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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取缔会道门的经验与启示

刘冬、高彩霞

 

人本网艺术鉴赏

摘要: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会道门的取缔是当时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整治行动,并成为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解决了明清至国民党政府时期,几百年间都没能解决的民间宗教秘密结社问题,是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为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会道门是“会门”与“道门”的合称,是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迷信色彩和秘密宗旨的帮会性质的民间秘密结社。会门偏重吞符念咒,练功习武;如哥老会、红枪会、大刀会等;道门诵经拜神,制造和传播迷信邪说,如黄天道、先天道等。

明末清初就有会道门活动,在清代得到活跃和发展,至民国时期兴盛,其组织名目多达数百种,以迷信邪说侵蚀社会文化,采用打、抢、讹、骗等行径,蒙蔽、恫吓和欺骗群众;把持一方,扰乱社会秩序;充当汉奸,破坏革命。在旧中国,会道门流传、发展很快,名目繁多,分布很广,有的地方有“无道不成村”之说,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在查阅3000多种地方志文献的基础上,统计出历史上有会道门组织4542种(含异名同类),认为其中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同善社、大乘门、圣贤道、宗教哲学研究社、道德学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归根道、瑶池道、西华堂、真空道、孔孟道等12种反动会道门对社会危害最大。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反动会道门的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余人[1]。多数会道门被特务利用,核心人物多是地主恶霸、官僚政客及反动党团和特务骨干。他们散布灾劫说和封建意识形态,控制信徒精神,残害其身心健康,骗取钱财,以巫术致人死亡;反对社会改革;散布“有前清(指清朝)必有后清”,诅咒人民政权,暗中称皇称帝,建立教门小朝廷,把中国拖回到封建社会中去。解放初,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方,会道门组织的暴动超过上百起。道首暗中称帝登基的更是不计其数。仅鲁西南一带,会道门中就出了几十个土“皇帝”。反动会道门头子对新政权充满仇恨,进行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会道门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成为历史发展的黑暗逆流,对其进行取缔解散成了历史演进的必然。

1948年2月,中共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1949年1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提出“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1949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处理封建迷信道门会门问题的指示》,宣布取缔“封建迷信道门会门”。

中央也在酝酿有计划分地区、分步骤妥善解决好全国的会道门问题。1949年10月全国公安会议期间,聂荣臻说,会道门问题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一贯道,其组织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党徒甚众,下层分子多为基本群众,上层分子多为地、富、特务,政治上坚决反对我们”,提出要在一定时期条件成熟后,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一贯道和某些城市的帮会问题。罗瑞卿在这次会议提出,今后治安工作在城市的步骤,第一步是搜捕特务以建立革命秩序,第二步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第三步则要依据情况解决帮会、会门问题,并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群众情况、材料证据、主观力量”三个方面的准备是否充分[2]。

1949年底华北五省公安工作会议上,罗瑞卿指出,解散取缔会道门组织要充分依靠广大群众,“大体须在群众有了初步或充分发动以后,这是一般的规律,不是绝对机械的,同时亦必须看出所有步骤之间的联系性。[2]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反运动。觉察到即将遭到全面取缔的命运,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力图加以阻挠抗拒,开始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活动。1950年夏天,一贯道利用国内外形势紧张、美国出兵朝鲜的时机,在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将大乱”的谣言,一度闹得舆论大哗,人心惶惶。妄图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强调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必须坚决镇压,依法惩办。政务院1951年2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均可定为“反革命罪”。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为镇压反动会道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

解放初期,人民政权集中精力进行肃清匪特运动,并没有将反动会道门作为重点镇压对象。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标志着党对会道门政策进入新的时期,表明对于反动会道门政策的改变。此后,曾经一度在镇压反革命之外的反动会道门组织也在打击之列。

1950下半年,中央加强了对会道门的工作力度。1950年10月19日,刘少奇专门给西北局写信指出:“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3]这封信,在建国初期取缔会道门的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开展以来,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这场斗争的第一篇文献。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标志着镇压反动会道门高潮的到来。1950年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指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农村取缔会道门必须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党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2]1951年1月至4月,毛泽东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从严惩处。”

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主要的任务是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据相关资料统计,在第一阶段镇反运动中,“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4]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而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至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1952年10月12日,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第三阶段镇反工作的中心,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5]此后,取缔会道门逐渐成为镇反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1952年10月18日,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指出:“在已经完成土改的新区农村和没有取缔过会道门的城市,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取缔会道门的群众运动,把一切应该逮捕的道首都抓起来,结合进行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广泛的退道活动,来一次集中解决,基本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6]反动会道门头子与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一起被作为五种敌人重点镇压。1953年,全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1953年底,第三阶段镇反运动基本结束,经过三个阶段的镇反运动,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彻底取缔。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最大规模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一贯道,一直试图挑战新生人民政权。取缔一贯道的重点是,着重摧垮一贯道的领导机关和严厉打击职业道首。具体政策是:点传师以上的道首逮捕法办(点传师是一贯道专用词汇,职业道首称谓,其下还有坛主、三才等。)个别有反革命罪行的坛主也要扣捕;凡已登记声明者或早已停止活动者以及坛主等小道首则不扣捕,可在整风、审干和劳动保险工作中予以审查了解,分别不同情况,按政策规定进行处理;凡有反革命行为的道首,依据犯罪之轻重,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分别杀一批,关押一批,管制一批。

当时,山西省取缔会道门工作的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1950年,山西省取缔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捕捉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使其整个组织瘫痪。第二步,对小道首进行教育训练,令其登记、悔过,分别情况,给予管制。第三步,经过深入的揭露工作,组织道众诉苦、控告,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用了3年多时间,使这一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会道门组织彻底瓦解。

1951年1月24日,毛泽东指出,“关于取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7]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斗争中,各地党委和政府始终注重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即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所谓打得稳,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是不要杀错。打得狠,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逮捕应逮捕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在镇压反革命形成高潮后,1951年5月,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强调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从宽处理的方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自宣布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后,根据《人民日报》1951年5月15日的报道,到1951年5月,西北就有10万会众宣布退道,山东有10万人,察哈尔10万人,皖北3万人、苏北2万多人,天津16万多人,北京17万多人。反动会道门的道首骨干遭到法律制裁,组织机构全部被摧毁。人民群众也逐步认识到会道门组织的罪恶,从那时开始,会道门的种类及其活动规模、社会危害程度大大缩小,几乎销声匿迹。

经过建国初期数年的专项斗争和此后的持续打击,中国大陆取缔会道门的活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果,会道门在新中国从此名声狼藉,组织瓦解,人数锐减,到一九五六年左右,会道门的原有组织基本上被摧毁了。至此,延续数百年的会道门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建国初期对会道门的打击,使中国历史上一直困扰执政者的秘密宗教结社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取缔会道门组织活动和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惩治其首恶、争取群众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其经验和启示如下:

第一,实行道首、道徒分别处理的政策,重点打击首恶。会道门问题牵涉人数众多,其中破坏性大、起核心作用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级道首。人民政府坚持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为首分子、惩处特务与首恶的方针,其中罪大恶极者被分批枪决,罪行较轻、又系从犯的会道门分子,则判处死缓或有期徒刑。会道门的首要分子向公安机关进行登记,悔过自新、洗心向善者,会得到宽大处理;继续进行不法活动的,一经查明,予以严办;所有被胁迫或被诱骗而参加的群众,只要停止活动脱离其组织,既往不咎,对一般教徒群众进行教育,组织退道。

第二,是逐渐消除会道门存在的社会基础。人民政府把打击取缔会道门与农民的政治、经济解放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人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使农民摆脱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境地,成了国家的主人,会道门生存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为根本解决会道门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中央和地方的报纸、电台积极配合,刊登、播发了大量有关一贯道罪行的材料,介绍会道门的历史和现状,发布取缔工作的动态、经验、成果,刊登社会各界要求严加取缔一贯道的强烈呼声。各行各业纷纷组织座谈会,公开表态积极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动员群众起来揭发道首的罪行;搜集道徒受骗受害典型事实,举办会道门罪证展览;召开诉苦、控诉会,由受害人现身说法;让道内骨干表演、讲述骗人枝俩,揭露会道门黑暗内幕。

第四,清理党、政府和各团体内的会道门成员,消除隐患。当时,全国各机关、团体中的会道门成员也不少,个别的党支部和团支部甚至被一贯道所控制,就像隐藏在人民内部的“炸弹”,亟待加以处理。党组织规定入党前参加会道门组织且已向党声明并脱离关系的,不再追究;虽未声明,但实际上已经脱离关系的,应向党正式声明退出。“凡拒绝向党声明退出会道门,经教育仍执迷不悟者,开除党籍”;“确为混入党内作破坏活动的内奸分子及参加会道门叛乱暴动的证据确凿者,开除出党,依法严办。如担任政府、团体、武装等行政职务者,亦应通过其组织系统撤销其职务。”[8]各级组织在处理党员参加会道门问题时,既要反对姑息迁就的态度,也要防止粗心大意、简单从事的做法。同时要求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群众进行阶级立场和时事教育,以免中了敌对分子的反间计。

取缔会道门为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人民群众看到反革命和所有罪魁及为虎作伥者受到惩处,解救了无数被愚弄的善良百姓,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大众认识了共产党。共产党取得政权,大多数人民看到了腐朽的政权被摧毁了,土匪被消灭了,恶霸被打倒、穷人翻了身,看着一贯道都被打倒了。人民认识了共产党毫不留情镇压反动势力的决心,有能力、有魄力对付敌人;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做主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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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摘自《学理论》,2012(18):152-154

注释:

[1]王芳.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2]公安部《罗端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编辑组.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D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两年来的政法工作.时事手册[J].1951:22.

[5]迟坡.铲除邪教——共和国铲除反动会道门述实[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6]邓力群.当代中国的北京(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发布时间:2019/3/1 10:23:00,来源:《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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