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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嘯虎:《父親的青年時代》第四章

——成爲職業革命者

史嘯虎

 

1938年,漢口男女童子軍鼓樂隊參加抗戰遊行。

第四章成爲職業革命者

前注:在那個外族入侵、炮火連天和國家危亡的時代,父親清楚地知道何謂職業革命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成爲一個職業革命者將意味著什麽?因爲職業革命者就意味著抛棄和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他個人和家庭的所有利益、情感、愛情和財産,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這方面,年輕的父親做到了。

史嘯虎

因七位著名的社會賢達人士,即著名的“七君子”被逮捕,1936年12月初,何偉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去南京和上海設法營救,誰知自己也被國民政府逮捕並投入了監獄。父親知道這一消息是黃心學到漢口大智門公益會來說的。

黃心學與父親他們也感知到了當時國內和武漢抗日活動所遇到的壓力,經商議,都同意暫緩組織武漢各界救國會和讀書會的活動,看看再說。之後,漢口讀書會和救國會活動的規模和次數也相應減少了,即使有,也轉入了地下。

大約是1937年夏天,黃心學可能因在學校授課時或在其他場合公開宣傳抗日也曾被國民政府抓了起來,但時間不長,因無其他證據,十多天後即被釋放。爲此,父親又緊張了一段時間。爲防止出現意外,父親將何偉臨走前委托自己收藏的那張寫滿了不認識字符的字條從抽屜夾縫中取出燒掉了。

在何偉不在漢口的那大半年時間裏,父親與黃心學、成慶生曾多次見面相聚,談及老友何偉身陷囹圄,均不知會有怎樣的結果。他們都很惦記,但也想不出什麽可行的好辦法來幫助到老朋友。藍志一那時雖然忙于漢口慈幼院授課布道工作,但在與父親見面時,也會問到何偉的情況並祈禱上帝保佑他。

1937年“七七”事變後沒多久,大約是8月底9月初的一天,何偉突然出現在父親面前,告訴父親說,他被釋放出來了,而且是中共周恩來先生到監獄裏面點名要求釋放出來的。老朋友大難不死出獄回來了,真讓人高興,而且居然還是周恩來要求釋放的?父親欣喜之余也有點驚訝。

那時候周恩來先生的名聲很大。前一年年底的西安事變以及年初的國共合作杭州談判,周恩來代表中共終于與國民政府達成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協議,名滿天下,成爲了很多年輕人偶像(不過,父親那時候還不會知道,20年後的1959年,周恩來先生也將以中國國務院總理身份親自簽名任命他自己爲安徽省物資廳首任廳長)。

老朋友有驚無險,別後重逢,父親很是高興,還專門叫妻子給何偉燒了幾個菜,他們在家裏好好地小酌慶賀了一下。何偉的回來也使得中共領導的武漢臨時工委、武漢各界救國會、漢口讀書會以及武漢的其他抗日救亡運動得以恢複並更好地發展起來了。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面對華北危機以及日本侵華戰爭全面展開的現狀,其對日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開始從政治、外交上的抵抗和軍事上的弱抵抗,甚至不抵抗的對日政策轉變爲政治、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抵抗,即全面抗戰。

“八一三”上海開戰,即規模空前的淞滬會戰之後,南京保衛戰即將打響,在這種情況下以及在中共和國內各界人士的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終于決定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七君子”以及很多像何偉一樣的共産黨員政治犯都被釋放出來了。周恩來到南京監獄裏去核對釋放人員名單就是在這種場合下發生的。

何偉回漢口後,再也沒有回教會學校教書,而是成爲一個職業革命者了(其實,何偉很可能在前一年,即1936年夏天去上海參與組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前後就可能已經辭去聖羅以女中教師的職業投身共産革命了)。

剛從南京被釋放回武漢那段時間,何偉忙得幾乎找不到人(那時中共再次恢複組建了南方局,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委,撤銷了中共武漢臨時工委,何偉改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父親去他住處幾次,要麽人不在,要麽就看見他那裏高朋滿座,來客常滿;父親總是見到何偉在講話,也總是找不到可以單獨與他相處談話的時間。于是,每次去找何偉,即便見到,父親與他最多也只是打個招呼,握手笑笑,有時就連招呼也無法打成。

不過那時候,父親自己也十分地忙。根據何偉交辦的工作意見,他與黃心學共同組建了武漢各界救國會的武漢抗日壁報隊,父親負責漢口地區抗日壁報的編輯、刻印和張貼工作,黃心學作爲武漢抗日壁報隊隊長則負責武昌及漢陽地區的所有壁報。

父親負責的漢口壁報出了不少期,還組織有些救國會同仁分工編輯和刻印。父親也曾親自動手編輯和刻印了不少期壁報。每期壁報刻寫、校對和印刷好後,父親就組織人手到漢口各處大街上的顯眼處張貼。抗日壁報的文章多是從報紙和電台上抄來的各種最新抗日消息以及父親和其他同仁自撰的小評論。

藍志一及其所在的漢口慈幼院的年紀稍長的孤兒們也幫助做了不少壁報的分發和張貼工作。那段時間,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顯眼處幾乎都貼滿了各種各樣的鼓動民衆抗日的壁報或標語。由于壁報這種宣傳鼓動形式不僅成本低,報道速度也快,而且還靈活機動,新聞多,信息量也大。

那時的漢口,街頭巷尾到處都擠滿了從北方或上海、南京以及蘇南或浙江一帶轉移或撤退來的各色人等,除了一些有經濟條件和能力轉移來漢的中産階級人士外,還有很多攜家帶口逃難的普通難民。父親所在的大智門公益會就經常搭棚施粥。作爲公益會秘書,父親此時除負責漢口壁報隊的宣傳抗日工作外,還承擔了很多具體的救助難民的慈善工作。

那時漢口街頭經常有演說、演戲、募捐或撒傳單的人群聚集。父親他們每在街頭顯眼處張貼一期新的抗日壁報,下面就常常圍滿了閱讀或觀看的人群,甚至還有人現場大聲朗誦壁報的內容,贏得一片叫好聲。由此可見,壁報這種宣傳抗日的方式確實很有力量,在當時也很能起到鼓動人心的作用。這裏面就有父親的一份心血與努力。

同樣是貼在牆上做宣傳的一種方式,但是壁報與後來的所謂大字報還是有所不同。所謂壁報不是直接書寫在牆上或白紙上的牆報或大字報,就是一種由團體而非個人落款和自行刻印的並分貼于街頭牆壁顯著處的手工油墨印刷的紙質宣傳品。壁報幅面一般是8開紙大小,其鋼板刻寫和滾筒印刷都很正規,沒有較高的書法功底者是很難在有著縱橫交錯且紋路細密的鋼板上刻寫出筆力勻稱的好字來的。

父親自小上的私塾,後讀中學,又做賬多年,能寫一手十分漂亮挺拔的柳體小楷,刻起鋼板來是最適合不過的了。那段時間,父親作爲漢口壁報隊負責人,少不了親自動手刻印壁報,而且也不會少,對漢口抗日熱潮的興起顯然起到了一定的宣傳鼓動作用。但遺憾的是,像這類手工印刷品很難作爲文物保存和流傳下來。第二年年底,父親在隨縣大洪山創辦的抗敵工作委員會機關報《大洪報》也大多是他用鋼板和蠟紙親手刻印的,印出來的報紙字迹工整清晰,版面設計整齊漂亮,顯然得益于他以前在漢口辦抗日壁報時積累的經驗。

當年的抗日壁報的版面分有標題和文章,有豎排也有橫排,有時還刻有版畫類圖畫等,那味道有點像報紙,只是手工刻印而已。所以,辦壁報工作量不小,沒有幾個人分工去做編輯、版面設計和刻印以及分發張貼的事兒是辦不起來的。當時,壁報在抗戰氣氛濃厚的武漢地區知識界和文化界很時興。武漢各界救國會和抗日團體宣傳抗日就常用壁報這種形式。

在與胡繩先生創辦《救中國》周刊之前,除了辦抗日壁報和救助難民,父親那時候還幹了一件事情值得一說。據父親回憶,那時他還以職業界救國會理事身份,在他所工作和居住的公益會樓上的一個小禮堂裏,負責組織過一個名叫“曉鳴”的業余歌劇社團,幫他們排練些合唱和抗日小劇目之類的節目。父親不僅組織過這個歌劇社上街去作抗日宣傳,在漢口的一家大劇場(不知是不是曆史上著名的漢口新市場?)還正式演出過話劇和合唱。

父親說,這個歌劇社大部分成員是從上海流亡到武漢來的愛好音樂的年輕學生。雖說是業余的,但裏面一些人演奏小提琴和手風琴的水平很不錯,而且團體精神和組織紀律性都很高。父親回憶說,他幫助排演的那些小劇目的名稱很多,具體記不得了,反正都是鼓動民衆抗日的。雖說自己五音不全,不會唱歌或演戲,但能有機會組織這些比他還要年輕且懂音樂的年輕人用音樂和話劇去宣傳抗日,他覺得也是挺有意思並有成就感的。

因對父親的這段在漢口組織過業余劇團的曆史很感興趣,我于是便上網有針對性地檢索查閱了一下,發現政協中山市網上有一篇介紹戲曲名家鄭桦的短文居然說到了一個名叫“曉明”的漢口業余劇社。這個業余劇社名字與父親提及的“曉鳴”業余歌劇社僅有一字之差,但讀音卻相同,更重要的是,這個“曉明”業余劇社1937-1938年期間恰好也在漢口。

政協中山市網上說:這位鄭桦先生1918年生人,“曾在上海尚德私塾、廣肇義學讀書。15歲開始做工,先後當過洋行學徒、英文報館排字工、海關水手、小學教員、打字員等,同時自學小提琴。1935年在漢口參加業余‘曉明’歌劇社,任小提琴手。1937年在漢口‘大地’劇社演出話劇《回春之曲》中擔任小提琴手,演奏由聶耳所作的插曲。同年秋參加‘七七’少年劇團,任合唱指揮。1938年參加漢口市青年抗敵協會流動宣傳隊,任合唱指揮兼話劇導演”,等等。

根據這篇短文介紹,鄭桦先生有關那個劇社的說法有很多與父親的回憶是大致相符的,只是那個“曉明”歌劇社和父親回憶中所寫的“曉鳴”歌劇社後一個字同音不同字,一個是“明”,一個“鳴”。這兩個詞讀音一樣,含義也近似。前者是說早晨天亮了,人們該起來了;後者則是說早晨雞叫了,人們也該起來了。

因此,如果鄭桦先生的回憶是對的,那麽父親寫的“曉鳴”可能就是“曉明”之誤。當然,也許父親記憶得並沒錯,只是偶然寫錯了。據父親回憶,他只是在1937—1938年之間曾組織這個劇社排練並上演過一些有關抗日的節目和活動,而這個業余劇社本身則在兩年前的1935年就存在了。但不管怎樣,這個有關組織曉明業余劇社排練並演出抗日節目的插曲也算得上不谙音律的父親在武漢投身抗日事業時期發生的一段佳話吧。

此時,父親雖說可能還沒有辭掉大智門公益會的職務,但作爲武漢職業救國會發起人之一,在何偉的指導和幫助下,他在不影響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幾乎將大部分時間放在了參與組織各種抗日救亡的活動上了。除了辦壁報和組織劇社排練和演出活動外,父親還經常接待一些其他界別救國會和抗日組織推介來訪的要求參加抗日的青年,並根據他們的特長介紹給相關抗日組織和機構。

漢口大智門公益會會長余香山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個熱心公益的慈善家,更是一位開明的抗日士紳。《武漢地方志》對余香山的記載很少,僅見其中《漢口租界志》上有寥寥幾語的記載:“余香山:商人,熱心公益。”其實,余香山先生的所作所爲遠不止“熱心公益”。他在抗戰時期對全民抗戰以及對中共的抗戰活動都曾給予了極大的支持。

比如,余香山默許甚至支持父親在還兼著會計工作的同時去做這些從他的企業以及從大智門公益會角度看顯然是份外的前文提到的那些抗日工作。不僅如此,他還經常無償提供中共,即何偉和父親他們以救國會名義借大智門公益會的場地召開一些公開的或秘密的抗日會議(曉鳴劇社的排練也在他的公益會禮堂)。現在看來,余香山先生當時曾大力支持過中共以及父親所從事的抗日救亡工作。後來父親與胡繩先生共同創辦的公開出版物,即曆史上著名的中共抗日救亡刊物——《救中國》周刊也是在余香山先生的紙莊印刷出版的(我未能檢索到有關余香山先生的更多的信息,也不知父親1938年秋離開武漢去河南雞公山後余先生的情況。這是很大的遺憾)。

1937年9—10月,也就是何偉從南京被釋放回到漢口沒多久,已經打了1個多月的淞滬會戰致使日本方面死傷慘重,但是中國軍隊傷亡將士更多,據說多達數十萬。國民政府方面未雨綢缪,開始大規模調配軍隊准備下一步的南京保衛戰。抗日戰爭形勢日漸嚴峻。

也就在此時,父親做出了一個對其個人和家庭來說都是十分重大的決定,那就是讓自己的正懷著二女兒(我的二姐)的妻子孫岫雲帶領著已經4歲的大女兒(我的大姐)回泰州老家去,好讓自己能從家庭的羁絆之中解脫出來,就像好朋友何偉那樣做一個徹底的職業革命者,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國工作中去。

在那個炮火連天、國難當頭的年代,下決心與摯愛的妻女告別,一個人獨自投身艱難困苦、危險重重的抗日和共産革命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知道何時才能與妻女再次見面,弄不好或許也就是永別吧。但此時已經下定決心投身抗日的父親最終還是咬咬牙這麽做了。

1937年9月下旬的一天,父親給妻子和女兒買好了從漢口到南京以及從南京到泰州的輪船聯票(南京到泰州是小火輪)並將她們送上了船。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中,父親一個人站在漢口的客船碼頭上看著江輪徐徐離開碼頭駛向江心東去,直到看不見船上不斷向他招手告別的妻女的身影。

父親應該知道,妻女這麽一走,在那個國家危亡的戰亂時期對自己來說顯然意味著久別,甚至可能是永別。我不知道父親在漢口碼頭與他妻女告別時心裏是怎麽想的?他的妻女有沒有流淚?父親有沒有流淚?由于父親始終沒有留下只言片語說他當年是經過怎樣的思想活動才下了如此大的決心,也沒有說過當時他的前妻對他的這一決定是否理解或存有怎樣的抱怨,所以我無法對此加以描述。但我知道,那時的父親能夠將妻女送回老家以全身心地投身于抗日顯然是准備毀家纾難、獻身于他所認爲是最神聖的抗日事業了。

在那個外族入侵、炮火連天和國家危亡的時代,父親清楚地知道何謂職業革命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成爲一個職業革命者將意味著什麽?因爲職業革命者就意味著抛棄和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他個人及其家庭的所有利益、親情、愛情和財産,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這方面,年輕的父親做到了。

妻女走了,在漢口苦心經營了多年的小家也不複存在了,當然,家庭的羁絆和後顧之憂也沒有了,父親一直想做一個職業革命者的願望此時便可以實現了。但是我想,父親肯定爲此後悔了一輩子。至少我的兩個姐姐後來那些在老家泰州過的那種缺乏父母之愛、屢經磨難、幾近孤兒的童年也讓父親感到了自己對家庭,對妻女以及對自己父母的那種深深的卻又無可奈何的愧疚。

這也是那段時間父親在武漢之所以能做那麽多各種類型的抗日工作背後的故事。不過後來發生的曆史也表明,父親事實上也爲自己成爲一個職業革命者投身抗日而付出了巨大的、超乎想象的家庭和人倫方面的代價:妻分離、女散失、父母故、兄弟分。

父親在1968年年初所寫的一份回憶資料中親筆寫道:

“那時(指抗戰初期那段時間——作者注)泰州家裏,老的老(祖母那時還健在——作者注),小的小(指我的大姐和小姐,當時她倆一個約8歲,一個約3歲——作者注),一家沒有收入,生活靠變賣衣物度日,經常吵嘴。……記不清我妹妹說的哪一年了(大概是四零、四一年),孫岫雲帶了一個衣箱離家走了。”

父親在同一份材料中繼續寫道:“我妹妹說是‘跟人走了,不知道哪裏去了。’由于我對這事搞不清楚,我對這兩個女孩都說你媽媽出外找我不見了。對別人也這麽說的。怕小孩知道了恨她的母親。大女兒今年已經卅五歲了,仍不知道此事(大姐1933年生人,1968年恰爲35歲——作者注)。”

後面,父親還寫下了這樣的話:“有痛苦自己承擔,怕孩子們精神上留下一個傷痕啊!”父親還寫道,他問過其前妻孫岫雲的弟弟——孫南琴(據說“文革”前在安徽省郵電管理局工作,後退休——作者注),可是“孫南琴說不知她姐姐的下落,也沒有接到過信。是不是也怕我難受呢?”(以上引號內引文和標點符號,除了加上“作者注”之外的都是父親所寫材料中的原文,引用時未做任何修改)

“有痛苦自己承擔”。1968年年初,也即文革初期寫下這些文字時,父親深藏心底三十余年的那種揪心的痛苦和對妻女的愧疚怅然紙上!父親的前妻孫岫雲懷著孕,獨自領著4歲的女兒(大姐)回到老家泰州後的第二年,即1938年年初,祖父因病去世了,二姐也在那年春天在老家泰州出生了。與大姐出生時一樣,我的小姐誕生時,其親生父親也不在身邊。

由于那幾年父親兄弟5人已有4人(即父親、二叔、三叔和四叔,後面章節會分別介紹我的這幾位叔叔青年時代的抗日或其他經曆——作者注)先後離家抗日或謀生去了,家裏空出來的房屋多了起來。但是,因爲戰亂時期做生意而流動的人口極少,也沒有什麽人願意在泰州那個經濟和文化都比較落後也不知未來如何的小城市裏找房子租賃居住,泰州家裏雖然空房子不少,但在那個時期根本出租不了。加上又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來源,孫岫雲帶著我的兩個姐姐在泰州老家的日子過得非常艱難。按父親的說法就是靠變賣家裏的家具和衣物等東西度日,糊口飯吃。

窮苦的日子是很難幸福的,婆媳之間不睦也是可以想見的。再後來,也許是1940年秋冬或1941年春,父親前妻孫岫雲終于忍受不了這種不知丈夫死活也看不見任何前途的生活,抛下她的兩個幼小的女兒,“帶了一個衣箱離家走了。”(父親語,出于同一份材料)。父親生前不確定具體哪一年時間,回憶材料上只寫了“大概是四零年、四一年”,但現在看來,其前妻于1940年春出走的可能性較大,因爲據大姐回憶說祖母可能是在她親生母親走後大約兩年後才去世的。

長兒媳抛棄兩個幼小的孫女離家出走一事給了祖母很大的打擊。也就兩年時間吧,伴隨著對4個離家出走參加抗日或謀生的兒子的無盡想念以及對兩個幾同孤兒的孫女的憐惜,祖母史陳氏在泰州老家的貧窮困苦生活中去世了。祖母去世前那段時間非常想念她的4個兒子,也時常抱怨她的大兒子,即我的父親,不僅自己沒有了音信,還帶走了兩個弟弟(即我的二叔和四叔),而且她的這兩個兒子也在戰爭中失去了任何音信。

2016年秋天,我到北京時見到了時年83歲的大姐。聽大姐說,那時在老家,祖母去世前那兩年經常一個人自言自語地唠叨說:“都走了,都給緘兒帶走了。緘兒怎麽也不回來看我?”

父親原名史金緘,而且我的二叔、四叔和一位堂叔都是1936年至1938年年初先後離開泰州到武漢去找他們大哥,即我父親,去參加抗日的,而且他們又因爲戰爭全都沒有了音信,更沒有回過泰州老家去看望他們的母親或嬸母。這也是祖母臨終前總是唠叨上面那句話的原因所在。

而且,作爲長兄,父親除了逐一將他的這幾個兄弟推上了危險重重的抗日和共産革命的道路外,作爲職業革命者的自己在那戰亂不已的年代也始終未能回家看望並告慰他那思兒心切、孤苦悲傷的母親。這顯然是父親心中的又一個纏繞其終身的痛苦。撰寫此文時,每次回味上面提及的祖母生前經常唠叨的這句話,我的眼睛都會酸澀潮濕起來:奶奶的晚年真的太苦了!

祖母史陳氏1942年去世後,由于孫岫雲女士的離家出走,我的兩個當年還很幼小的姐姐就由那時還在泰州老家剛剛成年的姑媽和五叔代養。後來幾年,姑媽出嫁,五叔結婚,疏于照顧了,我的兩個姐姐經常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好在那時出于家風,日子過得再怎麽艱苦,姑媽和五叔還是沒有忘記祖母遺訓,堅持讓大姐繼續在老家讀書並讀完了小學。

由于父愛和母愛的長期阙如,大姐和小姐(我們都這麽稱呼二姐)在泰州老家形同孤兒,不知吃了多少苦,也不知遭人多少白眼。她們的童年是灰色的。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抗戰勝利。那年,身在新四軍蘇中根據地的父親才托人輾轉將兩個女兒接到身邊,父親此時也才見到自己失散8年的大女兒和從未見過面的二女兒。那年大姐敏健12歲,小姐慧澄7歲。

但是他們父女三人相處並沒有多久,也就大半年時間吧,國共全面內戰即將爆發。在父女作短暫團圓之後,需要跟隨部隊轉移走的父親便將時年13歲已經小學畢業的大姐敏健送到當時位于蘇中解放區的“泰一中”(可能是後來的泰州中學?)去住校讀書並托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教師照料。在那裏,大姐敏健自己更名爲史地。8歲的小姐慧澄(20世紀50年代初也自己更名爲建國)就只好又被送回到位于泰州北部的興化縣城裏已出嫁了的姑媽家裏生活。

1949年春,大姐中學即將畢業,正逢國共內戰接近尾聲,也即解放戰爭的渡江戰役即將打響,在沒有也無法征求父親的意見情況下,剛滿16歲的大姐便自行報名參加了解放軍,當了一名衛生兵,跟隨蘇皖邊區衛生部過了長江,一路打到了無錫。途中大姐冒著炮火,搶救了很多傷員,火線立功,並加入了中共。20世紀50年代初大姐史地又考上了大學,學俄語,一直從事俄語翻譯和教學工作,離休前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大姐夫邵鴻芳20世紀50年代初就讀莫斯科大學,獲副博士學位,曾任駐蘇聯大使館政治參贊,1996年因病去世,享年63歲)。我的小姐史建國20世紀50年代末也通過自身努力考上了合肥工業大學,學理工,從事國防科技工作,退休前系第三機械工業部綿陽某研究機構高級工程師,2004年不幸因故去世,享年66歲。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送走妻女後,孤身一人在武漢的父親也就此如願成爲一個了無牽挂的職業革命者了。後來父親搬了家,在余香山先生的支持和默許下,住到了自己原來工作的地點——漢口大智門公益會樓上,專心致志地從事抗日救亡的各項組織工作並兼顧公益會救助難民事務,雖然他那時可能已經不領公益會的薪水了。

父親在公益會對面的一個小飯店包飯了一個較短的時間。當時,同爲職業革命者的何偉和黃心學就租住在附近,他倆合請了一位40多歲的小腳女傭做飯,看父親一個人吃飯不方便,便要父親也去他們那裏搭夥。于父親而言,與何偉和黃心學搭夥好處多多,在一口鍋裏吃飯不僅方便實惠得多,還能每天與他的這兩個老朋友見面,聽取他們的意見並交流各自革命活動的情況,何樂而不爲?父親與何偉、黃心學三人共同搭夥吃飯延續了整整一年時間。

其間,大約是1937年11月或12月吧,父親說,何偉曾受命回他河南老家汝南一趟,去主持當地黨組織的恢複和重建工作,1938年年初才返回武漢。何偉回來後,黃心學似乎也緊跟著被派去汝南一個短時期幫助地方黨組織工作。估計黃心學也就是這個時候前後由何偉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父親那時則因與胡繩一心一意創辦《救中國》周刊一直待在漢口,何偉不在時就與黃心學兩個人搭夥吃飯,而黃心學不在時搭夥吃飯對象則又換上了何偉。1938年8月,黃心學再次被中共組織上派去河南信陽雞公山工作了,于是父親又和何偉兩個人在一起搭夥吃飯了一個多月,直到武漢淪陷前自己與何偉先後撤離漢口。

從1937年10月,即父親受命于胡繩創辦《救中國》周刊起,一直到1938年9月底父親受命到河南雞公山協助黃心學開展工作,足有整整一年時間,父親與何偉先生都是在一起搭夥吃飯的。那段時間也是父親與何偉交往最頻繁也是最密切的時期,也使得父親與何偉之間的友情更加深厚。

工作中何偉是領導(當時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也是父親的入黨介紹人),但生活中兩人卻是摯友加兄弟。父親比何偉大上整整一歲(父親1909年4月生人,屬雞,而何偉則是1910年4月生人,屬狗),私下場合何偉多對父親口稱“緘兄”(沒多久何偉也變換了對父親的稱呼:那年10月父親因創辦《救中國》周刊而更名爲史略後,何偉在個人交往中則稱父親爲“略兄”了)。

在父親送走妻女回泰州老家而自己成爲一個職業革命者之後沒多久,即1937年10月,父親就接受了一個十分艱巨、也是他參加抗日和共産革命以來最具挑戰性的工作:

作爲發行人,父親與胡繩先生合作在漢口創辦了中共曆史上第一份公開發行的抗日刊物——《救中國》周刊。

 

發布時間:2020/8/5 12:51:00,來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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