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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膜拜現象的社會文化土壤及其曆史原因

若水

 

人本網藝術鑒賞

全能神、門徒會、血水聖靈、呼喊派等這些假冒“基督教”名義所傳播的邪教,蒙騙和誘惑許多群衆上了邪教的賊船。而這類邪教的信衆,他們膜拜“神信仰”的共同點是:1、全以信“基督耶稣”的名義爲身份掩蓋。2、全以自己本教的教義(如:全能神的《話在肉身顯現》、門徒會的《七步靈程》、血水聖靈的《全備福音》等)爲信奉的“經書”。3、全以教主自封的“神”爲膜拜對象,如全能神的“女基督”(楊向彬)、門徒會的“三贖基督”(季三保)、血水聖靈的“神的使徒”(左坤)等,這些常人成爲了被信奉的“神靈”。

顯然,這種與傳統宗教在精神偶像、教義、教規等方面都完全背離的邪教,卻爲什麽會讓衆多群衆上當?這個問題表面上看似乎簡單,就是某些群衆愚昧在邪教的誘惑下被拖下了水。雖有涉邪人員的個人或家庭的多種緣故讓某些群衆走入了邪教,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邪教膜拜現象背後的深層次的社會文化等原因才是問題的症結。

一、“五四運動”以來舊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的建設

考察中國的思想文化體系,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分水嶺。“五四運動”以前是以儒家文化爲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這種以農耕經濟爲基礎的宗法制文化在傳承了二千多年後,在近代中國(1840年後)趨于了衰敗。由于滿清王朝的閉關鎖國和腐朽統治,西方工業革命後的英、法等列強開始侵占並瓜分中國,泱泱天朝大國在近代史時期頻于滅亡。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其核心主題就是“救亡”。要“救亡”就必須鏟除封建制度和舊的思想體系,而辛亥革命結束了滿清統治,“五四”新文化運動則將西方各種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普遍性地介紹給了中國,提出用“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取代“孔家店”。以魯迅、陳獨秀等思想家爲代表的新文化領袖,大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封建腐朽性並推崇新思想、新文化,這些都對長期作爲國家統治意識和文化形態的儒家文化給予了顛覆性打擊。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雖然打破了舊的思想文化桎桍,但並沒有也來不及建立起新的文化體系。從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間,中國大地風雷激蕩,國內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運動成爲了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主旋律。直到新中國誕生,完全地構建起一種區別于傳統的、同時又是嶄新的文化體系則一直處于空白。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文化體系建設基本上有三大特點:一是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爲主旨的文化路線,概括起來就是“文藝爲工農兵服務”和“雙百方針”。毛澤東的《講話》是對“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經驗和教訓的科學總結,並由此提出了中國共産黨解決文化建設問題的理論和政策。黨的這種文化路線爲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奠定了主基調。

二是在黨的文化路線的指引下,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的批判和改造。如:全民性的掃盲、取締妓院、推廣漢字簡化、提倡移風易俗(“破四舊樹新風”等)、制定新的婚姻法(反對包辦婚姻)等等。這些新文化的建設對脫胎于舊中國的國民産生了深遠影響。

三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後,開展了以全民學習雷鋒精神爲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這時期湧出來的王進喜、焦裕祿、王傑、歐陽海、張秉貴等英模人物家喻戶曉。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文化觀、道德觀、價值觀由此形成,這是新中國在較短時間內、也是在高度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創建和發展起來的新式文化體系。

這種文化體系的社會作用兼顧了“群衆性、教育性、娛樂性”相統一的原則,即輸送給廣大群衆的文化生活(如:農村的免費電影放映隊),除了娛樂性外還有較強的思想灌輸教育作用。文藝堅持政治標准以及政治性、藝術性和娛樂性相結合是當時的文化主流方向。在黨的“雙百方針”的指導下,全國湧現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如詩歌《雷鋒之歌》(賀敬之作品)、小說《林海雪原》(曲波作品)、話劇《龍須溝》(老舍作品)、戲劇《蘆蕩火種》(文牧作品,後改編爲樣板戲《沙家浜》)、電影《英雄兒女》(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等等。這些具有強烈的時代感、、藝術感、革命感的作品整整教育了幾代人。不得不說新中國的新式文化體系已經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了制高點,由此所形成的全民文化意識基本上是愛國主義和紅色基調。

然而遺憾得是,這種新式的文化傳播還沒有積累和沈澱爲民族的深厚思想土壤時,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這場曆時十年的“動亂”所産生的嚴重的文化後果是:一、對一切傳統文化都按“封、資、修”進行了批判,而不是繼承和揚棄;二、雖然對全民灌輸了無神論思想教育,但對宗教等事物進行了不公正地批判,違背了“宗教自然消亡”的客觀規律;三、對人的精神指導以“階級鬥爭”爲准,無形中破壞了人和人及家庭之間的自然和諧,以政治標准代替了“人性”需求。

“文革”結束後,黨對其“極左”錯誤思想進行了糾正和曆史清算,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取代了“階級鬥爭爲綱”。但思想和文化的斷檔卻沒有及時填補,改革開放後所敞開的窗口使西方思潮不加分辨地引入了進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在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倡導下,西方的思想文化一度占領了中國市場。什麽“意識流”、“存在主義”、“費洛伊德主義”、“結構主義”、“新托馬斯主義”等等思潮流行于中國知識界。而民間的封建迷信也死灰複燃,“黃、賭、毒”現象開始發酵,有害氣功流行于全國(這裏面就産生了邪教)。總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是新中國成立後思想文化和價值道德觀念較混亂的時期,這種混亂不僅導致了“六四風波”,更爲嚴重得是破壞了雷鋒時代的思想文化秩序。而爲了經濟利益,各種造假販假及國有資産的流失和私有化行爲盛行于社會,讓人們的私欲及“拜金主義”迅速膨脹,社會的道德底線和原有的價值觀幾乎面臨崩潰。

以上這一切混亂現象,除了社會經濟轉型所付出的代價外,當時的“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及思想文化的無序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黨的十八大重新提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這其中的文化建設(文化自信)應當是解決“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及新中國新式文化的繼承與發揚的問題,這是當代民族文化的重構再建的曆史性課題。而這個課題的成功與否則關乎中華民族的千秋大業!

二、有神論的思想文化土壤正成爲滋生邪教的溫床

由于上述的曆史原因,在打破了舊的文化體系後而全新的、短暫的新式文化體系又發生了斷代。這種情況在“文革”結束後到黨的十八大前,三十多年來的文化建設或文化重構其實一直處于“慢車道”,即思想輿論陣地一直處于多元化的狀態。這也使得文化生態除了主流意識形態外(這裏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意識),非主流的文化意識依舊在很大程度上占據著市場。這其中最明顯的有三點:一是鼓吹所謂“民主自由化”的思想(尤其是網絡文化),崇洋媚外的味道很濃;二是“複古主義”,以“國學”名義傳播或胡亂诠釋傳統文化,似乎老舊的“孔孟之道”就可以解決當代中國的一切問題;三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思想以“科學”的光環重現民間,如風水、算命、鬼神等都假借什麽“建築學、預測學、神秘研究”等新名詞蠱惑大衆。象台灣的張德芬、胡因夢等“身心靈”大師在網絡上就有衆多女性(白領女性居多)粉絲。而各種網絡遊戲可能會對青少年所産生的“暴力”或“性影響”等。以上這種文化現象已經浸透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些非主流文化的泛濫和熏陶使得缺少正確世界觀的人們處于茫然之中,也使得愛國主義、科學主義、無神論思想教育等正能量的傳播有了很大的障礙。

正是以上的文化生態環境,在無形中滋生了有神論的思想土壤。特別在廣大農村的鄉土文化中,“崇拜文化”(祭神祀鬼、占蔔求運、請神治病等等)的流行又與宗教或民族信仰混爲一體,使得群衆的“神崇拜”觀念大大增強並難以分辨出“正”與“邪”的區別,這其中的部分群衆就在“神崇拜”文化的推動下不自覺地走入了宗教,或者爲了尋求“神保佑”被邪教人員用欺騙手法拉入了邪教組織。

三、“生存感、安全感、歸屬感”所需要的“信仰支持”

首先,被邪教蒙騙入教的群衆絕大部分是弱勢群體,這一點毋庸置疑。這個群體的共同弱點是:貧困、愚昧、迷信。當一個人或家庭長期在貧困中掙紮卻又無助,在愚昧中盲行卻又缺乏正確的指導,在迷信中恐懼卻又看不到什麽希望;這種生存境界自然就會把人推向一種極端化,即人性、思想、情感都嚴重缺乏正義感和對生活的理性判斷。在“生存感、安全感、歸屬感”都空白無望的情況下,人的恐懼心理便會大大增強,而擺脫這種恐懼感就需要得到一種強大的力量支持。可這種強大力量的來源一般有三類:一種是社會普遍性的物質與精神的解放,一種是自我的覺醒和奮鬥,一種是依靠外在的異己力量(如:宗教)。在前二者都沒有條件付諸實施時,第三種就可能會成爲拯救弱勢人群的唯一途徑,而且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途徑。

列甯在《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一文中曾這樣論述:“‘恐懼創造神’。現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對資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懼,而這種力量確實是捉摸不定的,因爲人民群衆不能預見到它,它使無産者和小業主在生活中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發生的”破産和毀滅,使他們變成乞丐,變成窮光蛋,變成娼妓,甚至活活餓死。凡是不願一直留在預備班的唯物主義者,都應當首先而且特別注意這種根源。只要受資本主義苦役制度壓迫、受資本主義的捉摸不定的破壞勢力擺布的群衆自己還沒有學會團結一致地、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自覺地反對宗教的這種根源,反對任何形式的資本統治,那麽無論什麽啓蒙書籍都不能使這些群衆不信仰宗教。”列甯的這篇文章寫于1909年5月,是針對“宗教的根源問題”的科學論述。此論述完全符合並清晰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列甯的論述今天看來依然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當今時代,中華民族正在爲現實偉大的民族複興而不懈地奮鬥著。人民的生活水平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但也必須看到社會上存在著的“資本的、非道德的、不公正的”各種“異己力量”。這些力量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社會心理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例如:社會分配不公問題(中國的基尼指數長期在0.4以上)、社會風氣腐敗問題、高房價問題、醫療負擔過重問題、教育成本問題、食品藥品安全問題、社會道德底線等等問題。廣大的底層群衆特別是貧困家庭,在當今物欲橫流的社會裏越來越缺少主人翁感和安全感,社會的“異己力量”的壓迫和心理影響,使那些幻想得到“神”庇護的人們,不得不到宗教裏尋求慰藉。這其中就有部分弱勢人群被邪教所裹挾。

因此,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講,人們個體所需求的“生存感、安全感、歸屬感”是需要某種“信仰”來支撐的,這就是所謂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否則個體就不會有自身的“歸屬感”的人際圈。在當今社會階層已固化的情況下,經濟地位低下的人群、尤其是還缺少較高文化素養(科學素質)的底層大衆,他們對“歸屬感”的追加,往往選擇信“神”反倒是一種方便而廉價的辦法。這就是部分民衆“神信仰”泛濫和“信仰模糊”的社會原因。

四、“全能神”等邪教信衆“神信仰”的文化分層

全能神、門徒會等這類假冒“基督耶稣”名義的邪教,它們的許多信衆在“神信仰”問題上並不都是純粹化的。即他們的“神信仰”文化可分爲“模糊型信仰”、“宗教型信仰”、“政治型信仰”這樣的三類。而這三類“神信仰”又與信衆在邪教組織裏的身份和作用密切相關。筆者依據做挽救工作的多年經驗,將這三類“神信仰”分類如下:

第一種:“外圍人員”,以“模糊型信仰”爲主。這類邪教信衆的一般特點是: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低、迷信思想嚴重、個人或家庭都有“悲涼的故事”、情感和心理扭曲等。他們信神的初衷是求得“神保佑”,因身體有病、家庭變故、情感孤獨等原因來尋求現實以外的“幸福”。他們對“基督耶稣”的知識基本不懂,就是對自己所信的“教主”(如:“女基督”、“三贖基督”等)也不甚了解。他們更多得是用具體行爲(如禱告、爲教會做事跑腿等)來表示對“神”的虔誠。由于他們對邪教“教義”除了背誦些“吃喝神話”的字句外,並不真正理解“神學”,這倒反過來會讓他們多奉獻錢財,以彌補不足。

因此,第一種“外圍人員”的信仰文化是極低的,是“模糊”的。可他們人數衆多,從衆心理是他們的支撐。故而他們不願意離開邪教群體,覺得只有在“兄弟姐妹”中自身才能獲得安全感、歸屬感。

第二種:“骨幹人員”,以“宗教型信仰”爲主。邪教中的這類骨幹人員一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如“全能神”傳教的福音員中就有高等學曆的),多數在組織中充當重要職務。其中有部分信徒是邪教組織從基督教裏拉過來的。他們對基督教教義或邪教教義都比較熟悉,甚至精通。特別是高檔的傳教人員對“神信仰”非常虔誠,把“神信仰”作爲自身的“精神彌撒”。所以這類邪教人員對邪教和“神”有一種宗教式的情結,情感上、心理上都非常依賴邪教組織。盡管他們知道自己信得並不是真的基督教,卻依然把所信的教義當做“升入天堂”的唯一道路,並以此爲榮地要去拯救所有的“苦難羊羔”。

因此,第二種“骨幹人員”是邪教力量的中堅,他們的信仰情感早已由宗教情結轉變成了邪教癡迷。而他們崇信的有神論內容,已經由宗教的空幻“精神實體”(上帝)轉變爲“現實超人”(教主);但他們認爲這種“人體真神”要比宗教的“上帝”更具有拯救的力量。例如“法輪功”和“全能神”邪教裏的一些癡迷者,已經明知道李洪志和“大祭司”(趙維山)就是活著的人,可他們仍然相信其具有超常的“神力”。當他們面對自己違法的行爲時,依舊會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邪教觀念,可見這種“神信仰”文化已經毒害了他們的神經基因。

第三種:“高層人員”,以“政治型信仰”爲主。如“全能神”的這類邪教信徒,一般都是大區教會或牧區級教會(如“全能神”的“江皖牧區”)的負責成員,是邪教組織中高級別的人物。他們直接受海外邪教總部的指揮,負責省以上地區的邪教事物和組織活動。這類邪教人員長期專業從事邪教的工作,攫取經濟利益和某種政治利益是他們邪教生涯的主要內容。如安徽省和貴州省公安部門所抓獲的“全能神”牧區級“帶領”,就屬于邪教裏的這種高層人員。

這類邪教人員雖然也通曉邪教教義,但其“神信仰”文化中更多地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例如他們對“全能神”妄想建立的“神的國度”就作爲一種現實的任務(或目標)大力推廣,而不是象普遍信徒要通過信教達到一種精神或解脫的境界。這種現實性的邪教擴張就促使他們與現實社會對立起來,也促使他們原有的“神信仰”(如果他們當初真得信神)向推翻現實社會轉變,最後使得他們墮落成爲仇視社會、仇視執政黨、仇視法律的“政治型”的邪教人員。筆者就曾接觸過這類人員,在與其溝通中,他們的話題不是談信仰問題(如信仰的哲學觀點),而是要轉變你對社會的正面看法。他們把現實社會描繪成漆黑一團,最後的結論是:只有推翻現實制度和當今的執政黨才會拯救人類。很明顯,這種人已經不是所謂的“教徒”而是政客了。

以上簡要分析了邪教人員“神信仰”文化的不同分層,但如何轉變邪教人員的“神信仰”----或者說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來消除“神信仰文化”?筆者覺得應該從經濟基礎(如現今的“精准扶貧”、加大社會福利保障等等)和文化建設等多方面都相互促進,共建一個公平、法治、文明、和諧的社會利益共同體,這才是鏟除滋生邪教土壤的根本途徑。而目前最需要得是:應對全民進行無神論思想教育,將科學知識與科學理念融入進大時代的文化構建中,全面提升國民的科學素質,這才是中華民族文化重構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曆史任務!

 

發布時間:2018/10/29 13:35:00,來源:薄荷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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