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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儒學智慧助力世界和平

楊朝明

 

人本網藝術鑒賞

20世紀80年代,在討論“面向21世紀”的國際會議上,有西方學者提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致力于社會和諧、天下大同。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減少紛爭、消弭戰亂,需要借鑒中國儒學智慧。

“和而不同”與相互尊重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是講君子的境界。君子能夠與他人和諧相處,卻不會簡單苟同附和;小人則相反,往往苟同附和,卻未必能與人和諧相處。也就是說,君子不會相互勾結、黨同伐異,不會不辨是非、喪失原則。

中國文化重“和”,以和爲貴,但不是無原則片面追求“和”,而是不違背禮法,不爲和而和。“和而不同”重點在“和”,同時強調承認差異,強調對差異的理解與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釋說:“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和尊重具體體現爲“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曲意逢迎。

和而不同,以禮節和,關鍵在于“禮”。孔子說:“禮也者,理也。”人們循理而動,才能和諧。顯而易見,和平與和諧需奠基于人類理性與道德的團結。然而,由于對彼此缺乏了解等原因,不同國家與區域之間還充斥著猜疑甚至敵意,有的則不顧及諸如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則,以自身的傲慢與偏見看待他國、敵視其他民族。和平必須奠基于人類理性與道德之上,當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經濟下滑,尤其需要國家間的互助與協作,各國政府和民族之間應求同存異,彼此尊重不同的想法。

東海西海,心同理同。關鍵是要遵道而行、循禮而動。世界上最根本的理,在于“愛”“敬”二字。儒家重視孝悌,正是視愛與敬爲“政之本”。孔子主張“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漢代亦有“人道之極,莫過愛敬”的說法。西方有博愛精神、神聖觀念,與中國儒學的仁愛精神、敬畏觀念殊途同歸,世界各國與各民族只有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異,真正發揚“愛與敬”的文化精神,才能爲世界和平奠基。

“推己及人”與互相包容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突出特點在于以人爲本,思考人性和人的價值。人是社會的人,就應該思考“人之所以爲人”的問題。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注重克己推己的修己功夫,這也是儒家思想學說的精髓與根本。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稱這個“一”貫之道無非就是“忠恕”而已。忠,克己修己;恕,推己及人。

在早期中國,“一”意味著整體思維。人們認爲世界原初狀態是“太一”,現實世界由“太一”化生而來。孔子說“夫禮,必本于太一”,又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處理現實世界的各種關系,必須有“一”的思維。現實世界有數不盡的兩兩相對的關系,要有“一體”思維、“整體”的觀念,處理人際關系則要遵從“忠恕”之道,有修己而推己的換位思考。中國聖王之道無非“忠恕”而已,“忠”是人們修養的基礎,“恕”是爲人處世的境界。修己使個人莊敬,修己以安他人,修己以安頓百姓,這是極高的境界。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安百姓,和天下,這是和諧世界的需要。“忠恕違道不遠”,人若做到“忠恕”,距離“道”就很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看似簡單的道理,似乎人人可爲,卻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人們好像不難孝親,卻未必能將這種“親親”之心推衍放大。人能“親親”,才有可能“不獨親其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夠“泛愛衆”,讓世界充滿愛!儒家特別看重“忠恕”的修養方式,以之爲“絜矩之道”,稱之爲“君子之道”,就是希望在處理各種人際關系時推己及人、換位思考。

英國作家貢布裏希說,在孔子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世界知名學者孔漢思說,全球倫理最基本的兩個倫理框架,一個是人道,即孔子說的仁;第二個是孔子在人文規則曆史中設立的第一個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人如能正身修己,尊重包容,以忠恕之道勉力而行,並將這種修養方式由人與人,推至國與國,擴于民族、宗教、文明之間,世界大同理想就不難實現。

“天下爲公”與共同發展

孔子“述而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繼承他以前數千年的中國文化,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的社會理想。他希望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希望人們推衍親情,放大善性,各盡所能,相互關心。他站在人類發展的中心點,思考人心與道心、人情與人義、天理和人欲的關系,希望人們都按照“社會人”要求修養自身。這是2500年前孔子儒家所發出的強音。

天下爲公,意味著和諧相處,守望相助,共同發展。所謂“背私爲公”,“公”指的是公共意識、公共道德。儒家講求“角色倫理”,要求人們各正其名,安其分,盡其力。唐代有人雲“心苟至公,人將大同”,明末思想家有言“天下非一姓之私”,提出了“公天下”主張,還把它凝聚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個人道德要求。“天下爲公”是中國社會公德的最高原則,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核心。

中國先民認知世界,乃以天地爲師,著眼古往今來,關注四方上下。在中華文化早期典籍中,“天下”“萬方”“四海”這樣的概念層出不窮,這源于中華文明的天下觀、世界觀、整體觀,在與世界的互動中,人們理解到“天道成而必變”“道彌益而身彌損”,從而強調人際之間、邦國之間的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合作共贏。

孔子提出的方法是簡單的,但其中蘊含著比人們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孔子思想包含了“天地之美”“萬物之理”。早在1843年,美國的艾默生得到中國的四書譯本後細心研讀,從而對孔子産生了仰慕之情,他認爲,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具有入世精神,又能自拔于流俗。他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也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埃及前總理伊薩姆·沙拉夫則認爲,這個“無序混亂的世界”要“找到一個理想的平衡點”,做這件事情的主角應該是中國。他強調,人們一定要珍視這個傳統,這些價值觀不只中國人民需要,全世界也需要。

中華文化追求“王道行天下”,王道政治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孔子談“王天下之言”,孟子言“王”“霸”之別。霸道,依靠兵甲之力,使人被動屈從。王道,以德行仁,使人心悅誠服。思維標識價值取向,決定行動走向,中華傳統將榮譽與責任看得更高,兼顧多方利益。“天下爲公”就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致力倡導和追求的“王道”,是中華文化最“珍貴的遺産”。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深層思想根源。

(作者:楊朝明,系孔子研究院院長、教授)

 

發布時間:2020/11/16 9:38:00,來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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