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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嘯虎:父親的青年時代

史嘯虎

 

人本網藝術鑒賞

《父親的青年時代》

寫在前面的話:《父親的青年時代》這部書稿在原《我的父親》系列文章基礎上進行了充實和增刪,完成于2017年底,後因故未能正式出版,很是遺憾。我曆經兩年多的資料查找和收集並根據相關曆史記載寫成了此書稿,較爲詳盡地記錄了先父母1909年至1949年之間,即他們的青年時代的經曆,也算是他們的傳記。此書稿共分爲15章,另加紀念先母的兩個章節一共17章,約20萬字。因今年的父親節(6月21日)將至,擬從今日起每周末發表一個章節以飨讀者,並以此紀念先父母。

第一章

祖上與童年

史嘯虎

宣統元年(1909)四月,父親出身于江蘇泰州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當時中國正處于清王朝即將崩潰、共和國即將誕生的前夕。沒多久曾祖父去世,父親的父親(即我們的爺爺)開始吸食鴉片,不理家族生意,家境也開始破敗。

泰州史氏是明末政治家史可法義子史德威的後裔。史德威原是山西大同左衛(今大同左雲縣)人,字龍江,號愚庵,身材高大,隆准大耳,少好馳射,明韬钤(古代兵書《六韬》《玉钤篇》的並稱,後因以泛指兵書),年輕有爲,早幾年(崇祯十四年,即1641年)即跟隨史可法,是其屬下一員大將,任援剿都司。明朝時期的都司官階也不低,與布政使司相當。

1645年4月,清兵過了黃河,分兵兩路,向南推進,勢如破竹,直至揚州。揚州城破時,時任督師、建極殿大學士和兵部尚書的史可法自知將死,但因那時已經45歲,還沒有子嗣,他遂收時年30來歲的史德威爲其義子並遺書要其繼承香火。史可法殉國後,作爲其義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史德威只能選擇活下來而沒有自殺殉國。清攻城大將多铎很崇敬史可法,對其死國多有感佩,于是免史德威一死。因史可法屍體在戰亂之中已不可找,史德威遂將史可法衣冠葬于揚州城天甯門外梅花嶺,是爲衣冠冢。然後,史德威避居並終老于江蘇史氏宗祠所在地——溧陽。

清乾隆四十年(1736),也就是在史可法殉國後90余年,清高宗念史可法忠義,追谥其爲忠正公,並在揚州爲其修建享堂。史德威一支嫡系後人便移居揚州梅花嶺附近早晚祭祀其祖,後逐漸在揚州和泰州一代繁衍。

2019年6月,我曾專門去江蘇溧陽埭頭鎮史氏宗祠拜谒先祖史可法。這是我第一次去溧陽拜祖尋根。那次還寫了一首七絕記錄此事。具體如下:

七絕

《拜谒溧陽史氏宗祠》

史氏宗祠久已聞,如今方得一香焚。

功名終逐清風去,唯有親緣不可分。

注:史氏宗祠,指溧陽史氏宗祠。先祖史可法,明末政治家,是溧陽史氏“始遷祖”東漢溧陽侯史崇的四十九世孫。平水韻上平十二文。

父親的祖父,即我的曾祖,父親沒有告訴我們具體情況,姓名已不可考,但據說是前清同治時期童生,後于光緒年間考中秀才,家學淵源。但不知爲何,我曾祖上一輩,即我高祖,兄弟雖多,但各兄弟後代中男孩卻不多,香火不旺,只有排行老五的高祖這一支以降總是男丁興旺。于是族內便將高祖後人統稱爲泰州史氏老五房後代。老五房後人多經商,曾在泰州老城西門一條老街上開有布莊、油坊等産業,店鋪接連不斷,足足占了半條街。又都是史氏族人開辦的,所以人稱此地爲史半街。

泰州西門外還建有一座史氏大宅院。前後共有四進,每進都是一個大四合院,有房十多間。每個大院落東側還辟有兩個較小的院子。每個小院子都有四五間房和一個天井。2016年秋天我去北京見到我的大姐。大姐史地那年83

歲,曾在這個大院子裏住過多年。我問及此事,大姐還專門畫了一幅鉛筆平面圖,詳細描述了這個史家大院的大致布局(大姐1949年16歲時加入中國共産黨,20世紀50年代初考取位于哈爾濱的外國語專科學校——黑龍江大學前身,王季愚時任校長——學俄語,後長期從事俄語翻譯及教學工作,離休前曾先後任我國駐前南斯拉夫及駐前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

1983年春,我借去揚州參與主持中國科技情報學會一次學術討論會機會回過一次泰州老家,在五叔的陪同下去看過這個老宅。如沒記錯的話,當時這幢四進老宅分爲兩部分,各有兩進,各自辦有一所小學和一間醫院。我沒記住學校和醫院的名稱。後來聽說這座占地數十畝的大宅院全部被拆掉了。

到了我祖父這一代,家裏仍有十多間房屋和兩個帶天井的小院子以及一爿經濟效益一直很好的油坊,在泰州西門郊外還有上百畝田。祖父名承寶,字善伯,青少年時生活很是安逸。民國初年,曾祖父去世後,好逸惡勞的祖父沒人約束了,家裏還有些閑錢,就開始吸食鴉片,也不願花時間和精力去打理和經營祖産祖業,結果沒幾年就將原本還算豐饒的家産敗光了。

父親是老大。在生下我父親之後,10年時間裏祖母又一連生了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即我的二叔、三叔、四叔、五叔和姑媽,因他們的青年時代大多也頗具傳奇性,後文將一一介紹),家裏開支越來越大了。這時城西郊外的上百畝田土也基本賣光了。最後祖父也實在沒錢吸鴉片了。

但不知爲何,此時似乎出現了奇迹,祖父浪子回頭了。他可能感覺到了自己身上所擔負的養家糊口的重大責任,于是便想辦法戒大煙。幾經周折,鴉片居然硬是被他戒掉了,但他身體也因之前抽大煙而垮掉了。不過這是後話。與此同時,祖父又將家裏僅余的那爿收入一直比較穩定的油坊賣掉,還清了以前抽鴉片所欠下的大筆債務。

在我父親10歲那年,祖父做了可能是他這輩子最讓其後人感慨的一件事情:賣掉油坊後,他老人家竟然不惜低聲下氣,甘願從老板變身成爲打工者,彎下身段到原來自己當老板的油坊裏打工,給族內的新掌櫃做賬房先生,以掙點薪水,貼補家用。像他這種屈尊纡貴的舉動,就是在現在,也是一件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以前父親在說到祖父時,總是針對這段經曆對我們說:你們爺爺改過自新,能屈能伸,不簡單啊!

祖父如此,祖母就更了不起。據父親說,祖母史陳氏原是江都大戶人家的姑娘。其娘家有很大的産業,甚至也辦有家族私塾,但其上人卻不讓女孩讀書。結果祖母也沒有自己的名字。祖母自己雖不識字,卻懂得生活再清苦也要讓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道理。在祖母的堅持下,家裏雖然經濟困窘,但父親兄弟五人全都接受過至少中學教育。其中,父親、二叔和三叔早年還上過私塾,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礎。

因祖父抽鴉片,祖上留下的家産都賣得差不多了,後來家裏孩子又多,收入遠不夠開銷,祖父母就只得再陸續將家裏多余的一些房産出租以勉強維持生活。到20世紀30年代,由于父親及其兄弟幾個陸續成人外出謀生了,祖父祖母先後一共租出去十二間房屋。不過,由于世事滄桑和家庭變故,不僅這些租出去的房間再也沒有回到父親及其兄弟手裏,就是祖父母自己居住的幾間祖屋也被政府變相征收了。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1919年6月,在我父親10歲的時候,我母親吳鵬雲出生于距泰州西北100多裏路的揚州府江都邵伯鄉的一家以彈棉花爲業的手工業者家裏。當時,母親家沒有土地,外公是一個彈棉花的工匠,他每天走村串巷給七裏八鄉的鄉民們彈棉花,生活很是貧窮。母親是家裏最小的一個孩子。她上面原有八九個哥哥姐姐,但因貧窮,只有兩個哥哥三個姐姐活了下來。

我的這些舅舅和姨媽們都比母親大很多。比如,大舅就比母親大近二十歲。最小的姐姐也比她大六七歲。母親前面好幾個哥哥姐姐都早夭了。可能是還想生兒子,于是外公外婆就在母親的大名“兆琥”之外,還給母親起了個很土但當時也可能比較時尚的小名:招弟,而平時則循揚州江都鄉下舊俗對最小子女的方言稱呼母親爲“老巴子”。

與祖父一樣,父親也是兄弟五人,還有一個妹妹。父親排行老大,名金緘,字省三。金緘二字典出“金人緘口”,省三則源自《論語》中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該名與字都是我曾祖(也即父親的爺爺)給起的。由此可見,作爲秀才的曾祖父是希望這個孫子長大後謹言慎行,交信于友,忠謀于事,多習而後授可也。說實話,在深入調查了解了父親生平之後,我切實體會到父親終其一生也確實是這麽做的。

後來父親又更改過兩次名字。1937年10月,父親作爲發行人與胡繩先生在漢口合作創辦中共當時公開出版發行的《救中國》周刊時,第一次更名爲史略。“略”這個字詞義豐富,父親沒跟我們說過也沒在紙上寫過他爲何改名及要用略字爲名。但從父親是爲辦刊而更名看,我猜想父親可能是想借用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中的“略語則阙,詳說則繁”的含義,以期辦出一個好刊物來吧?

後1939年春父親去延安學習,在入抗大時再次更名。這次所用的名字叫史輪。這次更名的原因以及爲何要用這個“輪”字,父親也幾乎從未說過,我們也不知道,只是這次撰寫此文在翻閱父親遺留的各種親筆所寫的審查交代材料中我才發現的,而且,父親竟然曾用“史輪”這個名字度過了整個抗戰時期(1945年父親才改回史略這個曾用名,並且一直到他去世)。父親這麽做想必是有其用意的。但具體是什麽呢?還是在後文適當之處再予以分析吧。

父親小時,禀賦聰慧,家境雖然敗落但仍持可維持,6歲即被送入私塾開蒙讀書,沒多久就會背誦《三字經》和《千字文》等古文。後經塾師教育,父親又比較系統地學習了“四書”和“五經”等古代典籍。據父親說,教他的那位塾師是前清秀才,經史子集,樣樣精通,對待學生要求很嚴格,文章背不出來或毛筆字寫得不好,就用硬木戒尺打手心。在我們還小且犯有過錯的時候,父親跟我們說過多次,說他小時候淘氣,沒少挨過打。說的時候他還將自己的手掌攤開給我們看。其實什麽被打的痕迹我們也沒有看到。

這段私塾經曆給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底子。父親一手非常漂亮的楷書和行草毛筆字也是在那段時間裏練就的。後來,民國政府對各地私塾進行改良,要求開設英語、算術等現代教育課程。父親所讀的私塾是族塾,也叫宗塾,是專爲史氏家族子弟所辦的,于是也聘了新學教師,上午教授古文經史,下午則學習英語和算術。

祖父雖然吸食鴉片敗了家産,但受曾祖家學淵源影響以及在祖母的堅持下,對幾個孩子讀書還是很盡心盡力的。我父親兄弟五個都先後讀過私塾和(或)中學堂。這在當時泰州也不多見,只有家境非常豐裕的士紳家庭才能做到。父親也說過,祖父能做到這一點很不簡單,也很不容易。要知道,那時的家道早已中落了(父親後來的履曆上填寫的家庭成分都是破落地主)。

我父親13歲時不讀私塾了,被送到泰州一家私立中學讀書,後因家境更爲困難,幾個弟弟也要讀書,結果只讀了兩年半,就不得不提前肄業了。1922年底民國政府頒布新學制之前的中學不分初高中,學期均爲4年,統稱中學。所以,父親的學曆也就是後來的中學肄業,也可叫高中肄業。

17歲那年,也就是1926年,父親經其舅父介紹,離開泰州過江到南邊二百多裏路的江陰西塘墅一家叫保泰昌的布莊當店員。這家布莊生意不小,在泰州也有分店,舅老爺就在泰州的這家批發分店當會計。當時現代會計學及其制度剛剛引入中國,布莊經營也需要用現代會計方式記賬以便報稅,老式簿記不時興了。父親有中學數學底子,在這段時間又學習了當時出版的有關會計的書籍,雖然沒法去考當時剛在上海、廣州和天津等洋行彙集的大城市興起的注冊會計師,但也考到了一張會計師證。

這三年學員期,薪水很低,父親每月僅2元大洋的收入。三年後,因舅老爺眼睛失明了,泰州生意做得又不錯,保泰昌布莊老板便將滿師後的父親派回泰州來接替其舅父的職務。當然,薪水也漲了一些。

這種狀況沒能延續多久。一年後,因保泰昌布莊的老板做生意發了大財,攢了不少錢,可能覺得做布莊生意太累,同行競爭也厲害,于是便把這家保泰昌布莊整個兒盤給蘇州另一個布莊——吳仲記布莊,自己則跑到上海做寓公去了。

這家吳仲記布莊老板的生意當時正在擴張發展期,幹勁十足,接手保泰昌布莊後又將父親調回生意比較好的江陰西塘墅布莊負責那裏的門市部。這年是1930年,父親21歲。此時,父親的薪水增加了不少,每月總有十多元錢,還往泰州家裏寄錢,貼補家用,並供幾個兄弟讀書。

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正是中國共産黨開始發動土地革命戰爭的時期。在當時中國的某些省份,如湖南、江西以及湖北、四川、河南和安徽等省份的交界處和偏遠地帶,國共兩黨就土地問題打得不可開交。共産黨熱衷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革命根據地,而執政的國民黨則拼命地派遣部隊進行圍剿。殘酷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在這些省份的邊緣地區幾乎沒有停歇過。但相對而言,江浙地區——尤其是江北的揚泰和江南的蘇錫常地區——在那個年代還是比較平和安甯的。

1930年前後,泰州以東的南通、如臯、海安及泰興等地交界處曾發生過中共領導和發動的農民暴動並組建了紅十四軍,但因處地狹小、田土富饒以及階級矛盾不那麽尖銳複雜,很快就于當年被國民政府鎮壓下去了。自此以後,一直到抗戰,這個地區幾無戰事。揚州、泰州以及江南蘇州、無錫和常州一帶普通百姓的生活依然如舊,貧窮艱難中也要耕讀漁樵、吃喝拉撒、婚喪嫁娶。日子還是要過的。

就在這時,年輕的父親開始談戀愛了。父親當時談的對象名叫孫岫雲,讀過幾年書,長相姣好,歲數也與父親相仿,是吳仲記布莊老板家的一個親戚。孫岫雲這位姑娘經常到布莊店鋪裏來玩,父親做賬也經常在店裏。父親年輕時身材高大(年近八十歲時身高也有173厘米左右),英俊強壯,富有文采,時年二十出頭,正值青春年少之際。就這麽一來二去,父親與孫岫雲從互相認識起,又互相傾慕,漸生情愫,最後談起戀愛來了。

這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本爲好事一樁,但不知爲何,布莊老板知道後卻大發雷霆,還叫人帶信到泰州要祖父趕到江陰西塘墅來對父親進行規勸,非要父親表態與孫岫雲不再來往,否則就要辭退父親。父親年輕時性格倔強,還讀過中學,有文化,更有現代意識,何況自由戀愛嘛,怎麽能屈從于外部壓力?于是,父親甯願被辭退也堅決不肯就範。

最後,父親失業了。這是1932年年初的事情。好在孫岫雲這位姑娘也對愛情忠貞不屈,非父親不嫁。在父親被辭退的第二天她也狠下心來,與其家人告別,跟著父親和祖父離開江陰過江到泰州老家來了。據說,孫岫雲的父母當時也因此事而氣得與這個女兒斷絕了關系。

回泰州後,祖父母見孫岫雲對自己的兒子如此忠貞,覺得不能虧待這姑娘,于是便很快張羅孫岫雲與我父親于1932年春節期間結婚了。孫岫雲女士便成了我父親的前妻。第二年春,她在泰州老家生了我的大姐,二姐則是1937年孫岫雲在武漢懷上、後因抗日戰事將起又離開父親回到老家後于1938年春在泰州生的。那年初秋,也即“八一三”上海抗日開戰後,人在漢口決心破家以赴國難的父親送其懷了孕的太太及大女兒從武漢坐輪船經南京回了泰州。但自那以後父親與孫岫雲他們夫妻倆就再也沒有見過面了。

我們小時候並不知道父親還有前妻,後來大了,也知道大姐和小姐(我們作弟妹的對二姐的稱呼)與我們不是一母所生。但每次詢問父親總被告知,大姐和小姐的母親于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時期某年不顧戰亂執意要去武漢找父親,可是沒找到,後在返回泰州的路上失蹤了,可能死于戰火中了。父親在世時,我也曾問過五叔和姑媽,但得到的答複幾乎與父親的說法如出一轍。也許大姐和小姐也都是這麽認爲的吧。但是,在撰寫此文時,我無意間找到了父親親筆所寫的一份材料,上面所說的大姐和小姐母親離家出走的情形卻與前述的截然不同。具體情況還是詳見後文吧。

父親雖然如願結婚了,但很快就覺得日子不好過了,因爲他沒有工作也就沒有了收入。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泰州這個小城市那時主要是以手工業爲主,現代工業除了電燈公司和一家翻砂廠外幾乎一無所有。像父親這樣中學肄業的小知識分子想在泰州找工作是很困難的。這時父親想起他的一個發小,當年讀私塾和泰州私立中學時的同學藍乃真,于是便給遠在武昌的他去了一封信。而這封信也最終有了結果:父親在武昌找到了一份工作。

藍乃真,字志一,在中國近代基督教曆史上也是一位值得書寫的人(詳見後文)。他在讀中學時隨其父信奉基督教並接受了洗禮,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父親曾是當地一個士紳,家裏生活豐裕,但其父死得早,之後藍家也就逐步破落了。

一天,幾個逼債人凶巴巴地堵上了藍家大門討債,聲稱不還錢就上房揭瓦。藍家孤兒寡母的,害怕得直哭。藍乃真小時經常到家裏找我父親玩,人長得精神,嘴巴也很甜。我的祖母很喜歡他,有好吃的總是叫父親帶上一份給他。那次,具有豪俠之氣的祖母知道藍家困境後,就悄悄地將自己保留了很多年的一對金镯子拿到當鋪裏換成銀元,一把全部交給了藍母,不僅還了那筆債,還有些許結余。因爲此事,藍家對祖母很是感恩,兩家日後也走得越來越近了。

中學畢業後,藍乃真先是在泰州一家米鋪裏當學徒。後家裏生活越發困難。在泰州混不下去了,藍便于1931年初去武漢投奔他母親娘家的一個表舅。他的這位表舅姓沈,曾經留學美國學習法律,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當時在湖北省監獄第一分監任典獄長。湖北第一分監位于武昌。藍乃真在那裏做個庶務。所謂庶務也就是打雜的,當然也做一些收發記錄等行政性事務。

得知這一情況,失業在家、生活窘迫但又百般無奈的父親就給藍乃真寫了一封信,訴說自己的苦悶。這位藍乃真也確實夠朋友,收到信後就找到他表舅沈典獄長正式推薦了父親。當時監獄裏正好缺一個會計,被推薦者又是自己外甥的發小,信得過,加上父親還有會計師證書和多年的布莊做賬經驗,于是沈典獄長就叫藍乃真寫信給父親,要他盡快赴武昌任職。

1932年夏天,也就是我的一直在上海楊浦發電廠和缫絲廠鍋爐房撿煤核的母親虛報兩歲到上海日資裕豐紗廠去做紡織女工之時,我身在泰州老家的父親收到藍乃真的信後,就很快動身到武昌去了。這也是我父親第一次去武漢。

這位湖北監獄第一分監沈姓典獄長大名父親記不得了,生前也沒有在任何材料上寫下來或告訴我們。我也曾上網或翻閱一些資料,但沒查著。不過,他當年聘用父親當會計這事,確實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迹:讓年輕的父親有機會離開當時封閉狹小的泰州或江陰這樣的小城社會,來到武漢這樣的風雲際會的國際大都市。

父親的這次武漢之行不僅打開了他的視野,也讓他接觸和閱讀到各種帶有西方先進知識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書籍,更讓他接觸和認識了很多富有才華並有著各自遠大抱負的新朋友,在思想上逐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最終在日本侵華之際走上了抗擊日本侵略和共産(主義)革命的道路。

然而,對于父親而言,這條人生道路並非坦途,其中不僅存有許多危險與挫折,也有很多振奮與歡樂。當然,父親在此過程中還經曆和感受過很多壓抑和屈辱。不過好在他最終還是挺了過來並給我們後人留下了一段值得記述和回味的曆史。

附此書主人翁簡介:

史略(1909-1989),江蘇泰州人氏。1938年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産黨,先後任中共抗戰期間第一份公開發行刊物《救中國》發行人和國共合作聯合政府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機關報《大洪報》主編。1939年到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學習,先後任晉冀魯豫根據地太行一分區昔東二區區長、太行七分區《豫北日報》主編及滁縣地委宣傳科長等職。1949年後,曆任安徽省工業辦公室副主任、安徽省物資廳廳長、安徽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安徽省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以及安徽省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人。文革後任安徽省建設委員會和安徽省政府顧問。1989年去世,享年80歲。

 

發布時間:2020/6/28 14:27:00,來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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