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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樞元:姑蘇暮雨酒一樽

魯樞元

 

人本網藝術鑒賞

那天黃昏,樓下椰子樹的樹影疏疏落落映上陽台時,一個電話決定了我後半生的去向:聽說您正准備調動工作,願不願意到蘇州來呢?

電話是蘇州大學文學院打來的。

我對蘇州大學所知甚少,但“蘇州”打動了我。一周後,我便決計調往蘇州大學。那時恰恰趕上全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蘇州大學文學院委托範培松教授在會上與我面談。範教授說,年紀大了些。當時我已經五十六歲,年過半百,作爲引進的“人才”確是嫌老了。

至于蘇州大學從哪裏知道我在調動工作?後來我才明白是華東師範大學的夏中義兄告訴蘇州大學文藝理論教研室劉鋒傑教授的。那時,華東師大的徐中玉、錢谷融幾位老先生一直動員我到上海來,並委派文學院的院長齊森華先生與一位副院長專程飛到海口做我的工作。盡管我與華師三代學人都有非淺的情誼,由于我生性恐懼大城市,缺少激流勇進的自信,終于還是謝絕了上海,而從中具體聯絡的就是中義兄。

1979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我曾經來過一次蘇州,似乎就住在拙政園附近一家臨街的小客棧裏。記憶中拙政園門前冷冷清清,臨河人家栉比鱗次,一律粉壁黛瓦,河水從房後流過,婦人在河邊淘米洗菜,有小船從河心劃過,河水拍在石條砌成的岸上镗鞳有聲。在我的印象裏觀前街就和現在的葑門橫街差不多,雖然熱鬧,也很逼仄。我從小是在古城開封市井中長大的,江南蘇州在我心中留下了舒適而又親切的印象。

說起與江蘇的緣分,再就是八十年代初,我初始混迹文壇,在上海參加筆會時與一位江蘇作家張弦同住一室,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深得人心,作爲編劇的張弦正春風得意。我很喜歡張弦小說溫婉淒美的風格,常常與他談到深夜。分別後又通過一些信,多半是我向他請教創作心理方面的疑難,他總能認真悉心地回複。還有一位江蘇作家高曉聲,當年都是我在課堂上樂于宣講的江蘇作家,不料他們在九十年代竟相繼過世。

鑒于對江蘇、對蘇州的諸多美好印象,2002年春天,我便在位于姑蘇東北一隅的這所大學開始了新的生活。

雖說年既老矣,似乎依舊壯心不已。臨辭別海南島之際還寫下一首貌似的七律,記得最後兩句是“此去東吳煙波晚,火燒夕雲滿江紅”。其實我哪裏有什麽放火燒江的勇氣,不過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給自己壯膽罷了。

說是引進人才,在蘇大人事處報到時,工資一下子就被降了兩級,人事處的勞資科長說是按照規定套用這裏曆年來教師工資升遷的級數。既然願意到這個學校,只有入鄉隨俗。好在那時蘇州的房價比現在要低得多,園區新加花園的房子才兩千多塊一平米,補貼的那點安家費差不多就可以買下一套房子。

來蘇州不久,海南的朋友仍在惦記我。韓少功趁來蘇州講學的機會,親臨我在現代大道的新家看望,還帶來湖北大作家方方女士。方方對我房子裏的閣樓很感興趣,也許是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說。

少功去後不幾天,我正在會議室開會,接到北京打來的電話,是王蒙先生。他說,聽少功說你的房子很大,人就你一個。他還說也給陸文夫說過樞元來蘇州了。恰巧《光明日報》的韓小蕙來蘇州,我就順便陪她一同到陸家看望。文夫先生身體已經很虛弱,呼吸都有些困難,但和小蕙還是談了許多話。我對先生說,我已經年紀不輕,學問根器又淺,以前也曾經熱鬧過,來蘇州後只想靜下心來多讀點書,不想參與社會活動了。文夫先生說,他也很少參加中國作協的活動。那次見面過後不久,陸文夫先生便撒手人寰,追悼會上站我身邊的王安憶說,她的父親也于前年去世了,她如今已經成了失去爹媽的“孤兒”。我感到她是在以這樣的話語方式表達對于陸文夫去世的哀傷。

我曾翻閱過陸文夫去世後出版的文集,發現他在告別這個世界的幾天前仍在寫作。在文學的人生旅程中,他就是一位“纖夫”,一位純粹的、辛勞的“纖夫”。

錢谷融先生聽說我已經在蘇州安置了新家,說要過來玩兩天,就住在我的新家裏。是殷國明兄陪同老人過來的,拖了一個拉杆箱,箱子裏裝有茅台酒,還有一副竹骨制作的老式麻將牌。可惜我不會打麻將,新來乍到沒有朋友,竟湊不夠一桌。老人有些失望,我就陪他到金雞湖邊閑逛,看到湖邊一些大人、小孩在放風筝,老人來了興致,追著看天上的風筝,湖邊風大,回到家裏就有些不適,像是感冒了。那時節文學院正在申報一級學科,人來客往十分熱鬧。晚間,學院通知吉林大學劉中樹教授來了,他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要我陪客。錢先生知道後也想去湊熱鬧,我請示當時的院領導,領導說人已滿了,安排不下座位。錢先生說那你就給我帶個好吧。沒想到中樹先生聽說錢先生在蘇州,立馬就要離席到我家裏看望先生!結果,酒席上從頭到尾錢谷融先生成了核心話題!

錢先生的那次蘇州之行,在我心中留下許多遺憾。事過多年,錢先生快一百歲時,我到華東師大二村看望他,他還說起:樞元,我還有一幅麻將牌在你那裏!

蘇州大學文學院的一級學科順利批下來了,學校舉辦慶功會,我也成了“功臣”,被授予一個巴掌大的小紅本。只有榮譽,沒有獎金。

開頭幾年,雖談不上“火燒夕雲”,日子倒也過得暢快。我曾給本科生上過課,講文藝心理學、生態批評專題,學生們聽課很專注,積極認真做作業。作業中我發現一位學生的文字頗具識見與才情,恰巧當時的院領導羅時進教授到我房間來,他聽後也興奮起來,說讓我們同時將這個學生的名字寫下來,看看究竟是哪一位。結果,兩人寫下的是同一個名字“黃曉丹”。曉丹同學本科畢業後就在蘇大讀碩士,後來考到南開大學,在葉嘉瑩先生門下讀了博士,畢業後在大學任教。我有時想,如果趕上八十年代,她也許早已經成爲學術大家了!

還有一位本科生徐燕,被選定爲“保送”讀研,她一心想跟我學,就向班主任提出要求。班主任朱老師愛生如子卻又嚴厲過人,批評她:你想跟誰學就跟誰嗎?于是她就兩次三番到我上課的教室門口等候,癡誠感人。三年讀研下來,事實說明她的確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文字功夫曾經得到太老師錢谷融先生的誇獎。由于種種原因,她畢業後回到家鄉做了中學教師。在我的價值選向中,一位優秀的中學教師,絕對要比一位在大學混日子的平庸教授更珍貴,對社會的貢獻也更多。

初到蘇大的幾年,正趕上研究生擴招,一時間在我的身邊聚集了一群碩士、博士研究生,甚至還有兩位畢業于複旦與清華的博士後以及前來訪學的青年學者。我自知學問淺陋不足以課徒,僅能以真誠待人,授課之余、暮春早秋,常陪著學生們登花山、天平山,遊靈岩寺、重元寺,在山光水色、春花秋草間留下了歲月的痕迹。這或許還是至聖先師孔夫子的做法:浴乎沂,詠而歸。這樣的活動産生了意外的結果,不同屆別的學生們得以相互親近。盡管一些老學生有的已經成爲知名教授,成爲大學的院長、校長,與剛剛入學的學生在年齡上相差不止一代人,卻可以成爲知心相交的朋友。我發現,學生們之間的相互熏陶、相互感染要比我的教學指導更有成效。

我在海南大學時期創建的“精神生態研究所”、創辦的《精神生態研究通訊》,調入蘇大後改組爲“生態批評研究中心”,並繼續編印《通訊》。2006年深秋,我們教研室與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上海學林出版社聯手,結合《人與自然》、《生態批評的空間》兩本新書的發布,在海南舉辦了一次生態文藝學研討會。學界、出版界、文學藝術界諸多有影響力的人士如余謀昌、曾繁仁、朱立元、韓少功、多多、徐敬亞、王小妮、尤西林、曾永成、王諾、張皓等應邀出席。參會的還有當時已經在中國生態批評界嶄露頭角、如今已成大器的青年學者王曉華、劉蓓、胡志紅、宋麗麗、王茜等。我這一生也曾組織過不少的學術會議,而這此會議卻別開生面,十多年過後仍爲人所津津樂道。

我爲會議定下的宗旨:既然是生態研討會,就應該開出生態的意味。建議會議省吃節用,全程吃素,盡量少乘車多步行;會場采取流動性,多半設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從風光旎麗的海大校園一直開到那大鎮的雲月湖、儋州蘇東坡流放的桄榔庵、礁石嶙峋的棋子灣、熱帶原始雨林尖峰嶺。會場座次只論年齒不講級別;會議論文不拘一格,散文、隨筆皆可入編。有當地多位“志願者”自帶車輛到會上服務。數十位代表上島後的吃住費用全包,不收會務費,五天下來,總共花費五萬來塊錢。盡管那時海南的消費尚且低下,會議仍堅持用嚴格的清貧精神約束自己。棋子灣一片荒涼沒有飯店,便事先給每位代表發10塊錢,自己在昌化鎮購買食物,然後到夕照下的海灘聚餐。開始時中國朦胧詩的首倡者多多先生有些擔心吃不飽,大家開玩笑說他常年流浪荷蘭國餓怕了!結果,10元的自購自助餐反而比在高級飯店吃出更多的樂趣。

在蘇州做下的另一件事是寫了一本書:《陶淵明的幽靈》。核心內容是寫陶淵明的,但寫作的心態卻不是陶淵明式的散淡,反而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從大處說是爲了給日益慘烈的全球性生態危機尋找一劑中國傳統文化的療救驗方;從小處說是要爲自己倡導多年的生態批評展示一個切實的案例。書,寫得很艱難。我在《後記》中曾經說道:這本書稿,竟做了6年。最初完全沒有估計到這一選題的難度,後來才發現與選題密切相關的文學史研究、哲學史研究以及古代文學研究,都非我所長,我只好一邊補課一邊寫作。該書出版後反響不錯,一年後竟意外獲得“魯迅文學獎”,當時的蘇州市文聯主席成從武先生帶了鮮花光臨寒舍道賀,省裏、市裏都增發了獎金,各種媒體上也很熱鬧了一陣。這使我越發慚愧。日前在陶淵明的故鄉開會,我還一再檢討:拿一生散淡、清貧的靖節先生換來我的名利雙收,實在有些不堪!

在蘇州大學,稱心的日子過了大約十年,後來不知是我自己的心態出了問題,還是中國的教育改革出了偏差,教書的時光越來越讓我感到別扭,感到無聊而且無奈。要填寫的各種表格越來越多,越來越繁雜,早年魯迅、胡適這些大牌教授一輩子填寫的表格恐怕也沒有我們一年的多。發表論文必須是“核心刊物”,而且是校方指定的幾份“核心”。我接連在樂黛雲先生主編的頗具學術分量的《跨文化對話》中發表的長篇論文竟什麽也不算。以往,我的一些文章常常被一些文摘類刊物轉載,近年來自認學問較前有所長進,文章卻不再有人問津,據說此類刊物也已經被變相“承包”了。由于學校定死的退休制度,當我62歲時便被告知要准備退休不再招收研究生;等到65歲要退休了,學校黨政聯席會商定要我推遲到70歲退休,又可以招收研究生了。等我剛剛招收了一位研究生,按照學校規定,67歲進入“准備退休”時段,不許再招收研究生。這樣折騰下來,從62歲到70歲的八年時間裏我只能帶一位博士生,而且還是蒙校方特加的恩寵。自己想想也好笑。(聽說現在規矩又變了,教授只要有經費,80歲也可以帶研究生)在規章制度越來越嚴密的同時,學生的厭學情緒卻越來越嚴重,教師學科創新的動力越來越不足,起碼我的感受如此。初來蘇大,我的課不同學科的同學都有選修的,甚至外學院的學生也有來旁聽的。教室後邊常常還要臨時添加凳子,甚至小教室要換成大教室。後來,自以爲學問看漲了,願意就教的學生反而大大減少,連文藝學學科的研究生也不願多選課,剩下的只有我自己的幾個學生,活脫的門可羅雀。

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王元化先生臨終前發出的一聲歎息:這個世界不再讓人著迷!

同時我也想到我早年的一位學生、如今已是多産的翻譯家的張月教授翻譯的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米歇爾·克羅齊耶在《法令不能改變社會》(Onnechangepaslasociétépardécrit)一書中表達的思想:我們應對複雜局面的制度手段效能低下,僅僅憑借邏輯演繹出來的條例規則,不可能用來解釋諸種實際的境遇,所以歸根到底,行政管理機構通過法令來對自身進行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介書生更無從改變社會,我只能約束我自己退出這場遊戲。于是我向校方提出提前退休的申請,並被很快批准。

2015年國慶節過後,蘇州大學文學院一位資深教授的一篇關涉教育界多種弊端的申訴文章,在互聯網上引起軒然大波。這篇網文中還提到我:“有一位全國知名的文學評論家魯樞元教授,也是六十剛出頭,就被迫黯然離開了蘇州大學,回到了河南老家的一所大學重新就職。”這段話字數不多,但與事實多有出入,我想借本文發表的機會加以澄清:校方曾按照程序決定我延遲退休至70歲,是我自覺沒趣,感到再這樣混下去無疑自取其辱,于是主動申請提前退休,不能說是被迫的。

今年蘇州的梅雨時節雖然陰雨綿綿倒也不乏清風襲襲,置身陽台窗下,反倒特別涼爽。天色漸晚,獨墅湖的湖面上雲暗水白,樟樹林蔥茏茂密,一片稠綠。腦海裏反而回憶起童年上學時的情景。我5歲半上小學,學校設在一座古廟裏,離我家不到一裏地,沿著惠濟河的河岸走,要經過兩座木板橋。從不記得有家裏人送我,一個瘦弱的孩子揹著一只家做的藍布書包,一邊走,一邊看河裏浮遊的白鲦魚,草叢裏跳出的蚱蜢,樹梢上飛過的蜻蜓。

從惠濟河到獨墅湖,從汴梁到姑蘇,70年過去,對我來說也差不多就是從“北宋”到了“南宋”。在北方長年喝的是白酒,到了南方才學會喝黃酒。白酒濃烈,黃酒綿長。白居易詩曰:“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他喝的也該是黃酒,即古人所說的“醴”、“醪”之類。杜甫歎息:“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所謂“老杜”,也只活了59歲。說到底,還是喜歡潇灑的蘇東坡:“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己亥年梅雨時節·姑蘇·暮雨樓

 

發布時間:2020/6/10 15:10:00,來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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