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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宗教與宗教工作的艱辛曆程(1957-1978)

段德智

 

人本網藝術鑒賞

中國共産黨,作爲執政黨,其政治路線,是一條事關全局的路線,一條管總的路線。我國各項具體工作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總的來說,是受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路線決定和影響的。宗教工作的情況也大體如此。盡管在1957年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國的宗教工作在有限範圍內在排除和抵制左傾思想和左傾路線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總的來說,這一工作也還是爲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路線所決定所制約的,是受到了左傾思想和左傾路線的嚴重幹擾和嚴重破壞的。

在這一時期裏,雖然也不時地穿插有“糾左”的片段,但總的來說,“反右”是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先是開展反對“右派”的鬥爭,繼而是開展反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最後是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黨權派”即“中國的赫魯曉夫”的鬥爭。而在這一系列的反右鬥爭中,我國各條戰線事實上便推行了一條越來越左的政治路線:一條從“左”到“極左”的政治路線。1987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産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洛舍茨時,在談到中國曆史發展的這一階段時,曾經扼要地概括說:“可以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①]我國的宗教工作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60年代初的反右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的幹擾下艱難地存在和延續下去的。

一、宗教界的反右派鬥爭:嶽崇岱與馬震武

1957年是新中國政治曆史上的一個轉折年,也是新中國宗教和宗教工作曆史上的一個轉折年,是“左”的思想開始擡頭,在全國範圍內向宗教和宗教工作施虐的一年。

這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的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次整風運動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爲主題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八大精神和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確定的。在1956年9月召開的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産黨制定了一條基本上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從我國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和我國生産力發展還很落後這樣的國情出發,強調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産力之間的矛盾。鑒此,全黨和整個國家的工作重心都應該轉向經濟建設,轉向“保護和發展生産力”。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毛澤東提出,“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衆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②]1957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根據這一指示,這次整風的具體內容是反對中國共産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主要目標是改善黨群關系,特別是改善黨與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具體的方法就是發動黨外人士,利用“鳴”、“放”的形式,對黨的工作進行批評。

事實上,早在全國性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之前,我國的一些宗教界人士便在1957年3月召開的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就宗教政策的執行問題陸續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時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的吳耀宗在題爲《關于貫徹宗教政策的一些問題》的發言中指出:“這幾年來,宗教政策的執行並不是沒有問題的”。首先,“到目前爲止,在全國若幹地區裏,還有一些教會,沒有恢複禮拜”。其次,“在小城市和鄉村教會中發生得較多的是房屋和家具被機關團體占用、借用的問題。”第三,“在鄉村教會裏,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時也受到幹涉”。例如,有的幹部威脅信徒,不許他們做禮拜;有的把信徒的聖經和贊美詩拿走;有些幹部對信徒的宗教情感不但不尊重,反而采取粗暴或侮辱的態度。第四,“有些機關和學校對基督徒采取一種特殊的看法:不管他們的工作或學習成績怎樣好,他們的宗教信仰往往被看作一個缺點”,他們本人在肅反後“被看作是有問題的人”。第五,一些批判宗教的出版物的內容,“有不少的部分是片面的、主觀的、不符合事實的、一筆抹煞的”。例如,這些刊物對古今中外的一切宗教作出宣判:“宗教是一向替統治階級服務,捍衛階級不平等和剝削制度的。”“宗教是陳腐的反動思想和觀念的體現者,是一切腐朽東西的支柱。”[③]時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的陳崇桂在題爲《保護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的發言中對吳耀宗的意見表示支持,並且對有些幹部侮辱宗教信仰的做法進行了批評。他指出:“在我們辯論有神無神的時候,你若侮辱神,亵渎神的名,你若搶占禮拜堂,玷汙禮拜堂,比挖我們的祖墳,給我們的刺激更大。又如一位高級幹部,在一座鐵橋行落成禮的時候講話,強調這座鐵橋是人力創造的,不是什麽上帝的工作,他說;‘你們信上帝的人,要把你們的上帝丟在糞坑裏’,像這樣的亵渎神,在信神的人看來,比罵他的母親還難受。這不是批判宗教,我們認爲這是毀謗宗教。”[④]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趙樸初在題爲《止惡行善,離苦得樂》的發言中,也明確指出:“我們感謝政府幾年來對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作了重大的努力。但是各地違反宗教政策、妨害宗教生活的事情,還是存在的,而且個別事件相當嚴重。”[⑤]

接著,在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四次會議上,宗教界代表就宗教政策執行情況又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喜饒嘉措在題爲《重視藏族地區特點,慎重進行社會改革》的發言中,指出:由于一些人不重視藏族地區的特點,致使黨在民族地區的改革事業上也發生過不少的“偏缺”。例如,由于“某些地區或少數幹部未經過細致的宣傳教育,憑著一部分人的熱情,對社會主義抱著急于求成的主觀願望,而采取了簡單的強迫命令,甚至粗暴對待,這些又或涉及到了佛教問題,再加上反革命分子乘隙千方百計地挑撥煽動,在大火上加汽油,于是引起騷動叛亂。”[⑥]伊斯蘭教學者馬堅在題爲《回族人民永遠跟著共産黨走》的發言中,批評“我們對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傳得不夠深入”,某些回族幹部有“脫離群衆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他援引有關材料指出:“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某些回族幹部卻滋長著一種脫離群衆的傾向,突出的是不敢真實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加以某些漢族領導幹部有意無意地抹煞回族特點,鼓勵漢化,就使回族幹部産生一種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他們片面地認爲不尊重回族的生活習慣和禁忌是‘進步’,照顧回族的特殊需要是‘遷就落後’,甚至以厭煩情緒對待本族群衆;結果回族群衆對他們大失所望,不僅降低了回族幹部應有的作用,而且引起了回族人民對黨的不滿和離心。”[⑦]南京教區主教李維光和天主教徒、上海第二醫學院副院長胡文耀在題爲《警惕右派在天主教人中尋找市場》的聯合發言中指出政府在貫徹執行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六個方面的“缺點和問題”:(1)“各級政府,尤其是縣、區、鄉政府,對宗教事務工作重視得還不夠”。(2)“目前在工廠、學校、機關和鄉村中,還有上述人,甚至幹部,……仍以舊眼光來看待我們,甚至有的對我們歧視、對我們的信仰不尊重,刺激我們的宗教感情,影響信教的與不信教的之間的團結關系。”(3)“最近批判宗教的書籍有30多本,其中有些內容已超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範圍,而是謾罵和曲解,他們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4)“我們教會在全國各地有不少的財産、土地被土改了,學校醫院被接管了。……有些學校醫院在接管時,將教會傳教士、修士、修女的住房或教堂也接管了,我們認爲這是不妥當的。還有些土地和房屋雖未土改和接管,但被人長期使用不還,這不僅影響教會經濟的收入,而且也不符合政府的政策法令。”(5)“天主教內部的肅反鬥爭”有“極大成績”,也有“缺點”。(6)“我國天主教會各個教區,……目前教會經費只靠房租收入和教友的奉獻,實不足以適應教會今天的情況。”[⑧]

但是,從1957年夏季開始,全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鑒于少數右派分子在整風運動中發表有反對共産黨的言論,黨中央、毛澤東開始考慮將運動的主題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轉向對敵鬥爭,由黨內整風轉向反擊右派的進攻。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爲《這是爲什麽?》,同一天,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力量准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標志著全國範圍的反右派鬥爭正式開始。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雖然對于保衛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必要的,但是這場運動卻超出了預期,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在反右派鬥爭之初,曾設想將右派問題作爲人民內部問題來處理,但到後來卻以敵我矛盾來處理。反右派鬥爭之初,認爲一個月時間就夠了,可是實際上卻用了整整一年。反右派鬥爭之初,全國只准備點名批判4000人,可是到最後,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萬多人。

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也波及到了宗教界,致使個別宗教領袖、少數宗教界愛國人士也受到了牽連,被打成右派。嶽崇岱和馬震武就是他們之中的典型人物。

嶽崇岱(1888-1958年),山東壽光縣人,道號東樵子,俗名嶽雲發。幼時全家逃荒到遼甯,以務農爲生。1912年赴遼甯闾山聖清宮出家修道,1920年到沈陽太清宮,先任知客,後任監院。1939年曾被推選爲僞滿道教總會常任理事。1944年沈陽解放,經推選任沈陽太清宮方丈,成爲道教全真龍門派正宗第二十六代法嗣。1956年7月,由于中國共産黨領導人開始關注道教,嶽崇岱被吸收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委員。鑒于我國佛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已經正式建立了全國性愛國宗教組織,即使天主教也已經成立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惟道教仍如一盤散沙,爲建立全國性愛國宗教團體,乃與全國各地區道教界知名人士聯絡,倡議建立中國道教協會。得到各宗派、各名山宮觀知名人士贊同後,1956年11月16日于北京舉行了發起人會議,成立“中國道教協會籌備委員會”。嶽崇岱爲衆望所歸,被推選爲籌備委員會主任。他肩負重任,移居北京白雲觀,著手籌建“中國道教協會”工作,一方面物色人才,建立辦事機構,一方面募巨資修繕白雲觀(備作會址)。1957年3月,嶽崇岱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次全體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爲《扭轉消極思想,參加社會活動》的發言。他的這個發言至少就公布出來的內容看,主要講的是“道教的起源與沿革”以及“爲建設社會主義”“貢獻出自己一切力量”的政治表態。1957年4月,在中國道教界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嶽崇岱當選爲中國道協第一屆會長,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朱德、李濟深接見並合影留念。嶽崇岱就任會長後,便著手建立正式辦事機構,延聘人才,並設計開展會務計劃。1958年4月,中國道教協會召開理事擴大會,開展反右派鬥爭。豈料作爲會長的嶽崇岱竟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分子”,5月間離京返沈陽太清宮,不久上吊自盡,含憾離開人世,享年70歲。至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嶽崇岱才得到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馬震武(1895-1961年),雲南他郎(今墨江)人,回族,原伊斯蘭教哲赫忍耶沙溝門宦世襲教主。曾先後任甘肅省政府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大會代表,在政治上有一定影響。1936年紅軍西征經過其住地西吉灘時率教衆前往歡迎,贊賞中國共産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建國後,曆任甘肅省政府委員、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西海固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西海固自治州州長、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甯夏回族自治區籌委會委員。1958年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打成“極右分子”。1958年8月17日至9月6日,在甯夏銀川市專門召開了有400多人參加的批判鬥爭會,“徹底揭露和批判了伊斯蘭教界中的極右分子馬震武的反gong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會上宣布撤銷其擔任的甯夏回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和固原回族自治洲州長等一切行政職務,停止其擔任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的職務。10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堅決肅清伊斯蘭教界中的敗類》的社論。社論稱:馬震武向日本特務機關賣身投靠,陰謀在西北建立什麽“清真國”。全國解放以前,馬震武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者朱紹良和馬鴻逵等勾結起來,並且參與了國民黨反動派鎮壓甘肅海原、固原地區回民起義的罪惡活動;以後又妄圖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北,對回族人民進行了一系列的極其惡毒的欺騙宣傳。全國解放以後,馬震武堅持反動立場,積極利用宗教進行顛覆人民政權的活動。他不但經常造謠惑衆,離間黨和政府同人民群衆的親密關系,破壞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法規;而且還先後策動和組織了幾次反革命的武裝叛亂;他還想組織所謂“伊斯蘭教民主黨”,成立什麽“甯夏地區回族共和國”。這些都足以說明,馬震武是“一個作惡多端而又毫無悔禍之心的反動分子”。1961年1月29日,馬震武含冤去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甯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根據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馬震武的右派問題進行了複查。經過查證,1958年馬震武沒有公開的右派言論,劃爲右派分子是不對的,應予改正。他在1952年策動過西吉地區“四二”叛亂,後來因他在平息這次叛亂中協助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當時作了不作處理的決定。1984年8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甯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決定,對原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州長、甯夏回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馬震武錯劃右派的問題予以改正。當年8月28日對馬震武平反一事作了報道。據悉,至今還有不少人來到馬震武的拱北前進行禮拜。

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打成右派的並不限于道教和伊斯蘭教中的愛國人士,其他宗教的愛國人士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例如,《人民日報》在其發表于1957年7月31日的一篇題爲《愛國的天主教徒反擊內部右派分子不許梵蒂岡教廷幹涉我國內政》的通訊稿中就非常嚴肅地指出:“中國天主教內的右派分子,同社會上其他資産階級右派分子一樣,利用最近舉行的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預備會的機會,秘密串連,散布反gong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老調。他們攻擊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運動,公開爲梵蒂岡的反動政策和幹涉我國內政的種種罪行辯護。”在這篇通訊稿中,受到點名批判的“右派分子”,就有四川南充教區王文成、河北獻縣教區趙振聲、浙江杭州神父王克謙、北京教區神父尉寶山、上海教徒朱孔嘉等。他們的主要罪狀分別爲:王文成反對人們揭露梵蒂岡的反動政治面目,認爲這是“挖天主教會的命根根”;贊同梵蒂岡處罰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和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神職人員,認爲“有罰就有效”,“要無條件服從”。趙振聲提出教徒“走社會主義道路要自願”,“成立愛國會要經梵蒂岡批准”,而且梵蒂岡是“愛中國的”。王克謙認爲“天主教主張私有制,這是人的秉性,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是取消私有制的”,這是個“根本問題”。尉寶山引用教會“法典”爲外國傳教士辯護,反對教徒揭露和控訴他們的罪行,並且說:“即令教友們知道他們的罪行,也不能向政府揭發和控訴,否則就是犯了大罪,應當受教會的絶罰”。朱孔嘉爲龔品梅等辯護說:“龔主教不讓教友參加土地改革,不讓教友參加抗美援朝,不讓教友靠近政府,是爲了使教友不受無神論的影響,其動機和立場都是好的,政府若不釋放他們,如何能搞好和天主教會的團結呢?”他還強調說“要團結這就是關鍵”。[⑨]

需要提出來特別予以注意的是,1957-1958年的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給新中國各項事業帶來的嚴重後果不僅在于有50多萬人被打成了右派,更爲嚴重的惡果還在于它使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路線發生了嚴重的左的偏轉。如前所述,中國共産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一方面強調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産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是保護和發展生産力。可是,于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反右派鬥爭高潮中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卻修正了八大的政治路線,認定“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⑩]這就把中國各項事業逐步引向了“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左”的道路上來,最終釀造了後來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給包括宗教工作在內的各項事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二、宗教工作領導層的反右傾鬥爭:李維漢與班禅

在這一曆史時期,中國共産黨內存在的左的思想和路線不僅體現在反對社會上的右派分子的鬥爭及其嚴重擴大化方面,還突出地體現爲在中國共産黨內所開展的反右傾鬥爭方面。事實上,中國共産黨內的反右傾的鬥爭早在反右派鬥爭的後期就已經開始了。1958年5月,中國共産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不僅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八大一次會議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爲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而且還提出了同黨內的所謂“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的問題。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開始批判對1958年産生的“左”傾錯誤持批評立場的彭德懷,指責彭德懷犯了“右傾性質”的錯誤。隨後,8月2日至16日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開展了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批判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地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11]8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提出現在右傾已成爲工作中的主要危險。8月16日,全會通過了《爲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鬥爭》的決議和《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廬山會議後,全黨開展了“反右傾”鬥爭,致使三百幾十萬幹部黨員被列爲重點批判對象和被劃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不僅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重申八屆八中全會的“左”的路線的基礎上,將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進一步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提出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和反對國內修正主義的問題,強調了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12]而且還以彭德懷、習仲勳和鄧子恢爲靶子,錯誤地批判了“單幹風”(指包産到戶)、“翻案風”(指彭德懷要求中央重新審查自己問題的“八萬言書”)和“黑暗風”(指對當時嚴重困難形勢作充分估計的觀點),致使“左”的思想和路線更見系統。宗教工作戰線的反右傾鬥爭就是在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展開的。

在宗教工作戰線的反右傾鬥爭中,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成了首當其沖的人物。李維漢(1896-1984年)是中國共産黨內一位傑出的資深無産階級革命家。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與毛澤東、蔡和森相識,並一道組織新民學會。1922年底,經毛澤東、蔡和森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曾先後擔任湖南省委書記、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曾任臨時中央五常委之一,擔任八七會議主席。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曾先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陝北公學校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陝甘甯邊區政府秘書長等職。1946年底,擔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長(周恩來爲部長)和部長。1948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直至1964年底。建國以後,李維漢除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外,還先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秘書長,政務院秘書長,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屆、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二屆、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李維漢不僅在長期主管的黨和國家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中比較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批判和抵制“左”的思想和路線,而且在他長期主管的黨和國家的宗教工作中比較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批判和抵制“左”的思想和路線。例如,他在1953年所寫的《關于黨的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初步檢查》中,就旗幟鮮明地批判了一些人企圖“削弱宗教”和“消滅宗教”以及用行政命令辦法幹涉宗教信仰自由的“簡單急躁”的“錯誤做法”,強調了宗教的群衆性和長期性,初步提出了宗教五性的思想和觀點。[13]1957年以後,盡管他所主持的中央統戰部也難免犯一些“左”的錯誤,但是,總的來說,李維漢及其所領導的中央統戰部是在盡力貫徹黨的八大所制定的比較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在堅持糾“左”方面,其態度始終是比較積極和比較堅決的。例如,1957年4月,李維漢在中央統戰部主持召開的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即強調指出:“現在,由于民主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除個別地區外,宗教矛盾已經從既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又是敵對階級的矛盾,轉化爲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基本上不是敵對階級的矛盾。”[14]在這篇講話中,他還特別地強調了宗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說道:“宗教界方面的問題,……目前是突出的問題。問題有這樣幾個:(1)信仰自由問題。(2)宗教場所即寺廟教堂等被占用的問題。(3)宗教界的出版問題。(4)一部分宗教界上層人物的生活問題、安排問題。(5)部分民族地區在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時對宗教職業者、宗教徒、寺廟經費的處理、安排問題。(6)各種宗派和教派間的問題。(7)宗教團體的工作問題。(8)宗教徒參加學習的問題。(9)我們的宣傳問題(科學知識、唯物論、無神論)。(10)宗教的國際關系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要放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之內來解決,目的是爲了尊重人們信仰自由,遵守憲法,調動宗教徒的積極性。教條主義和粗暴行爲,對信仰問題采取行政手段,必須堅決糾正;但是也要防止和糾正機會主義。”[15]李維漢的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強調了我國宗教工作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特別是一些具有“左”的傾向的問題;二是他重點強調的是反對“左”的教條主義和粗暴行爲而不是右傾機會主義。1957年以後,在宗教工作中逐步滋生了“左”的思想和苗頭:“有些同志認爲經過整風、反右和改革宗教中的封建剝削壓迫制度,宗教很快就可以消滅了,可以不再認真宣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了。有些同志懷疑黨提出的宗教具有五性(國際性、民族性、長期性、群衆性和複雜性)是否正確。有些同志提出當時可以在教徒群衆中廣泛進行無神論的教育和辯論。”[16]1958年12月18日至1959年1月7日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批判了上述帶有“左”的傾向的思想和苗頭,重申了宗教五性的提法,強調了它所具有的“可以防止和克服用行政命令或強迫禁止的辦法來對待宗教信仰的偏向”的實踐功能。[17]

不僅如此,1962年5月,李維漢在中央統戰部主持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比較敏感的右派分子問題旗幟鮮明的表態,把反右稱作“不得人心的事”,強調要把右派分子的工作安排問題“擺在首要地位去抓”。[18]其後,在中央統戰部所呈報的《關于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向中央的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做好對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甄別平反工作”。該報告指出:“1958年以來,各地在曆次運動中錯誤地批判、鬥爭了一批黨外人士。例如,在整風交心運動中,根據人家自己交心的材料,對一部分人給了處分或者劃爲右派分子。在‘拔白旗’運動中,把不少知識分子當作‘白旗’拔了。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有的單位鬥爭了一批黨外人士。這些錯誤,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增加了他們同黨的隔閡。”據此,中央統戰部認爲:“(1)必須堅決地、迅速地進行甄別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運動中受到處分或者被劃爲右派分子的,應當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鬥爭、處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錯了或者基本錯了的都應該平反。凡是平反的,應該摘掉帽子,恢複原來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當的職務。……(2)對在1958年以來其他運動中受過重點批判、處分或者戴了帽子的黨外人士,經過甄別,證明完全錯了或者基本錯了的,也應當堅決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3)對黨外人士的甄別平反,建議由黨的各級監委主管,統戰部和其他有關部門加以配合。”[19]在1957年以後隨著“左”的思想和路線的強勢發展,黨內和社會上民主空氣越來越淡薄、人們越來越難講真話的情況下,該報告不僅原則上強調“在黨內堅決地同違反民主集中制的現象進行鬥爭,教育黨員幹部養成民主作風”,[20]而且還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革新的建議。例如,爲了鼓勵人們講真話而提出了“三不主義”(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該報告寫道:“各級黨委要主動創造條件,鼓勵黨外人士敢于講真話,如實反映情況,積極代表他們所聯系的階級、階層的合法利益和要求;要樂于聽取不同的意見,以至于聽逆耳之言,真正做到‘言者無罪’、‘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對他們提出的批評和建議,要認真對待,認真處理,決不可敷衍應付,不能解決的,也要說明理由,對不正確的意見,要耐心說服教育。”[21]再如,爲了形成“自由辯論”的空氣,提出采取“神仙會”的方法。該報告寫道:“在學習方法上,不論是離職或者是在職的學習,都要貫徹自覺自願、獨立思考、自由辯論的原則,采取‘神仙會’的方法。思想改造只能逐步提高,決不可操之過急。”[22]不僅如此,該報告還從路線鬥爭的高度,提出了“當前主要是糾正‘左’的錯誤”這樣一個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寫道:各級黨委要“認真總結經驗,檢查政策,改進作風,糾正一切‘左’的或者右的傾向,當前主要是糾正‘左’的錯誤。”[23]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做到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然而,正是由于李維漢對當時盛行的“左”的思想和路線進行了這樣那樣的抵制,李維漢和他所領導的中央統戰部從八屆十中全會開始便受到了一連串的不公正的待遇,多次受到批判鬥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就有人批評中央統戰部,說“統戰部要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領導核心。”會上,李維漢表示對統戰部的一些錯誤,“要回到部裏進行檢查”。與此同時,李維漢還在會上通過書面發言,“對自己在曆史上參加反鄧、毛、謝、古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24]八屆十中全會于9月27日結束,9月29日,毛澤東在閱讀中宣部《宣教動態》增刊第六十三期時看到,國家機關黨委曾確定幾個人爲右派甄別試點對象。他在這份材料上批示:“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25]毛澤東的批示的最後兩句耐人尋味。從當時的情況看,他的這個批示很可能針對的是中央統戰部于5月上報的《關于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向中央的報告》及隨後中央批轉這個報告時所加的批語而言的。6月14日,中央批准了中央統戰部的上述報告,轉發各地。中央在批語中指出:“近幾年來,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種忽視統一戰線政策的傾向,忘記了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曆年來關于統一戰線政策的許多重要指示和規定;有的同志滋長了驕傲自滿,甯‘左’勿右的情緒。”[26]想必正是中央統戰部報告中關于應當主要糾“左”以及對右派分子“甄別平反”的說法和部署以及中央批語中對“甯‘左’勿右的情緒”的批評了,激怒了毛澤東,以致毛澤東得出“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的結論。

八屆十中全會之後到1964年期間,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中央統戰部對李維漢開展了兩場批判,給他加了“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罪名,顛倒了理論政策的是非,使統戰工作和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錯誤更加發展。第一場批判從1962年10月開始,在所謂政策思想檢查的名義下,在部務會議範圍內進行。對1956年以來李維漢在政策研究過程中提出過的一些理論政策性意見,如爭取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使對資産階級分子的改造實際達到消滅階級的水平(簡稱五年消滅階級);把民主黨派根本改造成爲社會主義政黨(簡稱社會主義政黨)和使民主黨派從中央到基層建立起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左派在政治立場上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實際上已經是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簡稱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和我國各民族已經成爲社會主義民族等,不點名地提出了批評。作爲這場批判的結果,是1963年5月27日將《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幹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簡稱專題報告)報送中央,而告一段落。該報告不點名地批判了李維漢,說他“長期存在著一些原則性的錯誤,主要是階級觀點不夠明確”。毛澤東審閱了這個《專題報告》,對報告的第一部分“關于消滅資産階級的問題”作了具體修改,把消滅資産階級的時間說得更長了,把幾十年改爲“甚至幾百年”的時間。1964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一報告,並要求各地加以研究,檢查近年來統戰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至1980年11月20日中央書記處同意撤銷此文件)。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會不會出赫魯曉夫和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的問題。會議根據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問題討論了反修防修問題、農村“四清”和城市“五反”問題。會議提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毛澤東提出城市“五反”要增加劃階級內容,劉少奇說,四不清不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險在于上層。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一次講話中,點名批評了中央統戰部。他說:“統戰部是同國內資産階級打交道的,但是裏面卻有人不講階級鬥爭”,“要把資産階級的政黨變成社會主義政黨,並且定了五年計劃,軟綿綿地軟下來了,就是要向資産階級投降。”[27]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毛澤東的批評,中央統戰部從8月開始,召開部務會議,對李維漢進行了點名的第二輪批判,給他扣上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在第二次批判期間,李維漢在部務會議上作過兩次檢查。爲了保住黨籍,最後被迫承認犯了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嚴重錯誤。1964年12月25日,中央決定撤掉李維漢的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由時任副部長的徐冰接任。中央統戰部于1964年12月26日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中央統戰部李維漢同志的問題的報告》,給李維漢羅列了八條罪名,說李維漢“堅持一條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修正主義路線,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向資産階級和封建農奴主投降,嚴重地損害了黨的事業”(該報告至1979年撤銷)。後來,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開的三屆人大和在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召開的四屆政協會議上,撤掉了李維漢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的職務。

對李維漢的這兩場批判把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李維漢在主持起草文件過程中對統戰工作提出的一些新問題和新見解,統統說成是“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對資産階級的投降主義”。批判涉及的問題很多,歸結起來就是所謂“五社一短”,即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合作共事關系、社會主義民族、所謂社會主義宗教和短期消滅資産階級。這“五社一短”也就是李維漢的“修正主義的綱領”。事實上,“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合作共事關系”等提法,雖是由李維漢最早提出的,但當周恩來指出或本人覺察到理論上的不完整後,就放棄使用了。李維漢雖曾在1957年底起草《改造資産階級分子工作綱要》過程中,提出了“在5年或者5年多一點時間,實際上達到消滅資産階級的水平”的想法,就是爲了使資産階級分子的改造與1962年取消定息時的要求相適應。應當說,這個想法並沒有錯。至于“社會主義民族”,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實踐上講都是正確的。至于“社會主義宗教”,李維漢從來沒這樣講過,完全是批判中強加于他的,他只是在1962年民族工作會議上說過宗教,即宗教界的人士、宗教工作可以爲社會主義服務的話。這樣說,可以說是沒有什麽大問題的。此外,他也提出過“團結、教育、改造宗教界人士”以及“培養紅色神職人員”的問題。但這些與“社會主義宗教”並不是一回事。

那時,在宗教工作領導層中受到反右傾鬥爭牽連的除了作爲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外,還有我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和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十世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1938-1989年)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兩大教主之一。1943年被班禅堪布會議廳認定爲九世班禅的轉世靈童,迎往青海省塔樂寺供養。1949年6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府批准其爲十世班禅,並于同年8月10日派員赴青海塔爾寺主持坐床大典。1949年9月,班禅派員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聯系。10月1日致電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951年5月23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字儀式。1954年,與達賴喇嘛聯袂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先後被選爲人大常務委員、政協副主席。1956年4月,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貴族發動叛亂後,出任代理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並當選爲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績,贏得了西藏僧俗各界人民的熱烈擁護,但在改革後期發生了“左”的偏差,主要是擴大了打擊面,甚至提出了“有寺無僧”的口號,強迫喇嘛還俗等。對此,班禅不僅提出了坦率的批評,而且還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議。例如,他曾提出寺廟改革的五條辦法。這就是:放棄剝削;民主管理;執行政府法令,憲法進廟;搞生産;對老弱和專門念經的喇嘛,生活要由政府包起來。1961年1月23日,毛澤東接見了班禅,對他提出的一些意見予以肯定:“我們一起搞了這樣久,從1959年以來,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針上,我們都是一致的,始終一致合作。”“我們信任你,信任和你一道做事的那些人。”毛澤東還鼓勵說:“我告訴你一個辦法,你有什麽不滿,有什麽意見和問題,就向他們講。聽說你有這個作風,很好。你所想的他們不知道不好。工委給我們彙報說他們滿意,覺得你講真話,有時你同他們開個座談會,把你的牢騷也發出來,雙方一講就通了。”[28]1962年5月,班禅額爾德尼視察西藏和川、青、滇藏區後,將了解到的情況和問題寫了一份題爲《西藏總的和具體情況以及以西藏爲主的藏族地區的苦樂和今後的希望要求的報告》(後來習慣稱之爲《七萬言上書》),系統地、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他對西藏及其他藏區工作的批評和建議。其後,周恩來召集習仲勳(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李維漢(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張經武、張國華、平傑三、夏輔仁、劉春等人,並請阿沛?阿旺晉美副委員長參加,同班禅進行商談,坦誠交換意見,共同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經過研究,産生了四個文件,即《改進合作共事關系》、《培養和教育幹部》、《關于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幾項規定》和《繼續貫徹執行處理反叛分子規定的意見》。這幾個文件如能貫徹執行,勢必對西藏今後的工作帶來積極的影響。

不幸的是,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左”的指導思想逐步在全黨占了主導地位,導致了1964年9月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點名批判了班禅額爾德尼,“七萬言書”被說成是《反動綱領》,與彭德懷的《上書》相提並論,扣上“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三頂帽子,撤銷籌委會代主任職務;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撤銷其副委員長職務,在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召開的四屆政協一次會議上又撤銷其副主席職務,僅保留政協常委職務。“文化大革命”中,班禅同習仲勳和李維漢等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樣受到了嚴重迫害,身陷囹圄九年(1968-1977年)之久。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班禅被徹底平反,中央陸續爲其落實政策。最初是擔任全國政協常委,1979年7月,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被增選爲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班禅又與彭沖、習仲勳、粟裕楊尚昆一道當選副委員長,從此重新走上了國家領導人崗位。用他自己後來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話說就是:“(他的)職位的安排和恢複也是逐步升級的”。1980年8月,他恢複工作第一次去藏區前,鄧小平約他到家裏,親切地對他說:“你是我們國家一個最好的愛國者,你這次下去的時候可以說‘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錯了。你不要怕,就說這是中央領導同志講的。”“你自己的活動,可以放手,不要顧慮。”1989年1月21日,十世班禅在紮什倫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合葬靈塔祀殿——班禅東陵南捷開光典禮後,因操勞過度,心髒病突發,不幸逝世,終年51歲。1989年2月3日,西藏自治區僧俗各界1500多人在拉薩隆重舉行追悼大會。追悼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協西藏分會名譽會長、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傑主持。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胡錦濤在會上致悼詞。2月14日,《人民日報》刊載阿沛?阿旺晉美題爲《深切懷念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大師》的署名紀念文章。2月15日,黨和國家領導人、首都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追悼會由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致悼詞。萬裏在悼詞中,稱贊班禅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中國共産黨的忠誠朋友、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當天,《人民日報》發表楊靜仁、汪鋒、平傑三、閻明複、江平的題爲《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班禅大師永垂不朽》的紀念文章。2月2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習仲勳的題爲《深切懷念中國共産黨的忠誠朋友班禅大師》的紀念文章。1990年國家撥款七千多萬元人民幣修建十世班禅靈塔禮殿“釋頌南捷”。1993年8月15日順利竣工,8月20日十世班禅法體在法號聲和誦經專用中被迎往靈塔祀殿,進行了法體入塔儀式。

三、極左思潮下的宗教冬眠:趙樸初與喜饒嘉措

如果說1957-1958年宗教界的反右派鬥爭給我國宗教工作帶來的負面影響還是局部的話,則1962-1964年宗教領導層的反右傾鬥爭則傳達了一個信號:宗教領域的“極左”思潮從此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了。[29]從全國範圍講,“極左”思潮之占據主導地位是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這就意味著,“極左”思潮是提前了一個節拍降臨到宗教領導層、宗教管理層和宗教組織的。

就中央統戰部來說,至少從1964年起,極左思潮就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其正常工作可以說從那時起就基本上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前,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最後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即是在1963年5月25日至6月18日召開的第十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而這次會議的工作與其說是推進包括宗教工作在內的統戰工作,毋甯說是中止包括宗教工作在內的統戰工作。這次會議的根本任務就是貫徹“左傾”思想和“左傾”路線,開展對執行“投降主義”路線的李維漢的批判。從1950年開始,中央統戰部差不多每年都要主持召開一次全國性統戰工作會議。1950年3-4月,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1年1月,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2年6月,主持召開了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3年7月,主持召開了第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4年3月,主持召開了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6年2-3月,主持召開了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6年10-11月,主持召開了第七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7年4月,主持召開了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7年12月,主持召開了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8年7月,主持召開了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主持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62年5月,主持召開了第十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1963年5-6月,如上所述,主持召開了第十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而第十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則是在1979年8月召開的。這就是說,從1963年6月到1979年8月這16年間,中央統戰部實際上沒有召開過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了。而且,1962年和1964年對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批判,既然如上所述,關涉到我國統一戰線和宗教問題理論政策的大是大非,則必然造成我國統戰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極大混亂;而隨著這樣一種批判之推向全國,便使許多統戰、宗教、民族幹部受到株連、迫害,造成大量冤假錯案,使黨和國家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宗教、民族工作遭受到嚴重損失。有人把對李維漢的批判視爲“文化大革命”在統一戰線工作系統和宗教工作系統的“預演和前奏”,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說從1963年開始,極左思潮開始在包括宗教工作在內的全國統戰工作中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的話,則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央統戰部的業務工作則全面陷于停頓。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首先向中央統戰部發難。他們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巨大成績,誣蔑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執行了“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是“牛鬼蛇神的庇護所”、“資本主義的複辟部”,並將統戰部同所謂“資産階級司令部”聯系起來,爲他們蓄意破壞統一戰線、摧殘統戰部門制造借口。隨後,廣大統戰幹部被攻擊爲“資産階級的代理人”、“資産階級的孝子賢孫”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遭到了殘酷的打擊和迫害。

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的徐冰(1903-1972年),原名邢西萍,早年參加學生運動。1923年赴德國留學。1924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轉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回國,在中共中央秘書處任翻譯。曾任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共黨團書記,並在中共中央職工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1937年初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解放》周刊編輯。曾與成仿吾合譯《共産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49年,參加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談判工作,後任北平市副市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一副部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秘書長。1964年12月接替李維漢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64年12月當選爲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徐冰雖然身爲中央統戰部長但卻沒有任何作爲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爲。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遭到圍攻和揪鬥,後被關押,1972年在獄中含冤死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的統戰幹部有許多,也像徐冰一樣,被關押、勞改,甚至被迫害致死。各級統戰部門和民族宗教部門基本上陷于癱瘓狀態。

與中央統戰部的遭遇相類似,作爲國家宗教管理部門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嚴重沖擊。如前所述,早在1950年8月,政務院就在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立了宗教問題研究小組,後來又在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立了宗教事務處。1954年11月,政務院改爲國務院,原宗教事務處也改爲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作爲國務院直屬機構之一,由何成湘任局長和局黨委書記。1961年5月,中央統戰部設立宗教處,與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爲一套機構兩塊牌子,在政府爲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在黨內爲中央統戰部宗教處,由肖賢法任處長兼局長。肖賢法(1914-1981年)是江西省萬安縣人。1927年即參加革命活動。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中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員。1945年後,曆任中共代表團重慶辦事處電台台長、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主任、幹部處處長等職。1961年5月起,任中央統戰部宗教處處長和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黨組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沖擊。1972年5月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臨時領導小組組長。1975年5月30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竟被撤銷。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僅作爲宗教領導部門的中央統戰部和作爲宗教管理部門的宗教事務局陷于癱瘓狀態或半癱瘓狀態,而且全國性的宗教組織也都因爲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極左路線和極左政策而幾乎全部被迫停止活動。

1953年5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率先成立。1956年12月,中國伊斯蘭教召開第二次代表會議,選舉産生了第二屆委員會。1963年10-11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聽取並通過了包爾漢主任代表第二屆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報告,選舉了第三屆委員會。包爾漢當選爲主任,達浦生、丹彤、馬玉槐、張傑、伊敏·馬合蘇木、馬騰霭、李恕、言木力哈·木甫提、白壽彜、沙夢弼、劉品一等11人當選爲副主任。秘書長由劉品一兼任。中國伊斯蘭教第四次代表會議是在1980年4月召開的。這就是說,從1963年到1980年這17年期間沒有召開過一次全國性代表會議。

中國佛教協會是在1953年6月正式成立的。1957年3月,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第二屆全國代表會議,選舉産生了第二屆委員會。中國佛教協會第三屆全國代表會議于1962年2月在北京召開。會議聽取並通過了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趙樸初居士代表第二屆理事會所作的工作報告,選舉産生了第三屆理事會和新的領導人。班禅額爾德尼、應慈當選名譽會長,喜饒嘉措當選爲會長,阿旺嘉措、噶丹赤巴·土登貢嘎、趙樸初、能海、松留·阿嘎牟尼(景洪)、噶喇藏、巨贊、周叔迦、悟古納、嘉木樣當選爲副會長,由趙樸初兼任秘書長。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會議是在1980年12月召開的。這就是說,中國佛教協會在從1962年到1980年的這18年間沒有召開過一屆全國代表會議。

中國道教協會是1957年4月成立的。1961年11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會議聽取和通過了中國道教協會代理會長陳撄甯關于第一屆道協理事會的工作報告,選舉産生了中國道教協會第二屆理事會,推選陳撄甯爲會長,易心瑩、孟明慧、喬清心、蔣宗翰、黎遇航爲副會長。中國道教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會議則是在1980年5月召開的。這就意味著,中國道教協會在從1961年至1980年的19年時間內沒有召開過一次全國代表會議。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籌備委員會1954年7月召開了中國基督教第一屆全國會議,選舉産生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領導機構。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中國基督教第二屆全國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聽取並一致通過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吳贻芳代表上屆常務委員會所作的工作報告,選舉産生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推選吳耀宗爲主席,陳見真、吳贻芳、丁光訓、鄧裕志、丁玉章、謝永欽、賈玉銘爲副主席。而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則是在1980年5月召開的。這就意味著,在1961年1月至1980年5月這19年時間內,中國基督教沒有召開過一次全國會議。

1957年7月,中國天主教第一次代表會議召開,選舉成立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領導機構。1962年1月,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二屆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聽取並通過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皮漱石所作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四年來的工作及今後任務》的報告,選舉産生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二屆委員會,皮漱石當選爲主席,楊士達、李伯魚、李維光、趙振聲、董文隆、李德培、曹道生、張家樹、李君武、王良佐當選爲副主席。1980年5月,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就意味著,從1962年至1980年這18年間,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沒有召開過一次代表會議。

由此看來,我國五大宗教的全國性組織,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1961-1963年)就相繼逐步停止了工作,而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幾乎完全停止了工作。這種狀況與中國共産黨的各級統戰部門從60年代初開始受到沖擊其後其業務工作逐步陷于半停頓甚至完全停頓的狀況差不多是同步發展的。

極左思潮和極左路線不僅使全國性的宗教組織相繼陷于半停頓或停頓狀態,致使它們的領導人不可能有任何作爲,而且它們的領導人中有許多也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受到嚴重迫害,即使像趙樸初和喜饒嘉措這樣長期擔任協會領導職務的人也未能幸免。

趙樸初(1907-2000)早年曾就學于蘇州東吳大學。1928年後,任上海江浙佛教聯合會秘書,上海佛教協會秘書。1938年後,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中國佛教協會秘書、主任秘書,上海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常委兼收容股主任。1945年,與馬敘倫、林漢達、周建人、雷潔瓊等發起組建中國民主促進會。1949年任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總幹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委、副主席,亞非團結委員會常委。1949年9月,作爲佛教界民主人士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950年後,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華東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長,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員會副主任。1953年5月,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上,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此後,在1957年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的第二屆全國代表會議和在1962年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的第三屆全國代表會議上又連續當選爲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和秘書長。與此同時,他還相繼擔任了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中緬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名譽副會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等職務。

趙樸初爲人不僅廉潔,而且耿直。如前所述,趙樸初解放後曾擔任華東民政部副部長和上海市生産救災委員會副主任,因此曾經手巨額捐款和救濟物質。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國家機關中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時,被列爲重點核查對象,有人甚至懷疑他是只“大老虎”,但經查證,他經手的巨額款項和物質,來龍去脈非常清楚,無一筆糊塗賬,周恩來因此而將其稱作“國寶”。1958年6月,毛澤東在與其討論《金剛經》時,用“否定之否定”規律來解釋“佛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說這是先肯定、後否定,再否定之否定。趙樸初當場回應說:“不是。是同時肯定又同時否定。”這件事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後來毛澤東提到趙樸初時,稱贊說:“這個和尚懂得辯證法。”盡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肯定,文化革命開始後,趙樸初也還是和許多別的宗教領袖一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當時,中國佛教協會的牌子已經被紅衛兵戰鬥隊的各種牌子所替代,趙樸初本人則被下放到廣濟寺監管勞動,做檢煤核、制作煤球、送煤、劈材、掃雪、倒髒土等雜務。

趙樸初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沖擊,但他受到的沖擊,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小的。許多宗教領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沖擊比他嚴重得多。例如,原青海省副省長、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就受到極左路線的嚴重迫害。喜饒嘉措(1934-1968)生于青海省循化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04年,前往拉薩哲蚌寺學經,並獲得拉讓巴格西學位。曾受十三世達賴委托,主持校勘編訂著名佛學大師布頓的著作《布頓全集》、德司?桑傑嘉措文集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1936—1937年期間,國民黨中央政府聘請他到內地的國立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講學。1939年,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派喜饒嘉措赴青海,視察各大寺院及土司頭人,發動僧俗團結抗日。1943年再次奉命赴藏,去宣傳祖國統一的主張,但被西藏地方拒斥,返回四川。因喜饒嘉措在維護祖國統一的事業中盡心盡力,國民黨政府封他爲禅師。1948年,喜饒嘉措任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1949年青海解放後,喜饒嘉措出任青海省第一屆政府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3年8月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時,喜饒嘉措擔任第一副會長。1953年10月,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一屆常務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上,被推選代理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在1957年3月舉行的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喜饒嘉措再次當選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在1962年2月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喜饒嘉措又連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六十年代,隨著全國性“左”的傾向滋長漫延,喜饒嘉措受到不公正待遇,從北京遣返青海。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受到嚴重的沖擊和迫害。造反派不顧他年老體弱,進行批判遊鬥。這位學貫藏漢,才高八鬥的佛學大家,終因不堪殘酷的折磨于1968年11月1日含冤逝世,終年85歲。1979年10月7日,喜饒嘉措的追悼會在西甯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楊靜仁、李維漢、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等,政協全國委員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中國佛教協會等有關領導機關,送了花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副局長喬連生,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唐醒民由北京到西甯參加追悼會。追悼會由中共省委書記、青海省省長張國聲主持,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紮西旺徐致悼詞。悼詞肯定喜饒嘉措爲“我國著名的宗教界愛國民主人士”。

極左思想和極左路線給新中國的宗教和宗教工作帶來的危害還遠不止這些。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左傾路線影響下,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遭到根本歪曲,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對宗教工作的正確方針遭到根本否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肆意踐踏,大量的像喜饒嘉措那樣的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廣大信教群衆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宗教教職人員被強制還俗,全國各地的寺、觀、教堂及其相關財産等被關閉、被占用或被破壞。

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教學院也未能幸免。新中國成立後,爲了更好地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進宗教神學研究,我國先後組建或成立了一批宗教學院。例如,1952年11月,金陵協和神學院成立。該院由三一神學院(甯波)、中央神學院(上海)、中國神學院(杭州)、中華浸會神學院(上海)、江蘇浸會聖經學院(鎮江)、明道聖經學院(濟南)、金陵神學院(南京)、華北神學院(無錫)、閩南神學院(漳州)、福建協和神學院(福州)及齊魯神學院等華東11所基督教神學院聯合組成,時任全國“三自”主席的吳耀宗被公推爲學院董事會主席,丁光訓牧師被聘請做第一任院長。1958年,重慶神學院、廣州神學院和上海靈修院等三所基督教神學院也並入金陵協和神學院。1953年4月,北京五所基督神學校燕京宗教學院、北京神學院、華北聯合女子聖道學院、北平聖經神學院,聯合成立了燕京協和神學院。1953年9月又有沈陽東北神學院、河南開封浸會華內神學院、聖潔教會聖經學院加入燕京協和神學院。其後又有湖北滠口信義會神學院、湖南長沙聖經學院、神召會真理學院、北京香山靈修院等先後加入了燕京協和神學院。1961年,按照中國基督教第二屆全國會議的決定,燕京協和神學院與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合並,燕京協和神學院部分過往南京,留京部分教職員工組成了金陵協和神學院北京研究室。除基督教組建金陵協和神學院和燕京協和神學院外,其他宗教也相繼成立了一些宗教學院。1955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北京成立了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執行副主任馬玉槐(1917-2010)出任第一任院長。1956年9月,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了中國佛學院,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兼任第一任院長。該學院設置漢語系學習班、專修班、本科班、研究班,1962年9月又增設藏語班。1962年9月,中國道教協會也在白雲觀正式舉辦了第一期“道教徒進修班”。然而,所有這些宗教院校或“進修班”都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展而停辦了。

誠然,文化大革命時期,也和文化大革命前一樣,左的思潮和左的路線雖然一時也能在新中國的宗教工作中占據主導地位,但在另外一些時候,它也會受到這樣那樣的抵制和糾正。所不同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左的東西顯得更爲猖狂,持續得更爲持久,而對左的東西的抵制則顯得更爲軟弱和更其難見效果。

就中央統戰部來說,雖然自1962年之後就差不多形同虛設,文化大革命後一切幾乎全部由“中央文革小組”做主,中央統戰部的工作在很長一段時間完全陷于癱瘓。但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從而給全國的統戰工作和宗教工作帶來了一線生機。

1973年6月,中央決定由劉友法、李金德、童小鵬三人負責中央統戰部的工作,由劉友法牽頭。劉友法(1922-2007)1940年參加新四軍。1952年,任海軍基地後勤部政治委員。1953年,任華東軍區海軍後勤部幹部部部長。1955年任東海艦隊幹部部副部長,艦隊政治部幹部部部長。1966年3月任海軍舟山基地政治部主任。1968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軍代表,1969年任中央國家機關統戰系統軍管組組長。1973年至1975年11月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當時,由軍代表負責所在單位或部門的工作也是當時人事安排的一個慣例。1975年11月,中央任命李大章爲中央統戰部長。李大章(1900-1976)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次年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1924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後曆任共青團陝西省委宣傳部長、青島臨時市委書記、河北省委宣傳部長。抗日戰爭時期,曆任劉少奇秘書、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部長、太行分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解放戰爭時期,曆任中共牡丹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建國後,曆任四川省省長、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等職。李大章于1976年5月病逝後,中央又任命烏蘭夫爲中央統戰部長。烏蘭夫(1906-1988)是蒙古族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參加組建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開展地下革命鬥爭和武裝抗日鬥爭。1941年,調赴延安工作,先後擔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長、陝甘甯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1945年,擔任新成立的綏蒙政府主席。1947年至1949年間,先後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內蒙古共産黨工作委員會書記、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又先後當選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他又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綏遠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綏遠省軍區副司令員,中共中央綏蒙分局書記,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內蒙古自治區建立後,他又先後擔任政務院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黨組書記、主任委員,中央民族學院院長、中共中央華北局副書記、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協主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身爲內蒙古黨政軍一把手的烏蘭夫即被當作資産階級當權派被打倒。

1967年,康生等人在內蒙古自治區制造了“新內人黨”一案,致使內蒙古自治區34萬名幹部、群衆遭到誣陷,一萬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在“草原遍地都是內人黨”“內人黨都是烏蘭夫的暗班子”的口號下,烏蘭夫受到殘酷迫害。1969年5月22日,中央專門發出文件,內蒙古自治區對“新內人黨”的“挖肅”運動才得以制止,而烏蘭夫所蒙受的不白之冤才得以逐步洗清,開始重新走上領導崗位。與中央統戰部的上述人事調整相呼應,出于外事工作的需要,從1973年起,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也恢複了其一定的活動。例如,1973年5月,趙樸初就以中國佛教協會負責人的名義與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負責人肖賢法一起接待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訪華團。1977年7月,趙樸初又以中國佛教協會負責人的名義第二次接待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第二次訪華團。與此同時,中國天主教的活動也得到了極其有限的恢複。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直接幹預下,以外交工作需要爲由,首先使位于北京宣武門的南堂部分地恢複了宗教活動,成爲當時全國惟一一座有彌撒活動的宗教場所。然而,從全國範圍來看,宗教和宗教工作領域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極左思潮和極左路線的施虐的重災區,宗教領導部門和管理部門基本上處于癱瘓狀態,各宗教組織的活動基本上全部停止。這種情況只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特別是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新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後,才得到根本的改觀。

[①]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7頁。

[②]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6頁。

[③]羅廣武編著:《新中國宗教工作大事概覽(1949—1999)》,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年,第134—136頁。

[④]同上書,第144—145頁。

[⑤]同上書,第138頁。

[⑥]同上書,第152頁。

[⑦]同上書,第154頁。

[⑧]同上書,第158—159頁。

[⑨]《愛國的天主教徒反擊內部右派分子,不許梵蒂岡教廷幹涉我國內政》,《人民日報》1957年7月31日。

[⑩]《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5頁。

[11]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張聞天時任外交部副部長,黃克誠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12]《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07頁。

[13]參閱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曆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185—187頁。

[14]同上書,第325頁。

[15]同上書,第335—336頁。

[16]同上書,第380頁。

[17]同上書,第383頁。

[18]同上書,第398頁。

[19]同上書,第413—414頁。

[20]同上書,第418頁。

[21]同上。

[22]同上書,第419頁。

[23]同上。

[24]李維漢:《兩場錯誤的批判》,見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曆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第424—425頁。1933年,臨時中央批判抵制王明左傾冒險路線、爲毛澤東軍事路線進行辯護的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和古柏,打成“反黨小組織”。當時,剛從莫斯科學習回國的李維漢任中央組織部長。

[25]毛澤東:《關于檢查右派分子甄別試點問題的批語》(1962年9月29日),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産黨曆史》第2卷(1949-1978)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710頁。

[26]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曆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第394頁。

[27]參閱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577頁。

[28]《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第217—218頁。

[29]1963年8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召集全國性宗教團體的宗教人士550多人作動員報告,要求把“揭開宗教掩蓋下的階級鬥爭蓋子”作爲宗教工作的指導方針。

 

發布時間:2020/6/3 18:19:00,來源:新中国宗教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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