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  繁体
打印

 

中國曆史上的“邪教”概念、特征及處置

 

人本網藝術鑒賞

一、 曆史上的“邪教”概念及演變

雖然“邪教”一詞在中國曆史上實屬晚出,但是與“邪教”的範疇相涉的事物則古已有之,早期道教和佛教的一些派別都曾被認爲是“邪教”。

迄今可以從中國曆史文獻中看到的有關“邪教”一詞的最早記錄是唐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向唐高祖上的一份“廢省佛僧表”,內稱“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稍後的《法苑珠林》中有《妄傳邪教》一篇,則爲反道教宣言。這些地方是將本宗教之外的宗教指爲“邪教”,其含義近似西方的“異教”。但是,對于與今天“邪教”意義更爲接近的各種活動,曆朝古籍中常常不使用“邪教”一詞,唐及以前常常采用“妖術”、“妖賊”、“妖訛”等“妖”系列詞,宋及以後由于“食菜事魔”的摩尼教(明教)興盛,對“邪教”常常以“魔”稱之。

明清兩代,“邪教”的概念已經逐漸接近現代意義,但是明代並不常用“邪教”一詞,而是沿用前代的左道、妖術、異端、妖訛等各種說法。真正開始全面使用“邪教”一詞是在清代。當時的各種文本中均普遍使用“邪教”來指代各種民間秘密宗教,“邪教”成爲內涵相對固定的概念。如錢大昕就曾雲“乃知‘吃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邪教”這一術語此時被正式用于官方文書當中,清代曆朝上谕、臣工奏折、政府告示中均頻繁使用。

二、 中國曆史上“邪教”的認定與特征

中國曆史上一直以來並無一個“邪教”的具體定義或認定標准,通常是在遇到具體的某個事件時再將其歸爲“邪教”。對曆朝曆代的“邪教”與反“邪教”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通常一個教派如果影響較大,信徒衆多,就會開始受到政府關注。如果再伴有“夜聚曉散”或是“男女混雜”的現象,那就離“邪教”更近了一步。

另外一個標志就是,谶緯式口號、末世觀念的提出和新神降世的宣傳。谶緯式口號常使人相信“天命”已經改變,而末世觀念認爲現世即將毀滅,如果要得到救贖,唯一的辦法就是信仰此教;新神降世則隱喻統治者的更疊。這些都具有煽惑民衆的作用。現代“邪教”也常常通過預言和宣傳末世的方式來迷惑信徒。

總體來說,曆史上各個朝代認定“邪教”的標准是接近的,但是隨著時代變化其關注點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基本上同一時代的秘密宗教,在教義、組織形式和儀式方面都有某些共通之處。一般來說,它們都衍生自某幾個宗教教義比較完善,影響較大的教派,例如宋元時期的教派多有彌勒明王之類信仰,有“男女混雜”,“夜曉散”,“吃菜

事魔”,“燒香結會”等認定標准,而羅教興起之後又大都崇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白蓮教之後的教派大都采取家族傳承的世襲方式,尤其清代,一個教派由一個家族經營的現象十分常見。在“食菜事魔”出現後,幾乎所有見于史料記載的教派都吃齋,不管其教義是否與摩尼教有關。而從白蓮教開始的教徒過世俗生活的特征,也被幾乎每一個教派保留下來。這些教派之間有複雜的親緣關系,分支、合並、易名現象很多,以至于教義當中互有雜糅,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教派吸引信徒入教的方式也很相像,大約有:宣傳教主靈異,鄰裏戚屬之間相援引,以末世論制造恐慌,以及以利益相引誘幾種方式。其中以利益引誘的方法一是開出“劫後”或“來生”的空頭支票,二是使用谶緯式的預言使信徒相信將來會有好處。

三、 中國曆朝對待“邪教”的態度和處置方式

中國曆朝對待“邪教”的態度大致相似,只是有寬嚴之分。從秦代起,即有妖書妖言罪。唐時,制造、傳播、私有妖書妖言皆有罪,處以絞刑、流放、徒刑、杖刑不等。明朝對于妖書妖言罪加重爲“皆斬”。清律規定,凡造谶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監候。

宋代民間宗教活動增多,政府也逐漸重視對“邪教”的處置。首先命令地方政府嚴格查處,如不能發覺者,予以重譴,知而不舉,與同罪。另外對能舉報者給予獎勵。同時,因許多秘密宗教都是借迎神賽會之機進行宗教活動,對民間結社行爲嚴格控制,並且廣泛打擊淫祀。另一方面,政府加強宣傳活動,多次令地方官出榜曉谕,自首者原罪,限滿不首者許諸色人等告。

元代基本沿用了之前的政策,實行夜禁,“一更三點鍾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鍾聲動,聽人行……其集衆祠禱者,禁之。”另外,對集會行爲也嚴加控制,保持非常謹慎的態度,甚至連民間祈神賽社活動也遭禁止。

明代一沿前例,禁妖書妖言左道等,由于民間秘密宗教活動轉盛,又有元朝滅亡的前車之鑒,明代新設了師巫邪術罪,禁止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乃至一應左道異端之術,並且禁止“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除了對教中主要分子加以重罰外,還收繳經書,焚毀經版,拆毀淫祠,銷毀偶像(包括教主墳墓),沒收教産等等。

清代爲民間秘密宗教最盛的朝代,政府的態度也最爲嚴厲,從清代檔案中留下的大量關于“教案”的記載就可見一斑。並且,《大清律》特設“興立邪教罪”,處罰頗嚴。一方面,清朝政府嚴格查處邪教,幾乎每個皇帝都曾多次下谕令地方嚴防嚴查。另一方面,從中央到地方都普遍進行宣傳,嘉慶帝甚至專門撰寫了《禦制邪教說》曉谕天下。一些地方官意識到“邪教”的嚴重性,也努力設法整治。例如黃育楩作成《破邪詳辯》一書,詳細批駁“邪教”之非,將其印刷裝訂分發。

除了逮捕“邪教”主要分子,政府還使用許多其他手段。其一,沿襲前朝制度,禁止私立寺觀,私度僧尼,但是此時的秘密宗教通常都讓信徒保持世俗生活,因此此條的約束力就很小了。其二,禁毀邪教經卷。其三,禁淫祀。淫祀中的神靈多有與邪教相通者,因此對淫祀的禁止也部分打擊了邪教。其四,嚴格監控教首家族或邪教重要分子。因爲教首家族遭打擊後,失去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因此還活著的家族成員往往圖謀複教。一些在傳教活動中獲得利益的重要分子,也會利用教首家族的影響號召曾經的教衆。

但是,清代的地方官員並不總是致力于查處“邪教”。由于種種原因,在面對“邪教”問題時他們存在著很多顧慮。有些時候他們爲了避免任內出現不良事件,顯得教化無方,即使發現“邪教”問題也隱瞞不報,或者加以很輕的處罰,放任自流。另外,如果有人告發就嚴密排查的話,一方面因循之習讓他們不願意這樣做,另一方面也是擔心並未查出任何結果,會落得擾民的罪名,或者因查處太嚴,激成教徒暴動。地方官在“邪教”問題上的角色實際上是很尴尬的,懷柔政策可能被指責辦事不力,而嚴酷鎮壓又可能承擔激起民變的責任。

四、 結論

中國曆史上的“邪教”概念晚于“邪教”事實出現。在漫長的曆史時期中,對“邪教”並沒有明確的定義。雖然曆朝法規都對類似的行爲做出了禁令,但“邪教”與宗教之間的界限仍不明晰。普通的民間宗教可能在某一情形下很快地轉化爲“邪教”,集結起來進行反政府的行爲。因此曆朝曆代對民間宗教都抱著警惕的態度。

在不同的曆史時代中,認定“邪教”的標准不同。這可能源于每一時代“邪教”具有的共性。但是由于“邪教”與宗教之間缺乏明確的界限,在處置具體事件時,常常由于君主或官員的個人原因,將普通民間宗教上升爲“邪教”來處理,或將“邪教”作爲普通民間宗教而不加處理。而君主或官員自身也處于兩難的境地,既恐懼不加處置,民間宗教最終轉化爲反政府力量,又擔心處理過嚴,反而激起教徒暴亂。中國的民衆向來是多神信仰,沒有“異端”思想,因此常常崇奉各種不同的神靈,包括官方承認的神靈與“淫祀”,這也使得“邪教”活動不容易區分于一般的崇拜活動如迎神賽會,燒香拜神等,增加了“邪教”活動的隱蔽性,也頗有進行一般的崇拜活動者被株連。不信教的民衆對“邪教”的態度,通常是冷漠的旁觀者,因爲舉報者容易牽連自身,而鄉土社會的結構也抑制了這種舉報行爲。另一方面,出現了一些利用政府對“邪教”的方針挾嫌報複的誣告者。因爲“邪教”具有一些與民間信仰的共同行爲,例如吃齋念經,燒香拜佛等,所以進行這一指控非常容易。

總而言之,在中國曆史上,“邪教”對當時的政權的危害性是巨大的。幾乎每個朝代都經曆過大規模的以宗教組織起來的武裝暴亂。這一類的行爲曾經顛覆了多個政權。而“邪教”雖存在著一些共同特征,但是與正常信仰活動之間卻沒有截然的分界,這使得其活動具有隱蔽性,對其進行處置存在相當的困難。

 

發布時間:2019/8/15 8:38:00,來源:科学无神论

我有話說

book 邪教剖析
首页    51    50    49    尾页    跳转至Go
崇尚科學 反對邪教 端正信仰 弘揚法治  天津市反邪教協會版權所有  推薦使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0以上版本
Copyright © 2011-2020 Tianjin Anti-cult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津ICP备11007108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102000157号