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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对邪教犯罪的法律惩禁

周向阳

 

人本网艺术鉴赏

摘要:清代根据邪教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大小,制定了内容规范、轻重有别、体系严密的法律规范,既体现出清代对重典惩治邪教传统立法特点的继承,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对邪教犯罪认识的深入。但是,清代的立法仍然是经验立法模式,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立法技术的不成熟,法律规定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最终影响到国家对邪教的控制与惩禁。

邪教因其宣扬异端理论蛊惑民众和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严历惩禁的对象。清代邪教盛行,清政府在吸取历代惩禁邪教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型构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惩禁邪教犯罪的法律制度,为官府有效地惩罚和禁止邪教犯罪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本文拟对此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深入揭示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惩禁邪教法律制度的特点和不足,期为当代惩禁邪教法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想进路。

一、清代惩治邪教犯罪的罪刑规定

清代,邪教犯罪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单独的罪名。本文所指的邪教犯罪,只是现代人们根据理论、习惯概称的一种犯罪类型。由于邪教犯罪往往是在一般犯罪行为的载体上进行的,犯罪形态纷繁复杂,故《大清律例》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把邪教视为一类单独的犯罪。惩禁邪教犯罪的规定因此被置于《大清律例》有着广泛含义及联系的许多条款与子条款之下。以下,将对《大清律例》中惩禁邪救犯罪有关条款内容过行深入分析,以全面了解清代惩禁邪教犯罪究意适用哪些法律规定,并通过结合司法实践,透析这些法律规定的特点和不足。

(一)“谋反大逆”罪

邪教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且组织严密,往往成为民间反抗政府、进行叛乱的工具。有清一代,邪教发动的叛乱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许多邪教由于成为“反清复明(汉)”的工具而获得了民众更多情感上的认同和支持,威胁性更大。对于邪教进行的叛乱活动.清代直接适用“谋反大逆”罪名加以惩处。

不过,与前代相比,清朝立法有一个变化,即明确把“兴立邪教”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比照“谋反大逆”律惩处。该条例于乾隆年间馆修入律。当时.邪教犯罪活动多发且危害日益严重,清统治者因而特别在《大清律例》“谋反大逆”律下规定:“其有人本愚妄,或希图诓骗财物,兴立邪教名目,……比照反、逆定罪之案。”这是清统治者“倡立邪教、传徒滋事,非叛逆而情同叛逆者”这一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但“兴立邪教”毕竟不是现实的叛乱行为,所以对于这种犯罪的处罚相对事实上的叛乱为轻,只是比照反、逆之案定罪,而不是直接引用反、逆律。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亲属缘坐的范围以及缘坐亲属的处刑上。从“兴立邪教”条例看,如果只是创建邪教组织,即使并没有利用邪教从事任何叛乱活动,甚至尚未进行任何违法活动,也要比照反、逆之案定罪。这就意味着,组建邪教组织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法律的这一规定,便于各级官府在实践中操作,不但扩大了官府惩禁邪教的范围,也加大了对邪教的打击力度。

在这里,“谋反大逆”罪惩罚的主要是借助邪教组织从事反对政府活动的行为,以及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创建邪教组织的行为的行为。由于这两类行为直接危害到政权稳定,国家、社稷安全以及皇室的安全与尊严,因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对教首和骨于分子,适用死刑中最重的凌迟之刑。

(二)“妖书妖言”罪

所谓“妖书妖言”,指借鬼神之口制造和散布的灾祥、凶吉或政治变化等怪诞邪说。就其性质而言,属政治性犯罪的范畴。该罪名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秦代。汉代吕后曾颁废“妖

言令“,文帝时复设,以后几经存废。唐宋时将此罪细化为制造、传用妖书妖言和私存妖书三种行为。明清继承此法律,在条文内容和犯罪构成要件上几无变化,只是处刑加重。《大清律例?刑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传)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1704年制定的条例将刑罚加重为“斩立决”。

“纸书妖言”罪,主要是惩禁邪教织利用怪诞邪说、异端思想煽惑民众的行为.重在防范邪教组织“惑众”。邪教宣扬的的谶纬之学、“末世”、“劫变”等邪说异端思想、教义,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它可能在社会上适成普遍的恐惧心理、给政权带来极大的威胁。因此,清代对其严惩,刑罚之重,与对“谋反”的处罚相同。此举应该是想利用重刑来抵消邪教“惑众”的社会效果,或者是用来对抗通过邪教组织散布社会混乱的行为。

(三)“师巫邪术”罪

明清统治者眼中,“师巫以书符、咒水、扶鸾、祷圣等邪术假降邪神.以惑愚民,男号端公、太保.女号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皆邪教左道也。”“所以,惩禁师巫邪术实际上也就是惩禁邪教。此罪为明代首创。明太祖鉴于元朝由白莲教发动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教训,于《大明律》增设该律,以加强对邪教的打击。清承明制,顺治三年律“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该律基本上照搬明律,只是添入了小注,使律条的意思更加明确,对为首者的处罚也由绞刑改为绞监候。不过,该律所附条例对邪教组织利用各种“左道异端”之术从事的犯罪,如来京妄称谙晓扶鸾祷圣、书符咒水,一切左道异端邪术煽惑人民;称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家,或擅入皇城,夤缘作弊,希求进用;烧香集徒、夜聚晓散;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习天文之人安言祸福,煽惑人民;私相传习各种避刑邪术:端公、道士作为异端法术医人致死等各种犯罪具体的行为方式、行为特征和相应刑罚进行了更明确、细致、具体的规定,所规定的刑罚则有绞监候、充军、徒刑及杖刑。

清代统治者对邪教的认识较前代更为明确和科学,这体现在当时的法律明确析出了“传习邪教“这一行为,并制定了专门的惩禁条款。此条例最早修订于雍正年间。当时,因传习罗者众,雍正帝特于《人清律例》中增加了传习罗教治罪专条:“私习罗教,为首者,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律拟绞监线候。”到乾隆时,该条被删。嘉庆十八自,邪教危害更为严重,清政府再次修订了惩治传习白阳教、白莲教、八卦教、红阳教等邪教的专门条款:“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为从,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至红阳教及各项教会名目,无传习咒语,但供飘高老祖及拜师授徒者,发往乌鲁木齐,分别旗民当差为奴。其虽未传徒,或曾供奉飘高老祖及收藏经卷者,俱发边充军。坐功运气者,杖八十。”该条例对传习邪教为首者的刑罚加重为“绞立决”,较律条规定的刑罚为重,体现了对邪教惩治从重的倾向。传习邪教治罪专条,使官员在执法中更容易辨别邪教犯罪行为,同时也更方便定罪量别,使政府刘邪教的惩治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师巫邪术”条款被置于“祭祀”门下,从立法意图来看,应该主要是针对些以祭祀为手段而追求不同于官方的神灵崇拜,或同未经官方批准的神灵发生交往,或未经官方批准而私自与神灵发生交往的行为。但是.当中国文明发展到17、18世纪时,权力对超自然世界的依赖已经不再那么强烈。虽然,清政权仍然通过许多途径建立与神灵的种种联系,并对这种沟通神灵的权力加以垄断,以确证清廷是因上承天命而得以统治天下的,但《大清律例》将“师巫邪术”罪的刑罚由明代的斩立决减轻为斩监候多少表现出清廷对超自然力量暧昧的立场。也许,国家对于邪教组织非法与神灵交往的行为究意是否存在或是否有效所持的更是一种不可知的立场。如此,“师巫邪术”罪的主要意图就应该不是惩治礼仪性的冒犯行为。清代律学家沈之奇的叙述也可说明这一点:小民自姓若是受惑于导端邪说,便可能会产生思想“摇动”,从而引致“蔓延生乱。”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国家关注的中心其实是在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在对邪组织过行的各种师巫邪术左道活动起诉定罪时,官方抨击的主要目标也主要是这种行为的社会后果一一“惑众”。所以,“惑众“仍然是“师巫邪术“罪防范和

惩治的重点所在,这与“妖书妖言”罪并无本质的差别。但是两者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各有偏重,“妖书妖言”罪重在惩治利用异端邪说,即教义与文字、思想煽惑民众的行为,而“师巫邪术”罪则重在惩治利用各种“左道异端“之术书符、咒水、扶鸾、祷圣等,煽惑人的行为。大概正是在是否与神灵世界发生非法联系这一点(不管这种联系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上,“师巫邪术”罪与“妖书妖言”罪被区分开来。

(四)违制罪

有些人仅参与邪教活动,并没有明显的犯罪事实,情节显着轻微.危害性不大,对此往往以违制罪惩处。如,乾隆年间樊明德传习混元教案中,候连富等约三十八人,“系乡愚被惑,入教未久.并未见过樊明德”,审判官员主张“照违制律杖一百,仍请各加枷号两个月,游示通衢,满日折贡四十杖。”同案中,连永振等人,只“出给线文,樊明德念经治病”,情节显着径微,也仅“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

二、清代惩禁邪教立法的特点及评析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民王朝、其立法既有对前代经验的汲取、又有新形势下的考虑。总体看来,其惩禁邪教立法在中国古代最具典型义,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法律规范更为明晰、缜密、具体

首先,清代法律引入了“邪教”这一术语.将白阳教、日莲教、八卦教等教派称为“邪教”,使“邪教“成为有专门所指和固定内涵的法律术语。并日,法律明确规定“兴立邪致”和传习白阳、白莲等邪教的治罪条款.这使法律上犯罪的构成要件和行为特征更为直观和明晰,为有效打击邪教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其次、清代法律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了邪教犯罪的形式和行为特征,并按照行为的严重程度、社会危害性大小制定了相应的罪名和相应的刑罚,使法律规范更为缜密和具体。如惩禁传习邪教的法律,将传习邪教的行为细分为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无传习咒语传徒、收藏经卷、讽念佛经四层,分别治罪。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员在处理邪教案件时,依据邪教组织和成员的具体犯罪事实,采取对号入座的方式,触犯哪条法律、就按哪条法律定罪处罚,从而对邪教犯罪的处罚起到较好的规控作用。这是清代对邪教认识深入和立法技术发展的表现。

(二)将邪教“犯罪化

所谓犯罪化.徐福生认为,“犯罪化系指通过刑事立法手段或刑事法规的解释与适用,将本来不属于犯罪的行为,赋予刑罚的法律效果,而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梁根林则将其界定为,“通过刑事立法程序将某一具有可罚性的严重不法和有责行为赋予刑罚的法律效果,使之成为刑法明文规定处罚的犯罪行为。”清政府不但把邪教组织所从事的各类活动认定为犯罪,还明确将兴立邪教、传习邪教这些行为本身认定为犯罪。止举意味着凡是从事与邪教有天的一切行为,都是犯罪,将受到刑事处罚,这实际上将邪教犯罪化了。犯罪化带有积极扩张性、干预性,清代将邪教犯罪化,扩张了刑罚干预和惩禁的范围,使刑罚的触须无所限制地延伸到了有关邪教的一切领域,包括行为和纯粹思想领域,这应该是消代惩禁邪教犯罪法律最大的变化和特点。

(三)从严从重惩治邪教犯罪

首先,邪教犯罪化,这是从严从重处罚邪教犯罪的重要表现。其次,在定罪上,对邪教犯罪者往往以重罪名入罪。如个人为敛财而“兴立邪教”这一行为归入到国事罪(政治罪)下,比照“谋反大逆”案治罪。再次,对邪教犯罪者处以重刑。清代惩治邪教犯罪的刑罚非常严厉,对于教首和教内骨干分子及一些情节较为严重者,以死刑(包括凌迟刑、斩刑和绞刑)和流刑为主要刑罚。除法定五刑外,对犯罪者,有时还单独或者附加施以五刑之外的刑罚,如掘墓硬尸、锉骨扬灰、刺字、枷号和永远枷号等。此外,对于邪教犯罪者,还适用身份刑,即撤除其某种身份或降低其政治、社会地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邪教犯罪被处流刑者,发往黑龙江或新疆给“披甲人”(军人)或回民为奴。这样.这些邪教犯罪者由普通的百姓变成了奴隶。(2)旗人传习邪教,撤销旗档,即撤销旗籍,自然不再享受旗人的特权。(3)限制传习邪教者之后代参加科举考试。犯徒流以上的邪教犯罪者.其后代三代或者永远不许科考。这既反映了当时邪教犯罪的严重性,也反了清代重典惩治邪教的态度。

除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外,清代皇帝有时还颁布针对邪教犯罪的特别敕令,严厉程度往往超过法律规定。法律与敕令相结合,既保证了严禁邪教法律的稳定性,又使官府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灵活地处置一些重大的、突发的邪教事件。但是,清代的立法仍然是经验立法模式,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立法技术的不成熟,其惩禁教犯罪的法律还存在重大的缺陷和不足。

第一,“邪教”及邪犯罪概念不明确。法律是用来指导实线、作用手于实践的。法律的实践性决定法律内容必具有可以量化、操作性强的特点。所以,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必须将现时存在的犯罪现象及危害抽象化、概念化、模式化,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到惩禁邪教的立法上,则需要法律以简洁、明了、具体的语言对这样一些问题做出回答:什么是邪教?什么是邪教犯罪?哪些行为构成邪教犯罪?应予以何种处罚?然而,清代国家制定法中,并没有对邪教作出具体而清晰的定义,也没有就邪教犯罪的要件和犯罪构成作出过明显区别于正统宗教和民俗惯行的规定。虽然,青代皇帝在一些敕令、地方官僚于官方告示和文书中,也曾对邪教有过一些粗略的界定。雍正帝在上谕中曾说:“所谓邪教者,非指世俗异常僧道之流而言也“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道光年间的地方官吏黄育楩在其《破邪详辨》一系列著作中也曾归纳过邪教组织的一些特征。但总的来说,这些界定十分简单、粗疏,而且也不十分固定,很难实际操作。

由于缺乏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邪教认定的法定标准和客观尺度,官僚、普通民众很难以法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各级、各地官吏、民众对邪教的认识经常产生歧义,这就造成:在一地不以为邪教的现象,在另一地则以邪教论;民间视为正常的民习活动,而官府却视为邪教活动;下级官员不视为邪教,而上级官员持邪教论,地方官员视为民习或正常的宗教活动,朝廷官员则视为邪教;官僚视为民习的活动,皇帝则以邪教论;或者此时作邪教论,彼时则不以为是邪教。如雍正年间,皇帝与浙江巡抚曾就“师巫”是否应以邪教论罪而产生分歧。黄叔琳奏称:“浙省向有一种无为教名色,蛊惑乡愚,出钱聚会,念经礼拜,男女混杂,败坏风俗。又有一种年老妇人号口师婆娘,伪称神佛降身,妄言祸福,哄骗钱财,此亦邪教之类。”在黄巡抚看来,“师婆娘”的活动与无为教的活动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应将“师巫”视为邪教定罪论处。但雍正皇帝却认为师巫不是邪教。最终“师婆娘”并未以邪教论处。

这种歧异使清代对邪教的认定和惩治多数时候取决于司法官员的执法水平和公正心。这实际上赋予了司法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显然不能对清代司法官员的执法水平抱以太大的希望。至于其公正心,恐怕在自身利益和官场潜规则面前也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了。多数情况下,为了迎合皇帝或上级的喜怒,或者为了自己的顺利升迁,许多官员在惩禁邪教犯罪上上下其手,或者隐瞒不报,或者以其他罪名从轻处置,或者任意扩大打击对象,穷追严究,弄得天怒人怨,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邪教惩禁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从民众方面看,“邪教”概念和内涵的模糊性,也使民众不可能明确邪教与正常宗教、民俗活动的确定界限,以至许多时候民众自以为从事正当活动时,却被官府以邪教论处。

第二、法律规定与民俗习惯冲突。从清代法律对邪教组织进行的各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和行为特征的规定看,主要有以下一些行为被认为与邪教有关而应禁止和处罚:兴立邪教;传习罗教、白阳、白莲、八卦、红阳、天主教等邪教;捏造经咒,传徒敛钱惑众;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师巫降神;烧香聚会;夜聚晓散;迎神赛会;坐功运气;书符咒水;扶鸾祷圣;吃斋念经;收藏经书;拜奏青词表文;越境酬神等。以上行为中,有一些确实是邪教犯罪行为,但也有许多却是民习中广泛存在的,如师巫降神、坐功运气、书符咒水、扶鸾祷圣、烧香聚会。这些都是在民俗活动中经常见到,人们习以为常的。众所周知,神灵、巫术活动是中国农业文明之下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中国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清代法律却对种种常见的习俗加以禁止和限制,这显然是当时立法者没有对民间习俗或民间信仰(特别是対基于民间习俗和信仰的所谓邪教)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考虑和注意,这就使得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存在极大的冲突和盾。“如果这些规定得以真正贯彻实施的话.无异于发动一场全面波及民间习俗、民间信仰的大扫荡,其直接后果将有可能导致官民之间的严重対立与冲突。”清代惩治邪教立法的民俗习惯违反性,使其不可能得到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认同和自觉遵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最终必将些影响国家对邪教犯罪的控制与惩禁。

 

发布时间:2019/1/23 16:47:00,来源:《求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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