,也没有候补期,父亲就开始参加党的有关会议和党小组活动了。

那段时间,父亲与胡绳一个党小组,三个人,胡绳是党小组长,还有一个李姓同志。父亲在回忆中说到此人姓李,年岁比自己大些,是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秘书,曾被捕坐过牢,是抗战后的1937年8-9月才被放出来的,但名字叫不上来了。父亲说,有一次他们开会,这位李先生还带了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说是他儿子。那位李先生还感慨地对父亲和胡绳说,我入狱时,这孩子还在吃奶,现在都这么大了。

还有一次,父亲到中共湖北省委去找过那位李先生并在那里见到了董必武先生。父亲回忆说,董必武那时已留了胡子,五十多岁的人,跟自己握手,问东问西,很亲切。那个时期,父亲去过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好几次,分别见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但都没有具体接触谈工作,只是点头之类的打招呼。

不知为何,自从一年后父亲离开汉口辗转经河南鸡公山、鄂北大洪山到延安,又一直到父亲去世,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记住这位曾跟他一个党小组的李姓同志的名字。记不住人的姓名本为常事,但这却对父亲今后的所谓党籍问题竟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在那战争年代如果多说出一个可以证明父亲党籍的人的姓名,或许那人就在附近,或许组织上即可很方便地找到此人并由他为此做证吧!

根据这些信息我查了一些资料,父亲回忆中的党小组里的另一个同仁——这位李姓湖北省委秘书,很可能是李抱一先生。李抱一又名李实,生于1903年,湖北襄阳人,是中共老党员,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4年和1937年初曾两次被捕(后一次在武汉被捕),1937年9-10月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国民政府交涉被释放,1938年3月前后,也就是跟父亲他们过党小组活动可能没1-2次即离开武汉去鄂西北了(难怪父亲没有记住李先生的大名)。

据资料说,李实先生离开汉口后到了老河口创办了新知书店,并筹建鄂西北特委。中共建政后曾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和文教厅长,1959年反右倾审干时被清查并被开除党籍,1979年后又恢复党籍,1983年去世。

从李先生的上述经历看,无论是年岁、坐牢经历、被释放时间以及其孩子大小、党内职务甚至离开武汉时间等,均比较符合父亲回忆材料中所说的那位与胡绳和父亲一个党小组的李姓成员情况。但我对此始终不能肯定。不过写这篇文章时我也发现,即便后来那些年努力求证党籍的父亲能够想起李抱一先生姓名,但由于李先生一直远在鄂西北工作,还是帮不上一直在太行山抗日的父亲忙的。

需要说明的是,《救中国》周刊发行量较大,每期有几千册,少则8-16页,多则24-48页,印刷装订成本不会低。虽说发行由生活书店负责,胡绳与父亲也不拿薪水,但根据惯例作者稿费总是要给的,所以开销还是挺大的。那个年代很多文化人没有职业也没有薪水,都是依靠稿费生活,也叫自由撰稿人。胡绳先生就是如此。他从北大毕业后到上海一直到这次的武汉,都是依靠给各种报刊杂志撰稿而获取稿费生活的。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救中国》刊物属通俗刊物,其读者群主要是普罗大众,在那个战争年代,所谓的刊物发行很多情况下就等于赠送,真正卖出去的刊物还是很少的。但当时何伟代表中共交办父亲和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时并无固定经费,主要靠父亲以救国会名义的募捐维持的。

由于该刊面向基层呼吁抗日,语言直白,文章粗浅易懂,很受民众欢迎,影响力较大,再加上父亲利用他的职业界救国会负责人身份以及大智门公益会秘书身份认识了不少汉口企业界和慈善界人士并在各种场合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也确曾募得了不少钱款。

在中共这个公开出版的《救中国》刊物上,余香山先生也给了很多支持。比如,刊物在天泰纸庄印刷和装订都只算纸张、印墨及工人工资等成本,有时还打折,经费不足时部分成本就赊账或由纸庄自己承担起来。这些做法在当年确实都是对中共抗日工作的一种很实在、也很了不起的支持。

一些熟识的党外人士和朋友,如蓝志一和成庆生等,也都曾帮助父亲募捐过,而且他们自己还带头捐过款(他们还在职,有薪俸收入),给了父亲很大的支持。而已经辞职成为职业革命者的父亲自己则几乎是倾其所有了。

不过,在垫钱支持《救中国》周刊一事上,父亲在其回忆资料中并没有提及。但据我的四叔(原名史金龙,1937年到延安后改名力群)生前曾对我说过:你爸爸曾对我说过,在汉口为办报曾将所有积蓄几百块大洋全部投进去了。这是四叔的说法。而且这事父亲生前也曾跟我的弟妹说过,但只说自己花了不少钱在办报上,没具体说多少钱。看来情况属实。

父亲在汉口期间除了办过抗战壁报,就是办这个《救中国》刊物了。办壁报也许花了一些钱,但干那项工作时间短,成本也不高,即便贴钱也不会多。现在看来,四叔和弟妹说父亲贴钱办报的这件事可能就是指的办《救中国》这刊物了。

在汉口这几年,父亲的薪水并不高,先是每月30块银元,后来可能陆续加了一些薪,但我想可能也不过五六十元或者稍多些吧,如四叔所说属实,因还要养活妻女,贴补老家,父亲那几年能最终节省并积蓄下数百块大洋来确实不容易。1937年秋,怀着二姐的孙岫云女士带着大姐离开汉口回泰州老家时,父亲可能让她带了一部分积蓄回去。余下的部分积蓄以及后来几个月拿到的薪水可能全部都被父亲花在这份《救中国》刊物上了。可见,那时的父亲对这份抗战刊物无疑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救中国》周刊就这么从1937年10月一直连续出刊到1938年6月。这时,历时近半年的徐州会战已经结束,中国军队在重创了日本军队之后撤出了徐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编成立了第九战区,同时决定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和陈诚的第九战区所属上百万部队保卫武汉。日本侵略军和国民政府都开始调兵遣将,酝酿规模空前的武汉大会战。

1938年6月中下旬,日军逆长江西攻。安庆、江防要塞马当和九江接连失守。形势危急起来。这时,位于武汉的国民政府各部门、学校学生以及工厂设备和战略物资的内迁西撤工作也已经开始。很多文化界人士、资产丰饶的士绅以及有条件的中产阶级人士纷纷撤离武汉,或南下广东,或西迁四川重庆。父亲此时在汉口已经实在募捐不到钱款了,自己的积蓄也花光了,难以为继。

在征得中共湖北省委及何伟等上级同意后,中共创办的《救中国》周刊在正式出版发行约8个月后无奈停刊了。在那个战乱岁月里,一份根据抗战需要、几乎都是由众筹经费创办的抗日周刊能够一期不落地连续出版发行30多期,鼓舞了多少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和纪念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当年《救中国》周刊的停刊给了父亲以何种情感上的冲击,父亲在他的回忆材料上也没有说过。但我想,父亲看着自己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刊物就这么无奈地停刊了,他的心情一定也是无奈而伤感的。

《救中国》停刊后,胡绳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编辑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父亲则继续去办无须多少成本的汉口壁报,同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抗日事宜,可能也包括负责一下汉口青年抗敌协会宣传队的活动等。

是年9月,准备撤离武汉的胡绳叫父亲将《救中国》周刊的国民政府批复和登记证件以及父亲作为发行人登记过的个人私章全部交给他,说如条件许可,也可能会再复刊《救中国》。后来,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救中国》周刊果然于是年10月,也就是父亲离开汉口到河南鸡公山的第二个月,在湖北宜昌再次出版发行了。此时,刊物的主编仍是胡绳,发行人名义上也还是父亲。但这次复刊很短暂,可能只出版了1-2期就又再次停刊了,而且是永远停刊了。

胡绳1938年9月与父亲告别离开汉口去了襄阳。其实,父亲和胡绳之间在工作上的合作在那年6月份《救中国》停刊时就结束了,但在过组织活动时他们仍不时见面。父亲与胡绳先生在汉口的这段长达一年时间的紧密合作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还催生了一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刊物——《救中国》周刊。这是值得我们后人纪念的。

后来父亲与胡绳先生在襄阳还见过两次面。一次是父亲与李相符、黄心学等人从河南鸡公山转移到襄阳时。那时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刚刚与中共合作成立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李相符、黄心学和父亲都已被中共派遣到其下面成立的政治指导部任职。胡绳那时在位于襄阳的也是刚成立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委员并开始主编《鄂北日报》。

第二次则是国共合作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解散后父亲从大洪山抗日根据地经西安到延安去路经襄阳时。那时也正忙于国共合作结束后《鄂北日报》相关扫尾工作的胡绳不仅给父亲安排了住处,还在父亲临离开襄阳的前一天晚上,拎了一瓶酒和几包卤菜来到父亲的临时住处看望和送别父亲。第二天一早父亲就乘卡车去西安并转而徒步去延安了。由此可见胡绳先生与父亲之间的友情之深厚。详情后文会有叙述。

1938年9月,中日双方筹谋已久的武汉会战拉开了帷幕。国民政府和有条件的企业、商户与个人均已纷纷迁往重庆或往更南方迁徙。往日的喧闹停息下来,武汉则日益成为一座空城,而张贴在街上的抗日壁报也没有什么人看了。邹韬奋任主编和发行人的《抗战》此时迁往重庆,作为编辑的胡绳没有一同前往,而是被中共派遣到湖北襄樊去主编《鄂北日报》了。

父亲则比胡绳晚些天,也即9月下旬,受何伟委派到河南信阳鸡公山的“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协助专员李相符以及父亲的另一位老朋友黄心学工作去了。

这个“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最初是中共通过国民政府一战区政训处民运科创办的三个民运办事处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豫西和豫东办事处),目的是培训干部以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抗日。当年设在河南信阳鸡公山的就是豫南民运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短期培训一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豫南附近县、市抗日组织送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再分到豫南地区各县去从事基层政权或武装的抗日工作。实际上,此时的鸡公山铁路林场是中共在豫南地区培训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

据父亲回忆说,9月下旬那天他和何伟两个人在他们拼伙的地方吃了最后一顿饭。那次,何伟对父亲说:略兄(以前何伟常称呼父亲为金缄兄,自父亲创办《救中国》周刊更名史略后就改称略兄了),现在形势紧张,日军已进攻武汉外围,省委机关准备撤到鄂西,我们可能都要离开武汉了。父亲忙问他要去哪里?何伟说具体还不清楚,还在等中央指示。

父亲后来才知道,是年10月,周恩来要何伟到鄂豫皖区的中共安徽省工委所在地(原来在合肥北面的杨庙,而当时可能转移到了安徽省六安某地,去传达中共长江局对大别山地区抗日工作指示。后来何伟就留在了那里,参加了组建不久的新四军的工作。

然后何伟便问父亲打算怎么办,父亲说想去延安中央党校或马列学院学习。这是喜欢读书的他一直以来的向往。父亲向往延安已久,而且他的这个想法何伟是了解的。而且在这之前,也就是1937年年底和1938年春,父亲还分别将自己的四弟,即我的四叔史金龙(后改名力群)和另一个堂弟,我的堂叔——史金堂(后改名史敬棠)先后请何伟推荐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别开具介绍信去延安了。但在那时,日本人正组织重兵对武汉合围,此时直接去延安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何伟说,我同意你去延安。但现在河南鸡公山黄心学那里很缺人手,你先去帮他。那边工作告一段落你从那里再去延安,如何?父亲一口答应下来。

那时,父亲的几位老朋友中,黄心学已经先行与何伟和父亲分手,奉命离汉去了河南鸡公山,而成庆生则早已南下,经湖南到了广西桂林,后来又撤退到香港。蓝志一属于神职人员,依然留在汉口慈幼院照料那些孤儿,也是他们5个好朋友中唯一没有离开武汉的人。父亲觉得自己也该走了。第三天,父亲也就根据何伟指点的路线,拎着简单收拾好的行李离开街市早已冷清下来的汉口,搭火车去河南信阳鸡公山了。

就这样,父亲最终也与自己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何伟于1938年9月底在汉口分手了。当时父亲根本想象不到,他与何伟这么一分手就是18年,而且他们的再次相见是在北京。

后文将会详细说到,父亲在抗战期间,为了证明自己的中共党籍,曾先后两次分别步行数百公里和上千公里南下,去寻找何伟——他的这位青年时代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第一次未果,还险些丢失了性命。第二次则是抗战胜利前夕,父亲在交通员和中共地方部队的护送下从太行山南麓穿越了好几个日伪军封锁线去淮南根据地寻找何伟。然而,当父亲终于安全抵达淮南区党委时才得知,何伟却在此之前不久离开此地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去了。父亲再一次与之失之交臂:兄弟俩依然没有见上面。

直到1956年,父亲从安徽到北京开会时才与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何伟再次相会了。那次,何伟摆了家宴。他们兄弟俩终于契阔谈宴,一叙别后之衷肠。

 

发布时间:2020/8/23 16:23:00,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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