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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嘯虎:《父親的青年時代》第三章

——組建讀書會與救國會

史嘯虎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漢口交通路上的生活書店,網圖。

前注:1933年春,父親重返武漢後仍然保持與何偉等老朋友的密切聯系,經常聚會談論各自的讀書心得。後在此基礎上他們幾位老朋友又先後組建了在武漢共産主義運動史上頗有奠基地位的漢口讀書會和武漢各界救國會。此文較爲詳盡地介紹了這段曆史。

1933年4月,父親重返闊別近半年的武漢。

這一次,父親是帶著妻子孫岫雲和出生不久的大女兒(即我的大姐)一起去武漢的。而在與祖父和祖母告別離開泰州後,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去世,父親再也沒有回過老家,當然也沒有再見過他的父母。這是父親的終生遺憾。

1938年年初祖父去世時,因父親正作爲發行人與胡繩(主編)在漢口(後轉移至宜昌)創辦中共的一個公開出版發行的刊物——《救中國》周刊,根本離不開,也就未能回泰州給祖父送終。甚至直到50年後去世,不知爲何,父親也從未回老家給其父母以及祖父母掃墓。不過,20世紀50年代後由于曆史變遷,滄海桑田,父親就是想回去掃墓可能也辦不到了。

史家老五房的祖墳墓地——我的曾祖父母葬在那裏,位于泰州都天廟西北不遠處,但因20世紀50年代初一次修整河道、建造船閘的工程而早被毀棄了(當時五叔在海安工作,姑媽出嫁,泰州老家無人,祖墳被毀後,環境也變化了,也不知遺址何在了)。

據五叔說,我的祖父母(即他和我父親的父母),因都死于抗日戰爭年代,後都被暫時安葬在泰州城西北的樓家莊。當時他想在以後適當時候,如戰事平息時,再將祖父母骨殖遷至位于都天廟的史家老五房祖墳墓地。可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發展人民公社時,當地又大搞深耕平墳,五叔聞訊後趕到時,墳茔剛剛被平。五叔急忙將已經散失的祖父母部分骨殖收集後用蒲席包好就地深埋,未留標志物,後來也就找不到了。

父母墳冢所在地也叫桑梓之地。《詩·小雅·小牟》曰:“淮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古人看到父母種下的桑梓樹,尚且必須恭恭敬敬立在樹前。天下還有誰對自己的父母不充滿尊敬並深深依戀?然而,父母的墳墓都沒有蹤迹了,那還是值得回去的家鄉嗎?父親到老都沒有返回過家鄉,當然有多重原因,但不能說與史家祖墳的消失無關。

作爲兒子,我寫到這裏時,真的體會到了父親始終沒有返回家鄉卻一直深埋心中的那種不與外人道的遺憾或感傷。從1933年春再次離開泰州到武漢謀生並就此參加抗日和共産革命一直到1989年春去世,其間足有56年,父親始終沒有回過家鄉,遑論給其父母送終和祭掃墳墓了。這是父親埋藏心中一輩子的一個痛處。

父親在武漢余香山先生處仍然是當會計,先是在天福紙莊,第二年因余先生麾下另一爿天泰紙莊業務擴大搞印務,又被調至天泰紙莊(經查相關史料,該紙莊位于當年漢口特三區老大智門保華街101號)。第三年,即1935年,基督徒余先生開始在漢口組建大智門公益會,聯絡地方士紳,捐款捐物做慈善,業務繁多,便又將父親抽調至公益會做秘書兼會計,對父親很是信任和倚重。

父親此時的工資也漲到了30多元。後來,因父親又兼做紙莊的賬目,薪水也相應增加了一些。具體是多少父親沒說過,但從後來父親所擁有的積蓄看,估計那時月入50元以上都是有可能的。雖說那時他和孫岫雲已有了一個女兒(大姐),生活負擔重了,還要補貼泰州家裏,但省吃儉用些,這收入還是足夠的。

在此期間,父親與何偉、黃心學、成慶生以及藍乃真這幾位好朋友依然保持密切聯系。父親第二次去武漢是在漢口,而何偉他們讀書的地方——華中大學卻仍然在武昌。最初幾個月,何偉他們還在讀書,而父親則忙于熟悉紙莊財務,平時與同在漢口的藍乃真聯系比較多。但是每到周末,父親還是常乘坐輪渡過江去位于武昌的華中大學找仍在那裏讀書的何偉他們幾個老朋友聚會交談。當然,何偉他們也常過江來漢口看望父親。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之武漢華中大學,內設文學科、理學科、神學科、國學科、醫學科,爲武漢地區最早的綜合性大學,現爲華中師範大學。此圖取自網絡。

隨著年齡增長和世界觀的逐步形成,他們五人中有些人的理想與志向都開始明朗化了,區別也越來越明顯了。比如,藍乃真主要在漢口慈幼院從事教書和基督教布道工作,而成慶生出身于一個基督教世家,每天祈禱和宣講基督教義也在情理之中,畢業後因其工作地點還留在武昌,與父親等人的往來也相對少了不少。何偉和黃心學則由于越來越多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思想也越來越趨于左傾。

何偉和黃心學從華中大學畢業後分別到位于漢口的兩所教會女子中學教書,與同在漢口工作和生活的父親也就走得更近了。這時,他們在思想上也都開始接受和信奉馬克思主義了。但即便如此,出于友誼,基督徒藍乃真和成慶生依然與何偉和父親等人不時見面,互相交流各自的工作和讀書心得。

1934年夏天,何偉他們三人從基督教華中大學畢業了。上帝保佑他們居然都留在了武漢。何偉和黃心學分別到漢口的兩個女子中學任教。這兩個女子中學,一個叫聖羅以女中,一個叫懿訓女中,都是教會中學。前者與華中大學一樣也是美國基督教聖公會于1909年創辦的,20世紀50年代更名爲武漢市第二十中學。而懿訓女中現在則叫武漢市第二十一中學,當年就是傳教士楊格非所在的基督教倫敦會創辦的。而成慶生則被聘爲華中大學中學部主任,也有說成擔任了華中大學附中校長,留在了武昌。

此時,都在漢口女子中學當老師的何偉與黃心學爲省錢在漢口合租了一間宿舍,離父親租用的住處不遠。這樣,工作和居住也都在漢口大智門附近的父親與何偉及黃心學兩人來往得更爲密切了。成慶生則因在武昌華中大學中學部(也叫華中大學附中)當主任,工作生活都在武昌,只能周末或偶爾到漢口來聚會。

這樣,成慶生與父親見面機會也少了許多。父親的英語水平也就到此爲止了。不過,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也曾聽過父親老年在家帶孫女(我的女兒)玩時教孫女說過幾句英語,都是些問好和簡單問答之類的句子,發音和語氣還算標准,有點兒倫敦音味道。看來,當年父親向成慶生學英語還是很用功的。

以前,父親和黃心學、成慶生等在與何偉交往時,就聽何偉說過他在汝南家鄉就參加過革命並與中共有聯系。當時,父親他們都以爲何偉是在說大話,也沒怎麽放在心上,後來才得知何偉說的那些都是實話。因爲何偉(原名霍恒德)的二哥霍德軒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是中共黨員了。

何偉口才很好,是一個天生的宣傳家、教育家和活動家。畢業後當了聖羅以教會女子中學的教師,何偉就一邊教課(教授課程除國文外,還有曆史和地理),一邊在業余時間與父親及黃心學、成慶生等學習討論各種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文章。授課時,他總將自己的一些學習心得和政治觀點糅合到他的教學中去影響他的學生。黃心學似乎也是這麽做的。

當時,父親和他們組織讀書討論的聚會多在周末,地點不定,有時在何偉和黃興學的住處,有時就在父親的住處,也有時在父親工作的大智門公益會。何偉與黃心學有時也帶幾個他們的學生來參會。這些教會女中學生當年都只有十四五歲,都是些女孩子。如何偉的學生,父親記得的就有範元甄(後來成爲李銳先生的前妻;她與李銳最初相識可能就在這種讀書討論會上),而黃心學的學生則有梁立琳(1938年3月僅17-18歲即任中共武昌區委委員、宣傳部部長)等。據說,在何偉與黃心學的影響下,漢口聖羅以女中和懿訓女中這兩個教會中學的女學生後來有很多人參加了共産革命。

這種松散的朋友式的聚會討論大約持續了一年多。後到1935年年底,漢口的生活書店開張了。這家書店是上海生活書店的分店,而上海生活書店則是由鄒韬奮和胡愈之在《生活》周刊社基礎上于3年前,即1932年創辦的。漢口生活書店是上海總店所開的第一家分店,除了賣書還出版或代售一些雜志,如《世界知識》和《婦女生活》之類的月刊或半月刊等。這家書店位于漢口交通路上,與一爿文具店相連,面積不大,但其樓上是漢口交通旅館。從上海生活書店調來的書店經理顧一凡就住在樓上。顧一凡思想也很進步(後來也加入了中共),他在書店樓上交通旅館的房間便開始作爲讀書會成立後的一個重要活動地點。

此時,因陸續參加這種讀書討論式聚會的人比較多了,父親與何偉他們便將這種不定時的讀書討論式的聚會起了一個名稱,叫作“讀書會”。漢口讀書會主要由何偉、黃心學和父親等人爲主組成。藍乃真因漢口慈幼院事情太多,住得也較遠,這時來得少了。成慶生則因工作生活都在武昌,離得也遠,參加讀書會的活動也不是很多。

華中大學、武漢大學和中華大學的學生以及何偉和黃心學他們任教學校的那些女中學生則時有參加。李銳先生那時在武漢大學讀書,叫李厚生,“一二?九”運動後也時常參加。我父親也常介紹大智門公益會的年輕工友參加。這些工友中也有藍志一布道的漢口慈幼院長大了的孤兒,他們後來也有人參加了抗日和共産革命。這樣,參加讀書會的人越來越多。

大約是1936年年底,在何偉在南京被捕之後,顧一凡在漢口也被逮捕並入獄,甚至還曾被有司控告與時任湖北省長的楊永泰被殺案有關。“七七事變”後國共開始合作抗戰,因無任何犯罪證據,顧一凡才被釋放了。其實在那之前,也即得知何偉在上海被當局逮捕消息後,經黃心學和父親商量,爲防止出現更多的損失,漢口讀書會活動就已經停止了。

如果從1934年秋算起,何偉、黃心學和父親等人組建的漢口讀書會前前後後大約運作了近2年時間。當時的漢口讀書會凝聚並團結了一批思想比較左傾和激進的年輕人,也爲1936年春興起的武漢抗日救亡運動和組建武漢各界救國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據武漢黨史網介紹,何偉于1935年夏,“在漢口生活書店結識書店經理顧一凡和讀者光未然、孔羅荪、史略、何功偉等,一起組織讀書會”。這個記載大致符合曆史事實,只是讀書會組建的時間並非1935年夏,而是1934年秋或冬。而且,武漢黨史網提及的這些讀書會組建人員名單還少了黃心學。還有,父親與何偉並非結識于漢口生活書店,而是早在1932年夏秋時期就認識並成爲好朋友了。

父親曾在與我們的交談中提到過武漢黨史說的這些人的姓名。比如光未然。光未然是筆名,原名叫張光年,是聞名遐迩的《黃河大合唱》組詩作者,當年在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讀書。孔羅荪當時可能在漢口一家報紙任副刊編輯,1938年4月曾與周揚一起成爲當時在漢口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候補理事。何功偉當時則是湖北省立高中的學生,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就離開武漢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工作了,並沒有參加多少讀書會活動,2年後的1937年年底才回到武漢,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兼武昌區委書記,1941年被捕並被殺。其實,相比于何功偉先生,那時候在武漢大學讀書的李銳先生參與讀書會的活動可能還多一些。

說到漢口讀書會就不能不提到黃心學,因爲他與父親一樣始終是漢口讀書會的核心成員之一,或者說,漢口讀書會就是在何偉、黃心學和父親爲主的幾個老朋友互相之間多年來持之以恒交流讀書心得的基礎上才得以逐步形成並最後組建的。武漢黨史記載漢口讀書會的組建者少了黃心學顯然是不妥當的。然而不幸的是,黃心學早在1950年5月就因病于中共中南局組織部門負責人任上去世了。另外,父親在漢口參與組織讀書會那個時候還叫史金緘。史略之名是他在3年後的1937年秋在武漢與胡繩創辦《救中國》周刊時才改用的。

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開始興起。何偉、黃心學和父親等人創辦的讀書會的主要成員得知消息後,在討論時一致決定應該做些什麽以響應北平的學生。1936年春,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國會的消息傳到了武漢,讀書會成員也開始爲在武漢成立類似組織做准備。

這時,北平“一二?九”運動的一位學生領袖李家棟(也叫董毓華,董必武先生的侄子,中共黨員)到武漢來串聯,聽說了漢口讀書會,就找人與何偉聯系上了。于是,他們很快就以讀書會爲核心先行成立了武漢文化界救國會,主要成員就是何偉、黃心學、成慶生等十多個大中學教師,還有武漢《大光報》幾位編輯(他們也曾參與過讀書會活動),當然也包括父親在內。

據父親回憶,武漢文化界救國會成立那天是在漢口《大光報》所在地(即漢口特三區鄱陽街34號,距父親工作的天泰紙莊不遠——漢口特三區原爲英租界,1927年被國民政府收回,設立了漢口第三特別區,簡稱特三區)開的會。《大光報》一位副刊編輯(不知是不是孔羅荪?)作爲東道主代表也參加了。成立大會上,何偉還激情四射地做了一個很有魅力的演講。

後來,在武漢文化界救國會之外,何偉和父親他們學習上海做法又成立了武漢職業界救國會。而這個界別的救國會主要就是父親去鼓動和組織的(當時武漢其他界別的救國會還有武漢大學學生救國會和武漢婦女界別救國會等,後者也是由武大女學生組成的)。那時,父親找了大智門公益會的一些工友以及他認識的其他公益會、救火會職員,加上藍乃真和成慶生及讀書會其他成員推薦介紹的幾位其他行業,如銀行和慈善組織的職員等職業代表一共20多人,然後共同起草和發表了一份文告,漢口職業界救國會就算成立了。父親成爲這個武漢職業界救國會的理事。

但此後這個職業界救國會好像並沒有組織什麽像樣的活動,也沒有發行什麽出版物進行宣傳。父親沒跟我們說過有關這個職業救國會開展了什麽活動,我也沒有查到有關漢口職業界救國會的相關曆史資料。反觀武漢文化界救國會和武漢學聯,倒還出了一些用蠟紙鋼板刻印的非正式宣傳品進行宣傳。但這些界別救國會的成立也爲武漢市各界救國會的最終成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經各界救國會代表推選,何偉任武漢市各界救國會執行理事。

在武漢各界救國會組建成立之後,大約是1936年4-5月間,何偉來到父親住處跟父親說,他要去上海,是聯系有關成立全國性各界別救國會的事情,並且說,他准備利用這次機會去再去找一下中共黨組織,只是不知道能否找到,而且手頭有些緊。父親聞言二話沒說就拿出了30塊銀元塞給了何偉。

在這之前,父親也常常掏腰包補貼讀書會的一些活動,但那都是他主動的,而這次何偉主動向父親張口卻是第一回。據此,估計此時的何偉作爲武漢各界救國會的代表,顯然已經辭去了他在聖羅以中學的教師工作,成爲了一個職業革命者,當然也就沒有收入了。

這年,大姐已經3歲,孫岫雲也一直在家沒有工作,父親雖說薪水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但除了養活老婆孩子,仍須補貼泰州家裏,那時祖父母都還在,父親還有好幾個弟妹尚未成年,還得讀書,老家生活比較拮據。可以說,父親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遠說不上富裕。當時這30塊銀元于父親而言確實不算小錢。但是何偉只要需要,父親還是一點也不猶豫的。由此亦可見,父親那時與何偉的友情之深以及其對抗日和共産革命的態度。

一個多月後何偉就從上海就載譽回來了。此時他的身份已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常務委員了,名氣也大了許多。當時一些報刊都對此作了報道。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是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政策的一大勝利。比如,全國各界救國會成立宣言上說:“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促成全國各實力派合作抗敵。宣言呼籲全國各黨各派立即停止軍事沖突,立即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

1936年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比如,那年2月,中共根據前一年底召開的瓦窯堡會議將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精神,由紅一方面軍組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開始東征,雖有小勝但很快受挫,國民政府又調集了10個師的兵力准備圍剿中共當時立腳未穩的陝甘根據地。後來到年底又發生了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中共及其紅軍才最終擺脫了困境。

此時日本策劃的華北事變以及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更是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促使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也讓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處于極度困難時期的中共看到了日本咄咄進逼下國內民意的巨大變化,及時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從原來蘇維埃割據和打通西進通道轉變爲聯合抗日。這也迫使國民政府逐步收斂並最終停滯了其對長征到陝北的中共及其紅軍的圍剿和鎮壓。

1936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制定公布的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也是今天《中華民國憲法》的雛形。國民政府結束了訓政,開始還政于民。這爲後來的國共合作和舉國抵抗日本侵略打下了憲法基礎。

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華北、華南、華中及長江流域20余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共70余人出席大會。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和鄒韬奮等40多人。而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裏、王造時、孫曉村、曹孟君以及何偉等14人則爲常務委員。

此時的何偉從武漢華中大學的一名普通大學生和教會女中的一個青年教師,通過自身不懈努力,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就成爲武漢各界救國會的代表並與前述的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全國知名人物比肩,也確實了不起。要知道,那年何偉年僅26歲,也是全國各界救國會常務委員中年紀最輕的人。

父親也覺得那段時間何偉比以前忙得多了,當然他們見面也比以前少了很多。父親回憶,那年,也即193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具體時間父親記不清了,只覺得那時還很熱,何偉滿頭大汗但顯得很高興地跑到家裏來找父親,悄聲對父親說,他已與中共聯系上了,接上了中共黨的組織關系,自己已經是個共産黨員了。然後,他又問父親想不想入黨。父親說他當時覺得消息突兀,就猶豫了一下說,當然想啊,讓我考慮一下怎麽安排我的家人?何偉見狀就說不著急,過一段時間再說也好,到時候我找你。父親這次沒入黨。

父親生前曾回憶說,那次在加入中共問題上之所以有點猶豫未決,主要是感到突兀,甚至有點不大相信。因爲前兩年何偉還是華中大學學生時,就常說他參加過共産革命並與中共有過接觸。但黃心學、成慶生和父親這幾個好朋友聽後,誰也沒將此話當回事,估計是都不太相信。因爲那時候在他們這些年輕人心目中,加入中共就意味著抛棄家庭,辭去工作,去做一個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其中的職業革命者。

這次他從上海回來後見到父親時突然嚴肅認真地低聲告訴父親自己就是中共黨員——這件事本身就已經讓父親有點吃驚了,因爲兩個多月前何偉還曾因要去上海沒錢來找過父親,現在不僅說他自己已經是中共黨員,而且緊接著就說他要發展父親入黨。一聽之下,有家有小的父親感到有點兒突兀也是符合人之常情,此時就立即答應作這種決定確實有點勉爲其難。

其次,父親也想到,與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何偉不同,自己老婆孩子都在身邊,泰州老家還有七、八口人需要他這個當老大的不間斷地接濟。想想也對,在我父親看來,那時入黨就意味著自己要舍家赴難獻身共産革命,一般人總得想一下家裏事怎麽安排吧。

後來父親才知道,何偉那次到上海去參加全國各界救國會組建大會並當選爲救國會常務委員後,又曾悄悄地從上海輾轉到了天津並在那裏通過中共北方局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當時中共在武漢還沒有建立任何黨組織,而中共長江局則成立于1937年底)。在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回到武漢後,何偉與其他兩位分散在武漢的黨員(即習東光和王錫珍,王錫珍也叫陳約珥)成立了中共武漢臨時工委,何偉任書記。

但經考證,那時中共北方局似乎並沒有要這個中共武漢臨時工委在武漢發展黨員的既定計劃。可見,父親那次沒有加入中共並非完全是其主觀原因造成而是有其客觀原因的。何偉那天告訴父親自己已是黨員並問父親想不想入黨,也許僅僅是一種試探,更多的也可能是出于一種友情和關心。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順口一說而已。這麽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

比如,何偉的另一個好朋友、與何偉同住一起的黃心學也與父親一樣,都是一年多之後的1937年年底和1938年年初時分才先後入的黨。那時,黃心學與父親都是何的最好朋友。如果要發展黨員,何偉不會厚此薄彼。何況當時何偉所在的武漢黨組織只是一個剛成立的臨時工委,而根據當時中共組織原則,一個臨時工委一般是不會有發展黨員任務的。當然,以上都是筆者個人的猜測與分析。最終還須以日後公開披露的史料爲據。

父親這次入黨未成的事兒雖然只是一段經曆,但似乎卻在冥冥之中暗示著今後父親在黨籍這一所謂的政治生命問題上可能會遭遇不順。事實上,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父親也確實被他的這個黨籍問題折騰得夠嗆:不知爲何(暫且這麽認爲,後文將仔細敘述),父親當年從湖北大洪山輾轉去延安時,他的黨組織關系居然中斷並銜接不上了。而且,陰差陽錯,其黨籍直到抗戰結束也始終未能獲得認可。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幾個月後,1936年秋冬之際,已是中共武漢臨時工委書記的何偉又一次單獨來找父親,還帶了一張紙條交給父親,說他准備去南京和上海執行一個任務,要父親好好保留這張紙條,不要給任何人看到。紙條上都是些父親不認識的符號。父親知道這張紙條很重要,在何偉走後想了一下,就把它折疊起來插到自己書桌抽屜內層上方的一條木縫裏。從桌子上看不到這個紙條,拉開抽屜,因角度不同,如果不是蹲下來望裏面瞅,也是看不到的。

在何偉第一次問及父親要不要入黨後的那段時間裏,父親已想好家事安排,也下了決心要加入中國共産黨,參加抗日和共産革命,成爲一名職業革命者。那次見面時,他就對何偉很正式地說:“我現在已經准備好了要加入中國共産黨,請你介紹吧。”何偉聽了非常高興,就說,好啊,等我回來後就介紹你入黨。

父親還記得,何偉那次來找他說要去南京是穿著一身灰色的西裝來的。因爲平時何偉不是學生裝就是長衫,是很少穿西裝的。誰知這一去,何偉竟然也被國民黨逮捕下獄,而他們兩人的再見面就是來年9月份了。其時,“七七”事變已經發生,上海也已經淪陷。

何偉那次離開武漢東去上海是奉中共北方局之命設法營救在上海被國民政府逮捕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那七名常務委員和執行委員,即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裏、章乃器、鄒韬奮和史良。因爲被捕的這七人都是當時公認的社會賢達,所以世稱“七君子”事件。沒想到去營救他們的何偉自己也在上海被逮捕,並被送到南京的監獄裏關了起來。

何偉的被捕不僅讓讀書會活動停止了,也讓剛剛興起的武漢各界救國會的活動因群龍無首而陷入了低潮。這消息是黃心學來找父親時說的。父親聽了很吃驚。經與黃心學商量,他們一致同意暫時減少武漢各界救國會的活動。這樣一來,很多原本可以公開舉行的抗日活動也都偃旗息鼓了。此時父親除了繼續在漢口大智門公益會和幾家紙莊做他的秘書和會計工作外,與黃心學暗地裏還經常來往,打探有關何偉的消息並交換一些抗日活動的信息。這樣的日子過了大半年。

也有資料說,那段時間裏習東光與王錫珍這兩位武漢臨時工委委員曾與一些進步學生和人士參加過一些進步活動,甚至還參與組建過一個所謂的武漢臨時黨支部並發展過黨員。但這個說法顯然不確。因爲根據當時的中共地下黨之黨紀規定,他們自己的黨員身份未經臨時工委書記許可,無論遇到怎樣情況都必須保密,而他們的工委書記何偉那時已經被捕。所以,那個所謂的武漢臨時支部盡管有他們兩個共産黨員參加,但因他們得根據黨規必須對自己地下黨員身份保密,而且其他人也不會知道他們的黨員身份。可見上述這個武漢臨時黨支部即便傳聞有過諸如發展黨員或入黨宣誓之類的活動,但因其屬于自發性黨組織,均作不得真。另外根據常情,作爲工委書記的何偉被逮捕後,中共武漢臨時工委的工作肯定會處于停頓狀態而不可能如那些資料傳說的繼續活動甚至還發展黨員。當然,這也是撰寫此文時的一個順便的考證,僅供參考。

到了第二年,發生北平盧溝橋“七七事變”,日軍進攻宛平縣城,國民政府第29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了。那年的七月中旬,中共發表《中共中央爲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兩天後,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戰宣言》,提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因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七月底,平津淪陷,南京政府宣布具保釋放七君子,然後大赦政治犯。在中共運作下,何偉也很快回到了武漢。

何偉的歸來,不僅給武漢的抗日和共産革命帶來了新的活力,父親的參加抗日和共産革命的生涯也就此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發布時間:2020/7/20 9:21:00,來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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