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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馬克思主義與宗教:兼議宣傳無神論與信徒能否入黨的兩場爭論

陳村富

 

人本網藝術鑒賞

[內容提要]:2018年5月至9月,《環球時報》發表兩位作者關于信徒入黨及宣傳無神論的五篇文章。其中有不少具體論斷是正確的,可惜的是都被裝進由下列5個錯誤論斷所編織的框架之中:(1)“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和前提”;(2)“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世界觀基礎”;(3)“堅持無神論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性條件”;(4)“黨的宗教工作是無神論者做有神論者的工作”;(5)信徒可以入黨“那就是宗教合法進入黨內,唯心主義世界觀、有神論在黨內合法存在”。這樣,被無限吹脹大的無神論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位,印證了列甯說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在實際工作中像是在宣傳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實質上起幫倒忙的作用。要識別本是“無可爭辯的真理”(列甯)與“多走了一小步”而鑄成的謬誤二者之間的界線,必須訴諸于馬克思主義與宗教,社會主義社會中政黨、國家、宗教三者之間關系的基本理論。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政黨;國家;宗教;無神論

2016年9月12日《環球時報》刊文稱:“感謝《環球時報》……把久疏戰陣的無神論話題拉回公衆視野”[1],我擔心海內外不知情者誤會,以爲中國要大批有神論,要把兩億多信教群衆擋在共産黨門外,連迄今一直存在的教徒自願入黨,願爲共産黨現階段的綱領奮鬥也不行了[2]。此外還有點私心,怕自己遭遇不白之冤,也被打入“故意攪渾水”的“早已皈依基督教”的引號“學者”,“一邊挖黨的牆角,一邊又聲稱這是爲了黨好”。[3]“拉大旗做虎皮”,難免會嚇倒一些人,然而畢竟“大旗”與“虎皮”是兩回事。中央哪個會議,哪位領導說過“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和前提”[4]?什麽時候把“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改爲“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主流話語權和主導地位”[5]?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已經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世界觀基礎”[6]了嗎?今年4月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重申1982年中央19號文件以來的原則“共産黨員不許信教”,但是從來沒有說過“信徒不許入黨”,道理很簡單:前者意味著背棄共産黨員的堅貞信仰,後者意味著信徒的進步追求。一個“向下走”,另一個“向上走”,怎麽二者的結果會完全一樣[7]?更令人費解的是贊同“信徒可以入黨”的人,成了“想方設法,試圖把宗教引入黨內生活”?[8]顯然,如若不從理論上闡明“馬克思主義與宗教”的一系列觀點,就很容易受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所迷惑,誤以爲這些文章是宣傳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的正確代表。

1.宗教與馬克思主義是兩種不同的、對立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作爲信奉者,即宗教信徒與馬克思主義者或非宗教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這是兩個相關卻又不可混同的概念。無神論與有神論的關系屬于前者的範疇,信徒能否入黨屬于後者。

2.“宗教與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觀和意識形態領域包含多層次、多方面的內容,然而又不是一一對稱的“對反關系”。馬克思主義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宗教包括超世神的共同信仰,以教義、儀軌甚至原始祭儀、神話傳說、神谕爲中介的神人關系以及以上述二者爲紐帶而形成的世俗社會組織或機構等三大要素。顯然二者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的“對立統一關系”。

哲學意義上的對立統一關系存在于宗教的終極關懷同以馬克思主義爲理論基礎而形成的共産主義最高理想二者之間,亦存在于宗教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的哲學基礎之間,還存在于宗教的神人關系與馬克思主義主張的“現實的、具體的社會關系”之間,也存在于宗教組織與非宗教社會組織之間,而在這一層面,又包含宗教與國家、宗教與政黨關系、宗教與教育等等多種關系。因此,偷換概念把宗教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轉換成宗教與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關系,或者是把無神論置于諸關系之上,甚至顛倒過來說什麽“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和前提”等等,都是完全錯誤的。後面我們將詳細分析其錯誤及其危害。

3.宗教與馬克思主義作爲世界觀和意識形態在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例如在西方),二者的關系可以說是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繼續。宗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一直在進行,只是二者的處境或地位與社會主義國家不同而已。在那裏馬克思主義處于被壓制的(盡管法律上有言論自由的保障)地位,宗教擁有各種優勢。由于所處地位不同,所爭取的目標也不同,所以落實到人,馬克思主義信奉者對宗教的揭露比較多,也比較切中要害。這有利于我們理解宗教在階級社會的功能,但是又不可照搬到社會主義的中國。

作爲宗教信徒,如同知識分子和舊工商業主一樣,新中國已成立60多年,他們已是新社會成員,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作爲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它失去了作爲上層建築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注意,這是哲學範疇,不是指維持生計的財源)。無論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的“國企”,還是民營經濟、私營經濟,都不像傳統社會那樣産生對宗教的需求,盡管有些業主在經濟旋渦中覺得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去尋求過宗教,甚至什麽“法師”。然而這不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意義的需求。

在上層建築諸要素之間,曆史上有過古埃及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不同時期對主神的不同需求,有過古羅馬和法蘭克王朝對基督教的需求,近代有過國家對宗教的關系的調整(如法國革命時期與七月王朝、波旁王朝,又如美國第一部憲法與憲法修正時對政教分離的規定)。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無宗教的需求。順便說一句,也沒有以傳統文化、以儒釋道作爲上層建築的需求。它需求的是承認宗教“五性”基礎上對原有宗教走向和功能的限定,即要求你相向而行,遠離舊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就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出的深層次根源。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與農村城鎮化首先在廣大農村改變了原來的宗教生存空間,迫使宗教自己不得不尋求適應新的社會的道路。

4.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宗教、國家、政黨都是要走向消亡的。這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漫長的過程,不存在共産黨和共産黨領導的國家消滅宗教的問題。這是一個自然過程。人的行爲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加速或延緩這個過程,但誰也不可能改變這個曆史方向。高高在上的國家行政職能逐步過渡到社會自身管理的職能,代表階級或集團利益的政黨過渡到代表全民利益的社會組織。宗教信奉的至上神逐步褪去人格化、擬人化的成分,成爲精神實體、倫理實體的符號,成爲人的精神訴求的境界的象征,從而與非宗教形態的共産主義所追求的全人類的最高境界這兩條曆史的軸線逐漸接近。這就是政黨、國家、宗教消亡之路。面臨曆史之路,誰也不用懼怕,也用不著爲不知多少個“世紀”之後的事而發愁,正如現在的企業主大可不必爲“共産”而發愁一樣。所以,從社會曆史的發展趨勢來說,宗教、國家、政黨的關系現代人不可能窮盡一切認識,否則後人就無事可做了。

5.社會主義是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中政黨、國家與宗教並存,必須妥善處理三者之間的關系。

(1)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對此應有充分的認識,從思想、理論和社會心理上來一個大的轉換。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過渡期,這是馬克思于1875年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才提出的。列甯和斯大林也以爲是個不長的過渡期,甚至還爲1918-1920年的“余糧收集制”取名“戰時共産主義”,不自覺地損害了共産主義的名聲。我國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10年“文革”中的“破除資産階級法權”、亦工亦農的“五七幹校”等等,究其認識根源,都同對過渡時期的認識密切相關。反映到宗教工作上就是1958年溫州平陽縣“無宗教區”全國觀摩會和“文革”之間的消滅宗教運動。這種思想根深蒂固,改革開放以來也時有表現(當然是局部性的、暫時的)。

(2)既然是相當長的曆史階段,那就是說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內世界上兩種政制、兩種社會、兩種思想的鬥爭長期存在,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准備和對策,而且要化爲人民群衆的共識和行動。

不管是“右”還是“左”都是錯的、有害的。1920年4月,列甯在《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最後一節“幾個結論”中說,本來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9]那時列甯總的評估是“左傾”的危害性和嚴重性不及右傾的“千分之一”,卻是同樣性質的錯誤,而且“這種錯誤會使共産主義運動受到最嚴重的危害。”[10]原因是他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甯可‘左’三分,不可‘右’一分”。你想把他拉到正確軌道上,他卻說你企圖把我拉到“右”的路上。正因爲社會主義是相當長的一個曆史階段,所以不可能始終是一個傾向爲主,應該把握列甯說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精髓”、“活的靈魂”。有什麽傾向就反什麽傾向,同時防止另一個傾向。就建國後多年的曆史而言,在宗教工作領域我贊賞長期擔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的葉小文的話:“左不得,右不得,難的是左不得”。這裏,他不提那個“爲主”,而是說“難的是左不得”,因爲是否“多走一小步”難劃界,而且“左”難識別,難抵制,難糾正。

(3)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曆史階段中,正確處理國家、政黨與宗教的關系是關鍵。馬克思、恩格斯時期無執政的經驗。列甯提出的原則是宗教對國家是私事,對政黨不是,要開展無情的鬥爭。這是革命勝利前說的。問題是共産黨成爲執政黨而且是惟一的領導者時,如何處理這個既是私事又不是私事的關系。特別是在憲法中規定社會主義的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對公民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後,用“公事”、“私事”來劃界就很難說清楚取得政權,成爲執政黨後三者之間的關系。建議用另一種說法:宗教在公共生活領域不是私事,在私人生活領域是個人的私事,但以不幹涉公共生活領域爲前提。

闡明上述有關馬克思主義與宗教的基本理論框架後,我們可以具體討論教徒能否入黨與宣傳無神論的問題。

1.中國共産黨是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領導核心,因而在學術領域它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與宗教以及社會主義曆史階段政黨、國家與宗教關系的理論研究、理論闡述的領導者,規劃者,引路人。首先要從理論的前瞻性方面考慮教徒入黨與宣傳無神論在全局中的地位。

(1)“黨員不許信教”屬于黨的建設,首先是思想建設,涉及維護黨的純潔性的問題,當然不許黨員信教。信徒能否入黨實質上是黨與信教群衆的關系問題,是黨領導信徒群衆與非信徒群衆一起參與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偉大事業問題,也是黨聯系信徒群衆、引領信徒群衆進步的問題。“黨員不許信教”可以說是個“死命令”,是個康德式的“絕對命令”,而“信徒可以入黨”意味著共産黨既代表非信徒廣大群衆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信徒的根本利益,共産黨的大門是一樣敞開的。

有同志把它比作“室內不許吸煙,吸煙可以入內”[11],這是邏輯上非等值的兩個判斷。前者屬黨的紀律,規定不許“吸煙”卻偏要“吸煙”,嚴重違紀;後者是吸煙者承諾室內不“吸煙”,甚至進一步“戒煙”,這是常識。不能因爲你是吸煙者,就不讓你乘飛機,坐高鐵,還以此爲由貼出公告不許吸煙者進會場,入影院。按照這些人的理由,當年就不該讓許世友入黨、當紅軍了。

(2)反對教徒可以入黨的人以俄國具體情況的特殊性以及“60多年前對一些少數民族成員”的特殊處理爲由,認爲今日應無例外地執行“教徒不能入黨”。[12]這是一種托詞。我國五大教的教徒(還不包括民間信仰者)超過兩億[13],“信教不許入黨”等于公開申明把兩億多人拒之門外。何況宗教“五性”中還有個國際性。我們今日面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艱巨使命,國際環境複雜多變,需要廣大教徒特別是其中先進分子協助政府做許多工作。統一戰線說到底就是人的工作。“三個代表”就包括教徒群衆,人爲地先劃一條杠杠是愚蠢的做法。

(3)主張“教徒不許入黨”者還有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認爲允許教徒入黨“那就是宗教合法進入黨內,唯心主義世界觀、有神論在黨內合法存在”[14],並由此“必然導致”文中提到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

按照這個邏輯,民營企業家可以入黨就是把資本家引入黨內,承認資本雇傭關系在黨內合法化,改變共産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本質。不知反對“教徒可以入黨”的人是否也反對200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産黨八十周年中這段話:“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爲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15]這裏提到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包括前面提到的企業主、個體戶等“基本群衆”之外所有的合格成員,相當于形式邏輯講的“負概念”白與非白,“非白”包括白以外所有顔色。中國共産黨不是開茶館,支部書記站在門口“歡迎!歡迎!”中國共産黨有自己的嚴格的組織章程,入黨是按照黨章,經過幾道程序的。即使是標准的産業工人申請入黨,也是在承認黨綱,遵守黨章,嚴守黨的紀律,執行黨交給自己的任務的前提下,按照組織手續辦理的。

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都有一批私營企業主和教徒向黨組織靠攏,共産黨也向他們敞開大門。如今除了基本群衆外,“社會其他方面”同樣有這個積極向上的趨向。“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在民衆中,包括在信徒中的形象大爲改觀。隨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事業的發展,將會有更多的人改變以往的觀念向往中國共産黨。他們願意加入中國共産黨,而且黨組織也會引導他們學習黨綱黨章。如果他們願意入室後不“吸煙”,甚至向“吸煙者”宣傳“吸煙有損健康”,這有什麽不好呢?在去年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研究新興群體,善于對新興群體開展統戰工作。顯然歡迎有更多的新興群體的進步人士加入中國共産黨。

(4)馬克思、恩格斯、列甯都在不同場合闡明:無産階級不會自發地産生馬克思主義,需要從外面灌輸階級意識,使之從“自在的階級”變爲“自爲的階級”。所以他們認爲加入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工人階級政黨僅僅是提高階級覺悟的新起點。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過這些組織,引導他們擺脫蒲魯東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布朗基主義、巴枯甯主義等等的影響,從而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政黨才從“在歐洲遊蕩”的“一個幽靈”變爲強大的、純潔的組織。列甯正是本著這個原則,才說:“我們不僅應當允許,而且應該特別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目的是“用黨的綱領去教育他們”[16],我國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從來都把入黨看作新生命的開端,像列甯說的“用黨的綱領去教育他們”。

“浙西麻蓬天主教村”中介紹過那幾位村幹部黨員,爲了在信徒中工作的方便允許他們保留天主教徒身份,但不許參加宗教活動,更不許在黨內傳教。中央19號文件第9節有詳細說明。實踐證明他們沒有辜負黨組織的培養。《環球時報》幾篇文章的作者說話要負責任,切忌因有個別入黨後的信徒違反黨章、黨綱、黨紀而以偏概全,誣陷好人(注:其實在我國入黨的信徒極少)。

2.無神論宣傳是黨內思想教育問題,是全民科普和提高素質的問題,不屬于統戰部和宗教事務局的職責範圍。當前宗教管理和宗教工作的中心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宗教工作本質上是群衆工作,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爲此,“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爲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這是2015年5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提出,今年4月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又重申的當前宗教工作的總方向、總方針。我認爲要牢牢把握這個大方向,不受幹擾。從《環球時報》今年所發表的兩人的4篇文章看,有下列5個必須嚴肅指出的錯誤:

(1)顛倒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與無神論的關系,說什麽“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和前提”。

曆史上有各種形態的無神論。有以原子論爲理論基礎的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魯-盧克萊修的無神論,有以懷疑論爲武器的古代普羅泰戈拉的無神論,近代培爾的無神論,有以機械唯物主義爲理論基礎的法國戰鬥的無神論,有以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哲學爲理論基礎的無神論,還有以自然科學和樸素唯物論爲理論基礎的無神論,有以進化論爲理論基礎的無神論,以天文學中宇宙演化論爲理論基礎的反神創論,以當代認知科學爲依據的無神論等等。在中國有荀子、王充、範缜等不同形態的無神論。所以與文章作者的觀點正相反,不管哪種無神論一定是以某種哲學或自然觀爲基礎和前提。哲學史證明:正因爲許多人的哲學或自然觀的不徹底,因而導致其無神論的不徹底性和局限性。

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的理論基礎,或者用該文作者的說法“基礎和前提”。正因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徹底性,即在社會曆史觀上創立了曆史唯物主義,因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是建立在科學的唯物史觀基礎上的徹底的無神論,而以往的無神論充其量往往是以“下半截的唯物主義”(恩格斯語)或自發的唯物論爲哲學基礎。遺憾的是這位作者竟然把基本理論弄顛倒了。

另一位作者有兩種表述,其實也是錯誤的,或不確切的。例如在《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宣傳無神論》中竟然用無神論替換馬克思主義,說什麽“無神論仍然是黨和人民事業的理論基石和思想武器”,而在同一篇文章和《爲什麽“宗教信徒入黨”行不通》中,盡管提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是世界觀基礎,卻來了個折中:“無神論又是這一世界觀的基礎性組成部分”。其實,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就是三個: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二章中做了經典的表述:有神論是從唯心主義哲學中推導出來的,是以精神爲本原而得出的。反之,認爲自然界是本原的必然得出相反的無神論的結論。在第四章開首,恩格斯又專門诠釋了以馬克思命名的“唯一的真正結出果實的派別”是“第一次對唯物主義世界觀采取了真正嚴肅的態度,把這個世界觀徹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運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裏去了”[17]。這就是第四章所說的唯物史觀,它把神創世界的“唯心主義怪想”最後從社會曆史領域驅逐出去了。在社會科學領域“真正嚴肅的態度”要求准確轉述原意,不容許隨意拔高由基本理論派生出的論斷,使之成爲“基礎性組成部分”而誤導讀者。

(2)同上面相關的第二個錯誤是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偷換成“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這不是筆誤。

《對無神論,既要堅持更要積極宣傳》文中一整段講的是“全社會的精神支柱”。作者說:“既不能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也不能用宗教來作爲全社會的精神支柱”。按理,與文中所提到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宗教”相對應的,也應該是一個邏輯上所說的“種概念”——“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下面的“屬概念”,作者卻說:“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主流話語權和主導地位。”

在同文另一處又用“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取代馬克思主義,說什麽“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世界觀基礎。”作者自打嘴巴,他文中接著列舉了一連串宗教基本問題。請問這些問題是以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作爲世界觀基礎得出的嗎?以文中提到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爲例,它的哲學基礎恰恰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作爲上層建築之一的宗教像本文前面已說過的,它已失去了原來的經濟基礎及舊的上層建築的支持和保護,必須同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變化相適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的成果之一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它從經濟學方面說明宗教不得不適應新的形勢,否則就像海外已經注意到的農村天主教不斷萎縮[18]。由中國經驗修正和豐富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爲宗教如何適應指明了方向,也爲黨的宗教工作防止簡單化和急性病提供了理論指南。因而,結論就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而不是什麽無神論。請問作者如何用無神論來解釋這條曆史的必由之路?又如何解釋自己在文中提到的黨、政府與宗教的關系以及堅持黨的領導的原則?作者列舉的不下10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只有最後一條才涉及無神論,而且也僅說對了一半,因爲中國共産黨爲什麽主張無神論又不妨礙同信教群衆“政治上團結合作”?其理論根據不在無神論本身。

(3)“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性條件”是該文作者所說的“堅持無神論”,還是堅持執行黨的宗教工作的方針和政策?

《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宣傳無神論》的作者,從前面提到的擡高無神論的地位的兩個錯誤理論出發進入實踐領域,把黨的宗教工作方面的成就用黑體字做了如下表述,在三個“之所以”概括其成就後接著說:“不是因爲我們放棄了無神論,對宗教無原則地妥協遷就,而是因爲我們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對宗教現象作出科學的理論說明並據此制定了正確的宗教政策。”乍一看這一結論可以成立。細一琢磨就不難發現作者將宗教工作的成就歸因于“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而不是我們黨總結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而制定的關于宗教管理和宗教工作的理論、方針和政策。文中也提到宗教理論和政策,不過這是前面所說的以無神論爲核心的理論和據此而制定的政策。所以該文這一小節的小標題是“堅持無神論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性條件”。

爲了弄清這個問題,我翻閱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多個文件。黨的正式文件和領導人講話從來沒有這種表述。無論是民主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是把理論、道路、方針政策看作事業成功的“前提條件”,而不是把“堅持無神論”置于“前提性條件”。衆所周知,馬克思在大學時期就堅持無神論,青年黑格爾學派和空想社會主義諸派別都信仰無神論。然而此時都未能形成關于宗教問題的正確理論和方針政策。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有了正確的理論指導和方針政策,才有宗教工作方面的成就。中國的狀況亦是如此,中國共産黨自成立那天起,就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而且申明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爲指導,其中也包括無神論的主張。《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有反對族權、神權的論述,還記述了農民運動中破除迷信的舉止。僅當我們黨認識到農村包圍城市之路,制定了共産黨獨立領導武裝起義、土地革命、政權建設之後革命才走向勝利。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總結了黨的領導、武裝起義、統一戰線“三大法寶”,論述了總路線、總政策與具體方針政策的關系。在1948年再克洛陽後的電報中又指出革命越接近勝利,越要注意方針政策,並告誡全黨“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1954年全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爲什麽1957年至1976年遭受了重大的曲折?問題還出在對社會主義社會曆史階段的認識上,因而在理論、方針和政策上出了問題。即使在犯錯誤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並沒有削弱。1958年在溫州平陽縣召開的“全國無宗教區現場觀摩會”以及“文革”中宗教工作方面的失誤,都是由于違背宗教工作的方針和政策所造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在宗教管理和宗教工作方面的成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執行正確的理論、方針和政策的結果。1982年出台的“19號文件”即《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第三節,對以往的宗教工作做了總結,說得很明確:“在黨中央正確方針政策指引下,黨對宗教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9]近30多年宗教領域工作的成就和個別地區某個方面的失誤也是執行或違背政策的後果。

關于黨對宗教工作的基本政策與宣傳無神論的關系問題,中央19號文件第四節也說得很明確:“我們共産黨人是無神論者,應當堅持不懈地宣傳無神論,但是我們同時應當懂得,對待人們的思想問題,用簡單的強制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20]接著,文件闡明了無神論宣傳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另一個側面:“在強調保障人們信教自由的同時,也應當強調保障人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這是同一問題的兩個不可缺少的方面。……保障信教自由,不但不應妨礙而且應當加強普及科學教育的努力,加強反迷信的宣傳。”文件接著又精辟地論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實質以及我們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處理一切宗教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21]查閱《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及十八大以來諸文件彙編,這一論斷和表述並沒有改變。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5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今年4月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的領會這三者是完全一致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這一系列講話中強調要堅持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主要是針對黨內狀況、全國廣泛存在的求神保佑、迷信盛行以及入教人數不斷增長等三個動態而言。兩相對照,就不難發現該文作者的提法和解釋是不符合中央曆來的有關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精神。

(4)關于宗教工作的實質及統戰工作中“誰領導誰”的論斷問題,《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宣傳無神論》的作者從前面所提到的三個錯誤出發,進而對宗教工作的實質和統戰工作做出如下的表述:“黨的宗教工作是無神論者做有神論者的工作,這就有了一個統一戰線誰領導誰,誰影響誰的問題。”這又是個似是而非的、不確切的論斷。盡管引文以下兩段關于堅持和宣傳無神論的意義和緊迫性都是對的,本人亦深表贊同,錯誤就在于爲了突出無神論,設定了一個錯誤的前提,把正確的具體內容裝進一個錯誤的框框裏。

無神論與有神論是本文開首所說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落實到“人”,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之間的關系不是中國共産黨作爲宗教工作的領導者與工作對象關系定位的根據。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和布朗基主義者都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宣布新社會的第一個法令就是消滅宗教。這也是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的關系,但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的共産黨人的主張。黨的宗教工作不能從信仰層面定義爲“無神論者做有神論者的工作”,而只能從政黨、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曆史階段的政治關系出發去概括,即黨的宗教工作是執政黨及其派生機構(統戰部)做宗教信徒及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其中廣大信徒群衆是基礎性工作,因爲“宗教工作實質上是群衆工作”(見習近平在2015年5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爭取、團結和教育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種宗教職業人員,是黨對宗教的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的極其重要的前提條件。”[22]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和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對19號文件中提出的“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處理一切宗教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做了具體的闡述,這就是前面提到的,貫徹四個“必須”,從而達到“爲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

國家與宗教的關系,同政黨與宗教的關系,是相關且又不同的兩回事,更不能把它歸結爲“無神論者做有神論者的工作”。就現階段的中國而言,國家及其管理機構即各級宗教事務局行使宗教事務的管理工作。此外還有協管的民政部門,國家安全、治安部門。作爲施政主體,同黨的工作部門不同,存在“公仆”與“主人”的關系,行政部門按法治程序授權才有管理宗教事務的權力。同非信徒一樣,廣大信徒也是行政機構的服務對象。從理論上說也不排除有神論者可以依據憲法和全國人大條例在管理機構任職。作爲“被施政”的另一方,也不一定就是有神論者,而且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也有權對施政主體行使監督權。此外,宗教事務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它的施政對象不一定就是教會,而是同宗教有牽連的諸關系。

20世紀90年代浙江某縣在教堂辦科普,宣傳無神論,這是不妥的,作爲宗教局的工作,其對象是那個主辦科普的單位,而不是作爲信徒的有神論者。城市擴建,教堂移位,近20年是常有的事。工作對象是城建與教堂雙方關系的事,根本不涉及信仰層面關系。溫州平陽縣鳌江鎮一個教堂因街道擴建,不得不易地重建。在選擇重建地點方面,教會內因涉及教徒居住地遠近的差異,又涉及承建方同教會中不同利益,開始是教會內爭議、治安部門介入反而複雜化了。近10多年高校內常有學生自己組織的“非正規團體”讀經,研讀教義典籍,多爲非教徒者所爲,給宗教管理部門提出了新的課題。2010年12月,10名儒學學者聯署,強烈反對曲阜孔廟3公裏處葛莊的基督堂改建。2015年,又有兩名山東省政協委員、儒學學者呼籲“保護聖城”,反對即將開工的葛莊改建教堂,這是涉及宗教間關系、宗教與社會關系、宗教建築與城市規劃間關系的問題。2014年,浙江省某部門召開一個座談會,討論神學院課程設計。原方案上有神學院必須開設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無神論教育的課程。是否合適?會上兩種意見各執一端。這是宗教管理部門自身需要學習中央有關宗教管理和宗教工作的文件,妥善處理的問題,換言之,施政于自身。近10多年城市擴大、鄉村城市化打破了原來的城鄉行政區域,幾種信仰者雜居于一個社區。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帶來中外交往的新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海內外宗教間關系。凡此種種,大都是1982年19號文件頒布後出現的新課題。這些都屬于政治和社會管理領域,而不是什麽意識形態領域的“無神論者做有神論者工作”的問題。

(5)統一戰線中“誰領導誰,誰做誰的工作”問題的根據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統一戰線亦不例外。領導權問題,是個政治領域的問題,而不是有神論者與無神論者關系的問題。如果以信仰爲依據,那麽宗教界人士即使雙手贊成黨的政策,僅僅因爲對在宗教場所宣傳無神論有意見,就可能被視爲反對黨的領導。而且把無神論者做有神論者工作當作是否堅持統戰部門黨領導的標志,很可能攪亂宗教領域的統戰工作,還波及宗教管理部門的工作。

向宗教界人士或在宗教場所宣傳無神論,這是違背黨的宗教政策的。中央19號文件,特別是第12節說得很清楚,黨政各主管部門必須“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必須“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關于宗教的理論”,這是對黨的統戰部門和宗教局幹部自身的要求。“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唯心論(包括有神論)”,宣傳無神論,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是黨在宣傳戰線上的重要任務之一”[23],是宣傳部、教育部和科學普及協會的職責,而不是統戰部和宗教事務局的職責。這兩大部門不應向統戰對象、施政客體宣傳無神論,或組織批判唯心論和有神論的學習。我們都應牢記列甯的話:真理面前再多走一小步,就變成謬誤。這一步千萬跨不得!

3.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費爾巴哈,與一切社會主義派別的宗教觀的根本差別就是,馬克思認爲宗教的存在有長遠的、深刻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因而同宗教作鬥爭,首先要指向其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這是1845年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確立的,恩格斯後期在《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加以強調和發揮的基本原則。列甯在《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說:“必須善于同宗教作鬥爭,爲此應當用唯物主義觀點來說明群衆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目的在于消滅産生宗教的社會根源”,否則,“無論什麽啓蒙書籍都不能使這些群衆不信仰宗教”。列甯還說,恩格斯“多次譴責那些想比社會民主黨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譴責他們企圖在工人政黨的綱領裏直接承認無神論,即向宗教宣戰”。列甯在引證恩格斯對杜林和俾斯麥的評論時說,工人政黨應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不是“把宗教的分野提到首位。”[24]十月革命勝利後,列甯總結執政黨4年的經曆,提出取得政權後應“審慎地、緩慢地、逐漸地改造舊事物”,還說:“對于一個真正革命者來說,最大的危險,甚至也許是唯一的危險,就是誇大革命作用,忘記了恰當地和有效地運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條件。”[25]

中國共産黨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列甯有關論述的精神:“對宗教問題,一定要采取如列甯所指出的‘特別慎重’、‘十分嚴謹’和‘周密考慮’的態度。誇大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張皇失措,是不對的;忽視實際問題的存在和複雜性,掉以輕心,聽之任之,也是不對的。”[26]在研究馬克思主義與宗教以及在社會主義社會曆史階段政黨、國家、宗教三者之間關系時,重溫上面一大段論述不無裨益。這是前人沒走過的路,沒做過的探索,而且國際環境錯綜複雜,變幻莫測,必然會碰到許多新問題,因而也更加需要在黨的領導下,遵照曆來文件精神,“政界”、“教界”、“學界”齊心協力,共同探討。

在宗教“三界”中,“學界”由于曆史上原因,20世紀80年代才起步,它最脆弱,而且舉步艱難。各方對它都有戒備心理,也最易遭到誤會。學術研究是從實際出發,獨立探討,科學嚴謹地發表研究成果,這與遵紀守法內外有別,遵守科研、教學與宣傳的不同准則之間並無根本矛盾,二者完全可以兼顧。“學界”又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30多年來,它在促進宗教領域中外學術交流和互相理解,改變中國宗教的國外形象,推進宗教領域學術研究,爲國家決策建言獻策,協助有關部門做好宗教管理、宗教工作等等方面做了許多別人替代不了的工作。就以無神論宣傳爲例吧,正是“學界”提供了古今中外各種形態的無神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當代海外無神論研究的信息,還有所謂“新無神論”、“新有神論”的信息。再以宗教是否能拯救道德沈淪問題爲例,學者關注從理論高度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注意到宗教學和宗教倫理學研究中還有另一種觀點:宗教不利于人的倫理道德修養和人生價值追求的提升。落實到中國當代的實際,我們既堅持宗教與倫理關系問題解決的方向:宗教無法承擔解決當下中國道德沈淪的角色;同時我們又充分肯定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現階段宗教的地位和功能,它有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一致的地方。只有那些末流“學徒”或冒充者才鼓吹什麽宗教拯救道德,黨員信教。

找一些言論當靶標,然後又把這些不倫不類的東西說成“學界”知名學者的代表性言論,痛批一番,再暗示別人,“興風作浪者”原來是“早已皈依基督教”的學者。這就有失風範,不是自己9月8日文章中說的“討論中能夠尊重對方原意,是什麽問題就說什麽問題,不要輕易扣‘左’‘右’之類的政治帽子。”明知這樣做“曆史上效果大都不好”,爲什麽卻偏要這麽做?百思不得其解,故撰文求解,別無它意。

*本文屬教育部重大項目“宗教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研究”結項著作中“理論難點、熱點”之一(項目批准號:08JZD0005)。

注釋:

[1][4][5]朱曉明:《對無神論,既要堅持更要積極宣傳》,《環球時報》,2016年9月12日,第14版。

[2]浙西麻蓬天主教村有270年曆史。這個村320戶1200多人,全是天主教徒,各個時期都有些教徒自願參加共産黨,還擔任了村幹部,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不參加村裏的宗教活動,不在黨內傳教,但爲工作方便保留他們出生後就受洗過的教徒身份。這幾位黨員身份的教徒一直以村委會的名義同教堂的“黨務管理委員會”溝通,協同處理有關事務。我同意“黨員不能信教”,但不贊成籠統提出“教徒不能入黨”。

[3][6]朱維群:《“黨員不能信教”原則不可動搖》,《環球時報》,2014年11月14日,第14版。

[7][12]朱維群:《爲什麽“宗教信徒入黨”行不通》,《環球時報》,2016年6月21日,第14版。

[8]朱維群:《無神論宣傳過頭了嗎?》,《環球時報》,2016年9月8日,第14版。

[9][10][25]《列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三版,第211、220-221、612頁。

[11]朱維群:《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宣傳無神論》,《環球時報》,2016年5月4日,第14版。

[13]按朱維群同志說法,我國國情之一是“信教人數龐大”,參見《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宣傳無神論》。

[14]參見刊登在《環球時報》上的5篇文章(2014年11月14日,2016年5月4日、6月21日、9月8日、9月12日)。

[15]《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第163頁。

[16]列甯:《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列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三版,第253-254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223-224、242頁。

[18]參看《鼎》(香港)2013年冬季號,總171期,“都市民工潮引發牧民新需求專欄”。

[19][20][21][22][23][26]《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第509、509-510、510-511、511、520-521、507頁。

[24]列甯:《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列甯選集》第二卷,第250、251、248頁。

(作者系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

(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5期)

 

發布時間:2020/9/27 9:25:00,來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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