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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邪教犯罪的法律懲治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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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一詞在我國出現較晚,但是與當代“邪教”範疇相似的行爲和活動早已有之,曆朝古籍中多以“左道”、“造畜蠱毒厭魅”、“造妖書妖言”等罪名定罪量刑。“邪教”最早記錄是唐高祖時期“廢省佛僧表”中的“胡佛邪教,退還天竺”,此定義更近似于“活動”;而真正全面開始使用“邪教”一詞是在清朝,並在各規範文件中頻繁使用。

中國古代均沒有單獨制定邪教犯罪的法律,通常是遇到某個具體事件時,才根據其侵犯的客體予以定罪處罰。曆朝對待邪教犯罪的態度大致相似,只是有寬嚴之分。

一、各主要曆史時期邪教犯罪的法律懲治

(一)秦漢時期

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曾以“爲妖言以亂黔首”坑殺四百六十余人。

在漢代,“左道”的範圍大致有制作妖言妖書、詛咒等,而統治階級通過法律法令對其進行懲罰。西漢《禮記·王制》中“執左道以亂政,殺”,即用邪道擾亂政令的人,殺掉。同時,漢朝還在公元前187年頒布了除妖言令。

(二)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邪教犯罪分爲“左道”之罪和“妖言”犯罪。“左道”之罪一般是指造畜蠱毒厭魅罪以及詛咒罪;而“妖言”犯罪則包括制造、傳播、私有妖書妖言和妄言異相、天分罪。

《唐律疏議·賊盜律》中就有對“造傳妖書妖言”的具體規定。“造傳妖書”是指通過文字制造、傳播異端思想的不法行爲,即《疏議》所謂“構成怪力之書,詐爲鬼神之語”。“造傳妖言”是指制造、散布虛妄恐怖信息,意圖擾亂社會安甯秩序的行爲。

對于妄言異相、天分罪則是指妄言自己或他人有居九五,君臨天下之征兆。但若“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者”,往往以妖言罪予以懲罰。

在隋唐曆史上,單純意義上的邪教犯罪行爲並不多見,其常與詐僞、反逆等犯罪行爲相互關聯。因此,也常常結合個案犯罪事實進行定罪處罰。

(三)元代

元代有關邪教犯罪規定的法律主要有《大元通制》和《元典章》。對于利用邪教蠱惑民衆,制造社會混亂甚至企圖推翻政權的,以謀反罪論處;對于妖言惑衆,毀壞宗廟、山陵、宮阙等與皇族相關的特定建築物的,以謀大逆罪處罰。在元代,甚至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謀反罪”和“謀大逆罪”始終是在政治上對邪教組織進行刑事懲罰的重要法律規定。

爲遏制邪教,穩定社會秩序,元代在法律上也作出多項規定,如嚴格劃分日夜生活秩序、禁止聚衆作會、禁止民間祈賽神社性質的活動、禁止僞造經文等等。而對于“不道”犯罪和巫術犯罪,元代完全承襲了唐律的規定,即以“左道”之罪和“妖言”犯罪進行刑事處罰。

(四)明代

《大明律》是明代的主要法典,在我國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對于懲治邪教犯罪的法律規範也頗爲嚴密,針對具體的犯罪行爲,一般以“謀反大逆”罪、“造妖書妖言”罪和“師巫邪術”罪進行處罰。

1.“謀反大逆”罪

由于邪教組織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往往成爲民間反抗皇權、政府、進行叛亂的工作。明代對于邪教組織往往以《刑律》中最嚴厲的“謀反大逆”律加以懲治,犯罪者可能會被判以淩遲、連坐等殘忍刑罰。

2.“造妖書妖言”罪

“妖書妖言”罪始創于秦朝,幾經廢存後,在隋唐時期被進一步細化,而明代繼承了前代在這方面的規定,《大明律》修訂時,加入了“造妖書妖言”罪。但此項罪名上,明代的刑罰最爲嚴厲。相對隋唐時期的絞刑,明代是以斬刑予以處罰。在中國古代刑罰中,斬刑比絞刑更爲嚴厲。且隋唐時期對惑衆者與未惑衆者予以區分,只有惑衆者才適用絞刑,但明代則不予區分一律皆斬。對邪教懲罰的加重,是明代重典治理亂世思想的一大體現。

3.“師巫邪術”罪

“師巫邪術”罪是明代新設立的罪名,其內容主要是禁止白蓮社、白雲宗、明尊教等組織,並且對從犯的懲罰也進行了詳細規定。“師巫邪術”罪與“造妖書妖言”罪在蠱惑群衆這一犯罪構成上相同,但“造妖書妖言”罪重在懲治利用異端邪說,即教義與文字、思想煽惑民衆的行爲,而“師巫邪術”罪則重在懲治利用各種“左道異端”之術——書符、咒水、扶鸾、禱聖等,煽惑人的行爲。

(五)清代

到了清代,法律引入了“邪教”這一術語,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邪教”一詞正式刊載在官方文書,當時谕令中出現“凡左道惑衆”,“踵行邪教”,“加等治罪”的規定。後來將白陽教、白蓮教、八卦教等171個教派稱爲“邪教”,使“邪教”成爲有專門所指和固定內涵的法律術語。並且,法律明確規定“興立邪教”和傳習白陽、白蓮等邪教的治罪條款,這使法律上邪教犯罪的構成要件和行爲特征更爲直觀和明晰,爲有效打擊邪教犯罪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

清政府不但把邪教組織所從事的各類活動認定爲犯罪,還明確將興立邪教、傳習邪教這些行爲本身認定爲犯罪。乾隆時,設“興立邪教罪”爲“十惡之首”,滅九族之罪。此舉意味著凡是從事與邪教有關的一切行爲,都是犯罪,將受到刑事處罰,這實際上將邪教犯罪化了。擴張了刑罰幹預和懲禁的範圍,使刑罰的觸須無所限制地延伸到了有關邪教的一切領域,包括行爲和純粹思想領域,這是清代懲禁邪教犯罪法律最大的變化和特點。

二、當代邪教犯罪的法律懲治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邪教問題,對處理邪教問題制定了基本政策,即對絕大多數受騙上當的群衆,要千方百計地團結、教育、挽救;對極少數邪教頭目和骨幹,要依法嚴厲打擊。由于邪教問題具有複雜性,對邪教問題的認識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邪教的治理工作也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邪教犯罪仍沒有一個單獨的罪名予以定性。到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才規定了邪教罪名,並將邪教犯罪列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

現行《刑法》第300條規定,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實施的,視情節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等。根據2017年2月“兩高”發布的《關于辦理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邪教組織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以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構成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實施罪需符合的構成要件有:在客觀方面,行爲人組織發起、利用了邪教組織;實施了破壞法律實施的行爲,擾亂社會管理秩序。而在主觀方面,行爲人應是十六周歲以上、有刑事責任能力並且具有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的犯罪故意的自然人。

當代法律對邪教的懲治原則,也是植根于傳統中的邪教治理理念,雖然隨著時代變遷有所改變,但並不會完全脫離傳統所締造出的發展軌迹。

回顧我國邪教犯罪的法律懲治曆史,國家和民衆對邪教的問題逐步深入和完整,對邪教治理的原則和機制也日漸規範和完善,我國的反邪教工作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也積累了諸多寶貴的經驗。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法律控制雖然嚴密精良,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邪教的擴張和蔓延。當前邪教勢力依然頑固和囂張,邪教孽生蔓延的社會土壤依然存在,防範治理和徹底鏟除依然是場長期複雜的鬥爭。仍需要我們不斷加強反邪教宣傳,完善邪教防範體系,健全邪教治理機制,采取綜合性和多方位的措施手段,真正實現對邪教的有效控制。

 

發布時間:2020/4/15 12:16:00,來源:中山反邪教新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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