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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上邪教組織的産生、危害及治理

文潤玉

 

人本網藝術鑒賞

在中華民族宗教文化史上,“邪教”一詞在漢語文化體系中是一個流傳已久的特有名詞。中國傳統文化中很早就有“教”(或“正教”)與“邪教”的區別:“教”被視爲對百姓的“教化”手段,在《禮記.祭義》篇裏說:“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意思是說利用對鬼神的信仰和崇拜,是對百姓進行教化最好的辦法。由于中國曆史上把教作爲對百姓的教化手段,實際上是一切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均稱作“教”或正教,而把一切與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相背離或對立的意識形態及其載體,均看作“邪教”(這種稱謂,顯然是一個政治術語)。所以,中國曆代政權都是提倡、維護正教而反對、打擊邪教。

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雖然均以“天子”自居,相信自己的權力“受命于天”,但在世俗政權與宗教神權的關系上,執行嚴格的政教分離政策,認爲神權、教權不能幹涉政權,皇權高于一切。盡管古代東西方文化體系差異很大,但在此思想觀念上,其與西方基督教在政、教關系方面主張的“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觀點具有異曲同工之處。正是由于封建統治者對神權、教權存懷著既依賴又防範的複雜心態,決定了封建統治者曆來對各種宗教均采取“懷柔與高壓”並存的政策,既希望利用宗教思想“教化”社會,讓民衆接受“君權神授”的心理暗示;又時刻與宗教勢力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讓其過多幹涉現實的政治生活,任何宗教勢力的存在和影響必須以不損害現實政權爲限。

儒家官方教科書《易經》第20卦“觀”卦卦辭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就是說,聖人利用崇信神道來對民衆進行教化,就可以達到天下平服的目的,即用“神道”來維護“王道”;後來、又産生了與之相對應的,“邪教以神道惑人,則天下亂矣”的政治術語,意思是說邪教利用神道來蠱惑人心,就會導致天下混亂,破壞王道。中國曆史上所稱邪教主要是指異端教派、秘密教門和會道門三種不同性質的組織,其産生上溯秦漢,下迄民國,史不絕書。民間“邪教”組織的大量産生並危害社會,這既有一定的宗教原因更有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

一、彌勒教——中國曆史上最早的異端教派組織

彌勒教創立于我國南北朝時代,是由北魏宣武帝時期冀州沙門法慶創設的。法慶爲了反對當時佛教高層僧侶的腐敗而自命爲“新佛”,以李歸伯爲“十住菩薩”,創“大乘佛”,提出“新佛出世,除去舊魔”的口號,在低級僧侶中倡立彌勒教。所謂的“新佛”就是引用佛經中“彌勒下生成佛”之說,宣揚“彌勒佛取代釋迦牟尼佛下凡救世”等思想,他們一反傳統佛教教義倡導的“五戒”戒殺的原則,力倡“殺人作亂”,認爲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該教把正宗佛教視爲魔,到處“除魔”,據史書記載,彌勒教蠱惑信徒到處“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更極端的是他們“又合狂藥令人服之,使父子兄弟不相識,唯以殺害爲事”。彌勒教擾亂社會秩序,造成社會動蕩,從而導致教權與世俗政權劇烈相對抗,爲當時統治者所不容,招致其自取滅亡,後來彌勒教被北魏政權元遙武力消滅。但是,法慶之後的數百年,社會上還經常有人假借“彌勒出世”的名義進行反抗世俗政權的造反活動,但大多都被當時的統治者以武力強行鎮壓。

二、宋元明清時期的秘密教門組織的興起、治理與消亡

宋代是異端教派大爲興盛的時期,除彌勒教外,還出現了白雲宗、白蓮宗、明尊教等,被正宗佛教稱它們爲“邪教”。當時的地方官員因其教派信徒飲食上以食素爲主,並認爲他們信奉的不是佛而是“魔”,所以在上報朝廷的奏折就稱之爲“吃菜事魔”教或妖教。公元1133年,南宋吳郡僧人茅子元在濱山湖創立淨業團體---白蓮忏堂,自稱“白蓮導師”。教徒半僧半俗,吃齋念佛,男女同修,號“白蓮菜”。南宋政權以妖妄惑衆罪,將茅子元流放,“白蓮菜”被取締。

元末,各種異端教派在民間長期流傳的過程中互相滲透,並融合成帶有宗教色彩的民間秘密結社——白蓮教。性質上從原來的佛教異端教派,演化爲帶有宗教性的民間秘密結社——秘密教門。明初,皇帝朱元璋因爲是白蓮教出身,深知白蓮教一類“邪教”對世俗政權的威脅,因而嚴加禁止,使白蓮教的發展勢頭受到遏制。明代中葉以後,明代中葉由于皇帝不理朝政,宦官專權,官員們貪汙腐化,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下層群衆中一些具有叛逆思想的人,便按照白蓮教的模式,在民間創立各種名目的秘密教門,並對明王朝的統治構成威脅,朝臣在上奏時便紛紛用“邪教”來泛指羅教、黃天教、弘陽教、聞香教等秘密教門。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南京禮部曾就燒毀羅教即無爲教《五部六冊》經卷在公開貼出告示中,便把無爲教等稱爲“邪教”,內稱:“南京禮部爲毀邪教以正風俗事。照得無爲教惑世誣民,原系《大明律》所禁,屢經部科奏准嚴杜”。

清政府建立後,“邪教”已經成爲當時主流社會對于秘密教門的通稱。在邪教治理上,清承明制,針對民間不斷出現的各種以“反清複明”爲名義起事造反的秘密教門組織,相繼頒布多項法令治理“邪教”。順治十三年谕令中規定,“凡左道惑衆,踵行邪教”,“加等治罪”。此後,清廷一再下令查禁“邪教”。乾隆皇帝強調指出:“邪教煽惑愚民,最爲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嚴切根查”。

中國民間秘密宗教在宋元明清朝幾代,發展迅猛,教門繁多,愈挫愈烈,成爲具有頑強生命力的民間社會運動。鴉片戰爭以來,由于近代中國內外交困,各種矛盾交織,危機不斷加重,社會更加劇烈動蕩,具有邪教性質的民間秘密宗教與秘密結社也隨之不斷分化變異,更加龐雜,遍布大江南北,名稱多達三四百種,徒衆多達幾千萬人,形成一種巨大的社會勢力,其煽動民衆組織的數次起事,對社會生産破壞力巨大,舉世罕見。另外隨著邪教組織勢力的擴展,其影響力也不斷擴大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在社會底層影響尤其深遠,余脈延續至今不絕。

三、民國時期會道門組織的興起與滅亡

曆史進入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發生滄桑巨變,統治中國二千余年的專制君主制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制。由于政權很快落入以袁世凱爲首的封建軍閥手中,他們企圖複辟君主專制。社會上幾種人也借機興風作浪,一是大批清王朝的遺老遺少;二是政權的更疊造成大批失意的軍政人員;三是科舉廢除以後一批入仕理想破滅的舊文人。這幾種勢力相互勾結,在當時形成了一股抗拒社會變革的守舊勢力,他們利用秘密教門的組織,反對社會變革,把以往下層群衆要求社會變革的秘密教門,改造成舊制度的衛道者,標志著秘密教門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會道門時期。大批湧現會道門組織,他們提倡迷信,反對科學,維護君主專制,反對民主共和,宣揚舊思想、舊道德。民國年間,國民黨政府一直沒有制定出治理會道門完備的政策,加上抗日戰爭期間,會道門被日本侵略者利用和庇護,使得會道門逐漸坐大,成爲一股反社會、反科學反人類的當代邪教。新中國建立初期,人民政府鑒于會道門不僅大多都有曆史罪惡,而且不斷進行破壞和搗亂,甚至舉行武裝叛亂,因此被人民政府依法鎮壓取締,曆史上所稱邪教至此壽終正寢。

四、邪教存在的長期性和複雜性

由于曆史上所稱邪教的長期存在,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個打著宗教旗號的亞文化傳統,作爲主流社會的對立物,潛伏在民間,一旦遇到適合的土壤和氣候,就又會破土而出。中國曆代政權雖然都曾經對異端教派、秘密教門、會道門等“左道惑衆”團體或“邪教”采取過許多對策,但是皆未能真正解決這一問題,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這類團體主要在下層群衆中秘密流傳,他們所宣揚的“劫難將至”和“彌勒佛救世”及“天盤三副”等說教,客觀上反映了下層民衆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期盼;他們所進行的造反活動,客觀上打擊了封建統治,迫使統治者不得不在剝削、壓迫人民方面有所收斂,因此,他們的造反活動,往往演變爲農民起義,得到群衆的擁護。另一方面,從統治階級來看,他們取締、打擊異端邪教,目的主要是爲了穩定社會秩序和鞏固封建專制政權,他們對異端、邪教的打擊,得不到人民群衆的支持和擁護,而且大多采用“以邪治邪”的辦法,不可能真正解決。

新中國建立後,才在取締、打擊會道門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使這一困擾曆代政權的老大難問題才基本獲得解決。這是因爲,中國共産黨代表了中國先進的生産力,先進的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而邪教和會道門卻代表了落後的生産力、落後的文化和少數教首的私利,而且企圖阻撓中國的近代化,把曆史拉向後退。因此,人民政府取締打擊會道門和邪教的政策,得到了廣大人民群衆的支持和擁護,所以取得了成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打破了原有的大鍋飯體制,那些缺少新知識和技能的人構成的弱勢群體,對于新的體制一時還難以適應。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和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沖突,使一些人感到迷惘和失落。一些心懷叵測的野心家便趁機煽動人們的不滿情緒,建立各種非法組織,抗拒社會的進步。近年來打著基督教旗號的呼喊派及其分支和打著氣功旗號的法輪功,就利用新瓶裝舊酒的辦法,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破土而出。他們所宣揚的歪理邪說雖然經過包裝,但是本質上仍然是末世論、救世論和創世論,其最終目的也是推翻世俗政權,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

綜觀中國曆史所稱邪教的演化曆程,盡管經過曆代政權的打擊、懲治,可是仍然屢禁不止,盡管曆代政權無論是武力鎮壓,嚴刑峻法,還是寬嚴相濟,都只能將其消滅于一時而難以徹底根除。只要遇到適宜的土壤和氣候,潛伏在地下的亞文化體系,就會破土而出,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

 

發布時間:2018/12/4 14:52:00,來源: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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